先生小传
何沁，1927年生，原名何明德，河南南阳人，中共党员，中共党史学家，我校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我校中共党史系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组党史党建组副组长、国家教委政教司组编政治理论课中共党史教学大纲成员等职务。1955 年留校任教，为新时期党史学科的教学、研究、对外交流、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和教学工作，担任主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先后三次出版、发行量上百万册的国史教材，在国史学习、教育、宣传和人才培养方面产生了重要社会影响；所著《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认识史》是国内同类题材的代表性学术成果之一。
在当代人大学人的故事中，何沁的名字必然闪耀其中。这个出生在佃农家庭的贫苦少年，在苦难生活中坚持学习，在解放战争中携笔从戎，在高等教育领域耕耘一生。
作为一名青年学子，他辗转多地、克服诸多困难，宁愿节衣缩食也始终没有放弃学业，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读书梦，不断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寻找光明。
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他在解放战争中跟随大部队一路南下，向着胜利不断进军，写下了一篇篇来自前线的精彩新闻报道。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他是全国党史教育工作的一名老园丁，默默耕耘几十年，培养了一大批党史教学和研究人才，为党的理论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贫苦少年携笔从戎
1927年，何沁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县赊旗镇（现为南阳市社旗县）周庄村一个佃农家庭。周庄村只有几十户人家，大多是贫苦农民。何沁的父亲虽然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却极为重视教育。在大多数小伙伴开始帮家里做农活时，何沁却幸运地走进私塾开蒙读书。后来，父亲到镇上当学徒、做生意，何沁也跟着来到镇上进入正规小学。由于接受了良好的国学启蒙，少年何沁在小学连连跳级，只读了三年就小学毕业。但何沁在童年时期学到的最为刻骨铭心的课程，却并不是在学校里教授的，而是苦难岁月教会他的一堂必修课。在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下，神州大地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极端艰难困苦的生活，给年少的何沁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和不可磨灭的记忆，他早早地体会到旧社会的黑暗和穷人的苦难，许多情景和画面让他一直铭刻在心。
在这样的境况中，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何沁经过多方考虑，选择报考国立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水专”）。这所主要培养水利方面人才的学校虽然与何沁心中的文学梦想相去甚远，但学习期间吃穿住用等费用全免，省吃俭用的话还能小有节余，何沁因此将水专作为最优且唯一的选择。1944年夏，水专发榜，看到自己榜上有名，何沁情不自禁地欢呼：“我有学上了！”第一学期放假回家，何沁的确没有向家里要一分钱，还把节省下来的伙食费交给了母亲。
时局动荡，何沁的水专生活在学校数次迁徙中持续着。山沟里条件艰苦，但何沁“从一些报纸、杂志上，仍可以得到外界的信息，感受到国家、民族跳动的脉搏”。当时，蓬勃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成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何沁在完成学业的同时也投入到火热的学生运动中，经受了革命的洗礼。他和一些志趣相投的同学秘密组织出墙报，针对当时的形势和学生运动发表感想和评论。他写作的一篇反映农民苦难的短篇小说《刘嫂》，还发表在了《中国时报》副刊上。这段时期的经历奠定了何沁从事革命文化工作的基础。
毕业前夕，何沁带着种种迷惘和无奈，和十几个同学一起被分配到安徽省水利局所管辖的堤防修建工程处，过着枯燥乏味的实习生活。他们既与官场衙门作风格格不入，又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思考未来出路。1948 年，开封解放，何沁收到同学的来信，邀他一起前往苏北解放区。当时长江已经封航，何沁却丝毫没有耽搁，他克服重重困难，于 1949年 2 月底到达苏州，并在不久之后迎来了南京和苏州的相继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象征着革命，令何沁向往、仰慕已久，因此，当解放军第十兵团政治部成立“青年干部训练大队”，招募知识青年入伍时，怀着满腔热情的何沁立即报名参加，开始了一段军旅生涯。
从战地记者到大学老师
何沁曾跟随部队向福建进军，辗转于崇山峻岭之间，也曾作为前方记者，奔波于金门岛附近沿海和大小嶝岛之间，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前前后后写了几十篇通讯报道。参加解放军的经历，对何沁的人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从人民军队这座革命的熔炉中学习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解放军领导的武装斗争也成为了他日后的研究领域之一。
出色的文字功底使何沁作为文化干部由部队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理论学习。“如果不是由部队选送到人民大学学习，我恐怕就走上文学道路了。”何沁说，“我到人民大学学习以后，本应当回部队的，但是学校里说，我们给你们部队里培养干部，你们也得支援支援地方啊！”于是，何沁作为部队支援地方建设的骨干分子，留在了中国人民大学，从此一生与党史研究相伴。
1949年，何沁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离开部队到大学深造之前，他郑重地向党组织表示，希望把他在部队的表现介绍给新的单位。后来，何沁所在部队的党支部专程为他写了介绍材料，转交给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何沁在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深耕党史育新人
“在人民大学研究班两年的学习，使我接受了比较系统的马列主义和中国近代史的教育，特别是加强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专业学习，由此也开启了我的教书生涯。”自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何沁就一直奋战在教学第一线，长期从事党史教育，开展人民军队武装斗争史的教学研究。
“应当说，我一开始就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上工作的。人大党史系是国内当时唯一的中共党史系，有何干之、胡华这样的大师，设有本科、研究生、进修班各种班次，担负着为全国高校输送和培训中共党史教师的任务。”谈起在人大党史系的工作经历，何沁感到十分自豪，并谦虚地说，“人大党史系出色的老师还有很多，他们的成就比我大得多，我做的实在不算什么。”
当时，在著名党史专家、党史系系主任何干之和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胡华的主持下，为了开拓课程建设新领域，加强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经验的研究，人大党史系立足党史教育的需要，开设了中国工人运动史、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等一系列新课程。何沁负责武装斗争课题的研究，在既没有现成的案例可借鉴、又没有充分资料的情况下，他广泛收集素材，到军事院校取经，几乎付出了所有的精力和时间。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中国民主革命的武装斗争问题”课程体系终于逐步形成。
20世纪60年代中期，何沁开始为留学生讲中国革命基本经验，他与王淇合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经验简介》成为人大党史系第一本供留学生使用的、介绍中国革命经验的教材，影响深远。
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何沁除继续撰写研究武装斗争方面的文章外，还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进行中共党史教材建设。
1983 年，何沁、沙健孙、张静如等专家在广州拟定高等院校中共党史教学大纲时，讨论了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对象问题，推动新时期中共党史学界把研究学科理论与方法的问题提上日程。何沁强调，在当时的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改革中，把中共党史课程改成中国革命史课程，以便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以中国革命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是从高等学校青年学生的特点和思想实际出发，有效地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理想教育的重要措施。但是，把中共党史课程改成中国革命史课程，绝不是简单地改变一下课程名称、扩充一些内容，而是必须首先从根本上弄清中国革命史与中共党史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的区别。只有这样，才能跳出原有的框框，在全面研究中国革命的条件、内容、经验及其规律的基础上，建立中国革命史新的学科体系，更好地达到中国革命史的教学目的。
20世纪80年代末，中共党史的研究重心从新中国成立前向社会主义时期转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方兴未艾。中国人民大学发挥在全国高校中党史学科的优势，最早开展国史学科建设。何沁率先在全国高校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即“当代中国史”这一全新的课程，并开始招收这个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党史国史专业人才。
何沁向何干之、胡华学习，一贯保持着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何干之老师讲课逻辑严密、思路清晰，他对我的启发很大。”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何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和对党史学科建设的深刻理解：“任何一个学科都需要投入、需要建设，否则再好的学科也会垮掉，党史学科更是如此。”“我信守一条：不说假话。坚持正确的东西、坚持真理不容易。”他的学生曾这样评价：“何沁老师尤其注重对史料的挖掘，他强调用历史事实说话，而且对历史的把握力求全面。”
一颗恒心著真章
对何沁而言，党史教学研究既是事业，也是生活。1983 年，何沁担任中共党史系系主任，主持推动全系的党史教学科研工作，为新时期党史学科建设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这一时期，何沁先后编写、主编了《中共党史讲义》《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纲》等教材和专著，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由何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内权威的国史教材之一，先后三次再版，发行量过百万册。但这本书的编著过程却并不顺利。何沁在担任系主任之后，不仅有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还要处理各项行政事务，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何沁倒在了病榻上。1991年 11 月，他突发脑卒中住进医院，经过抢救，一个月之后转危为安，但右肢特别是右手却从此开始不听使唤。何沁说：“我这偏瘫很严重，没有治好。我就跟我儿子讲，你给我弄个电脑。我首先要掌握电脑，左手能写东西，右手不能用了。”用儿子的旧电脑写作，虽然速度很慢，但慢有慢的好处，有利于学习和思考，他逐渐对使用电脑打字产生了兴趣。虽然仍然是用左手，而且是用一个手指头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但比起爬格子要快捷多了，也舒服多了。后来，更换成新电脑，他一小时可以打300字左右。
幸运的是，何沁的思维和语言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当时，国史编著已经立项，国家教委（教育部）多次邀请何沁继续主持这项大工程。盛情难却，百般思量之后，何沁开始招兵买马组织编写小组，带领 7 所高校的国史研究专家，于 1997 年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本大部头的国史教科书，并一版再版。从第一版到第三版，其渐趋厚重的历史感、现实感和逐步凸显的系统性、全面性，体现了国史研究者们不断求真、求实、求善的进取精神和学术风格，也彰显了何沁的史德和史识。时至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依然是国史学科领域中最具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精品教材之一，是学界必备的教科书和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的基本工具书，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营养和深刻的现实启迪。
2007 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写一本关于武装斗争的书作为献礼，是何沁的一个心愿。于是，他开始深入研究武装斗争问题，并编写论述中共武装斗争的专著《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认识史》。在研究中，何沁注意到，系统研究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和发展的著作很少，而这个问题又很重要，讲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发展历程，不能不联系到人民军队的诞生、发展和壮大。同时，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精神，也鼓舞着何沁克服困难坚持写作。最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仅用左手的一根手指在电脑上敲出了20万字的手稿，并于2007 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在长期的党史教学研究工作中，何沁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既重视党史的科学性、真实性，又注重发挥党史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作用，逐渐形成了求严、求实、求是、求新的党史治学鲜明风格。所谓求严，就是严格要求、严谨学风，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求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利用充分的资料，不发空论和违心之论；求是，就是对资料进行分析，从中找出规律，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求新，就是在上述基础上创新。何沁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说：“做人首要一点是实事求是，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只有这样我们的言行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错了，要真正总结出教训并加以改正。”
何沁尊崇并努力践行马克思“目标始终如一”的品格，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追求至善。他说：“革命以后，我们服从组织分配，既然选择了，就要竭尽全力，不求尽善、但求尽力！”在求真求实的道路上，何沁是一位执着的追求者，他潜心著述、教书育人，以行动坚守着对党的诺言，生动地谱写了一曲忠诚的赞歌。
（原文刊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报》2024年3月1日第1845期）
原文链接：何沁:躬身党史数十载潜心著述著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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