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老师在教学科研和金融政策实践中，始终坚持面向市场，也始终保持开放的学术视野和兼容并包的格局。我就多次参与曹老师组织的各种研讨会，也曾多次应邀为他主办的论坛讲座，例如，2010年9月，我就曾应曹老师的邀请在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资本经济与金融高级论坛做第81期的专题讲座，曹老师亲自主持，当时会场的热烈氛围，仿佛就在眼前，但曹老师却现在与我们天人两隔，令人伤怀。”
“曹老师已经离开我们了，但他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奠基者和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的主要创办者、北大金融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他所执著追求的‘士志于道’的精神不应离我们远去。曹老师曾说’回忆人生，最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是我选择了教师职业，我感到最大的荣幸是我能成为北大的教授，最大的满足和成功是我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学生。’作为后辈和学生，让我们带着对曹老师的追思，在曹老师为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发展勇敢探索的道路上，继承他的遗志坚定走下去。”
本文作者为《北大金融评论》总编辑巴曙松教授，他以学生与后辈的身份，撰写本文，以追忆曹凤岐老师。
曹凤岐教授的一生，完整经历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数次社会经济变迁，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他百折不挠，展现出了一名学人的坚持与韧性，抓住机会，力争为中国经济金融改革鼓与呼。他桃李满天下，为中国企业股份制改革，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一生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家国情怀的担当和对学生后学的一片热忱，正如他本人诗中所写“荣辱盛衰淡如水，洒向人间一片情”，始终鼓舞着我们。因此，在他逝世半年有余的今天，我想仍有必要写下这样一篇追忆的文章。
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说过：“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思想，不论它们正确与否，都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更有力量。”曹凤岐教授注定将在中国金融史上留下有力量的一笔。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曹老师功不可没。曹老师写出了国内第一本《货币金融学》，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90年代一大批经济学金融学专业的学生，他在《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中第一次提出了建立一个现代公司制度，其中关于企业制度、资本市场的许多内容，在当时都是极具开创性的。《货币金融学》、《证券投资学》、《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中国管理教学案例》、《货币金融管理学》等一系列书籍，影响了一代经济学人和金融从业者的成长。其中，曹老师的《货币金融学》还是国内当时率先将宏观金融、资本市场这些内容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的教材，并且将金融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特别是银行与金融体系改革紧密结合，在我走上金融工作岗位后愈发体会到其重要的指导价值。
金融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也是需要面向市场的学科，但是，金融理论研究、金融市场实践、金融监管与金融政策决策等之间却存在广泛的分割，即使是在金融市场实践中，不同的细分行业，例如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信托、租赁等等，也实际上存在不同的割裂，不少参与者往往只是碎片化地参与在其中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例如仅关注期刊发表为目的而不关注真实市场的书房中的金融研究，仅关注局部市场操作而缺乏宏观视野的金融实务，有勇气、也有能力打破这种金融内部的碎片化和割裂的学者，实际上并不多见，我认为曹老师是其中为数不多能实现这种跨越和知识经验整合的优秀金融学者之一。他的基金会设立的奖项中，就专门分别设立了“经济与金融理论突出贡献奖”和“金融实践创新奖”，他研究资本市场，但是不仅仅局限在资本市场，而是尝试将资本市场放在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变革中来考察。我获得了2012年北京大学曹凤岐金融发展基金的首届奖励，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份光荣，但更是一份期许和责任的传承。
关注卓越成绩的光芒往往会让人淡忘来路的崎岖坎坷。特别是特殊历史时期下回归常识需要付出的艰难险阻、在重大历史关头的关键选择和勇气对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来说已经渐行渐远。如果说在教学科研领域的开疆拓土是出自一个学者的学术和教育追求，那么在中国改革开放跌宕起伏的大潮之中旗帜鲜明地扛起企业改革的大旗，则是出自曹老师作为一个中国学人的责任与担当。曹老师求学的历程十分坎坷，天道酬勤，直到而立之年才得以崭露头角。曹老师在1979年终于走上了讲台，并在这一年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银行的作用》，提出只有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银行才能发挥作用的观点，这个观点在当时还相当有冲击力。曹老师是最早提倡推行股份制改革和发展资本市场的学者之一，但改革却并非是坦途，总是伴随着曲折和争议，1984年中国金融学会年会上的一篇文章《叩开中国证券市场大门》引起了会上不少的反对声音，证券市场仍然被认为是“最资本主义的东西”，曹老师在会议上对文章予以高度评价，于次年的文章《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国要开放股票市场，并引入了社会主义的股份制度这一概念，初步设想了股票市场与国家计划的关系。在刑法正式废除投机倒把罪（1997年）的9年前，曹老师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正确认识证券市场中的投机问题》，提出了投机是证券市场上正常行为的观点，这在当时引发了诸多讨论，不乏非议。即便今天看来，提出这样的观点也需要极大的勇气，所面临的压力超出外人的想象。1980年代末的那段时期，曹老师主编的《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一度被打成了“大毒草”，曹老师受到了一定冲击，但他并没有在股份制改革的研究中停下步伐，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他不仅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论证股份制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仅仅是一般商品经济社会中的高级的企业组织形式，还在股份制改革的诸多具体问题上进一步地研究，继续发表了《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证券市场》等学术论文。虽然1990年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已经成立，但证券市场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一环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仍然继续。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证券市场姓“社”还是姓“资”的公开讨论已经少见，但面对证券市场乱象还要不要搞下去的争论却日渐多起来，不少经济学者，其中也包括一些身处海外的学者，也一度认为中国尚不具备发展证券市场的客观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曹老师并没有过多的在争论中停留，他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中国证券市场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这一提法也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在特定阶段重要的发展原则。面对股票乱象引发的争论，他躬身践行“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积极参与到《证券法》的起草中去，经过数年的起草、争论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最终《证券法》在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通过，其中曹老师等专家为之付出的心血，难以估量。尤为令人称道的是，尚在股票市场要不要继续办下去的争论中，曹老师提出广义资本市场理论，明确提出“不能片面强调发展股票市场，而应全面考虑各专门市场的发展顺序和证券市场的整体结构问题”，曹老师在争论中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拓宽发出了一次又一次先声，一次又一次践行了他常提及的《资本论》中的那句话：“任何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一次又一次践行了他所说的，“如果能够做一块改革路上的铺路石子，我将终身不悔。”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能有今天的经济发展成果和证券市场的蓬勃，离不开曹老师等一代经济学者在改革浪潮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证券市场发展三十余年，离不开曹老师等一代改革弄潮儿打下的良好基础和持续不断的为证券市场的规范做出的一项又一项历史性贡献。正是在中国资本市场建设的实践中发现问题，将政策、市场与理论融合在一起，在推动市场前行的同时又构筑了理论的高度。
曹老师在教学科研和金融政策实践中，始终坚持面向市场，也始终保持开放的学术视野和兼容并包的格局。我就多次参与曹老师组织的各种研讨会，也曾多次应邀为他主办的论坛讲座，例如，2010年9月，我就曾应曹老师的邀请在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资本经济与金融高级论坛做第81期的专题讲座，曹老师亲自主持，当时会场的热烈氛围，仿佛就在眼前，但曹老师却现在与我们天人两隔，令人伤怀。
曹老师已经离开我们了，但他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奠基者和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的主要创办者、北大金融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他所执著追求的“士志于道”的精神不应离我们远去。曹老师曾说“回忆人生，最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是我选择了教师职业，我感到最大的荣幸是我能成为北大的教授，最大的满足和成功是我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学生。”作为后辈和学生，让我们带着对曹老师的追思，在曹老师为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发展勇敢探索的道路上，继承他的遗志坚定走下去。（北大汇丰P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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