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7日，北京火车站人山人海，18岁李桂平围着红围脖走在最前，姐姐陪着妈妈在最后，哥哥和姐夫帮着她拿着行李。李桂平就像是穆桂英挂帅，抬头挺胸大步向前。
一个月前，延安来人在李桂平所上学的学校作了报告，他说延安怎么好怎么好，什么柿子树，什么枣树，什么牛也多，什么羊多多。什么当年谁谁在枣园等等，李桂平和同学们一起憧憬着延安的美好，心潮澎湃。
李桂平是一位要强的女孩子，也是一位漂亮女孩，她积极上进在班里人缘又好，老师让她起带头作用，和同学们一起报名插队。为了
去延安李桂平用七天时间为自己织了一条红围巾。
李桂平一边向前走，一边想太好了，终于可以走了。妈妈再也管不了自己了，最起码在家的时候来月经了妈妈不让喝凉水，现在自由了，想喝就喝。
姐夫拉住李桂平说“你走慢点，妈在后面哭了”
李桂平说“哭什么，我又不是去死，过几年就回来了”
上了火车看到同学们都趴在窗口和家人说话，李桂平也趴在窗口高兴地听着送她的亲人一遍遍地嘱咐。当车站喇叭传来播音员说的最后一句话语时“——–，再见了，亲人”。原本欢笑的站台，哭声一片。当李桂平看着姐姐晕倒在站台时。泪水悄悄地从脸庞上滑落。
随着火车的行驶，哭泣的声音越来越少，越来越低。由窃窃私语慢慢地转变为欢乐的海洋，你说他笑好不热闹。后夜，李桂平就开始想家了，但是，她知道已经没有回头路了，父亲被打倒了（北京市供电局领导）她不插队，别人就会借机给父亲扣帽子，说父亲拖后腿，为了父亲她也要去插队落户。
从铜川换乘卡车继续向延安进发，一路走来全是颠簸的盘山路，颠来簸去看着卡车就要翻下深沟，知青们发出惊呼，换来司机的呵斥谩骂，男男女女知青们害怕了，他们挤在一起搂抱成团紧张的看着前方，胆小的人不敢看了紧紧地闭上了眼睛，你抓着我，我拉着你。
到了目的地，再次按名单分派到公社，大队来人赶着马车，牛车，毛驴车把分派好的知青逐步拉走了。社员们打起腰鼓，扭起秧歌，欢歌笑语迎接知青们的到来。
李桂平，王建华，徐艾琴，焦香四名女知青分配在一间窑洞。社员，小孩子就像是看新鲜你来我往，女知青们把从北京带来的糖果糕点分给看稀奇的孩子。
年三十的晚上，四名女知青坐在火炕上听着村庄鞭炮声，谁也不愿意说话，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李桂平说“要是在家，现在肯定正在擀饺子皮”。就这一句话四名女知青都哭了，别人家过年三十的夜晚充满欢笑，充满幸福。四名女知青过年三十哭泣了一夜。
四名女知青住的窑洞是老乡家的，老乡家中只有母子二人，窑洞的坡下是大片河滩地，也是村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祖祖辈辈在这里春耕春播，挑水施肥，秋季收割。
这是一个贫穷的村庄，土豆，玉米，黄小米是主要农产物，小麦面几乎只有过年时家家户户才会吃上一两顿。
房主家的儿子叫冯俊（化名）是一个老实憨厚的陕北后生，人也勤快，女知青的体力活他都会帮衬一把。队里分的土豆，粮食要从坡下运回窑洞，每一次女知青都会请他帮忙。慢慢地李桂平和他熟悉了，相互间也有了好感。
1971年，其她三名女知青的家人都是通过各种机会和渠道，让她们陆陆续续离开了农村。李桂平也想走，但她的家庭环境不允许，父亲还在隔离审查，二哥偷偷回去了，结果被遣送回插队的地方了。李桂平失望了，死心了，算了就留在这里吧。
李桂平看着空空的窑洞心里开始害怕了，为了安全，她晚上住到房东家的厨房里，冯俊的母亲说“城里的娃娃就剩一个人了，也不会做饭，也不会缝缝补补，怪可怜的。”有时候李桂平就在冯俊家吃饭，冯俊的母亲也会帮着李桂萍缝补衣服。
知青们是国家发口粮，李桂平吃不惯荞面，看着冯俊吃的是玉米面就说“你过来，我吃不惯荞面，你吃荞面，我吃玉米面”冯俊只是笑一笑就和她换了。冯俊说“荞面比玉米面顶饱”
知青们最初下乡插队的时候，村里的人不敢接触，时间长了出事了，上面下了“26号文件”，主要内容是谁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就对谁判刑坐牢，出了这个文件后，知青们和农村青年相互间保持了距离。
李桂平那时候也说不清自己是否与冯俊谈恋爱，但是生产队认为他们在谈恋爱，一天晚上，派出民兵排包围了窑洞，到冯俊家检查。结果李桂平在厨房睡觉，冯俊在他家睡觉，什么也没有发现，不了了之。
有人举报说，冯俊半夜钻到女知青李桂平的窑洞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革委会决定先把冯俊抓起来，再严肃审查，一旦定案最少十年，情节严重的都有可能判死刑。
冯俊的母亲流着眼泪拉着李桂平的手对她说“闺女呀，冯俊的命就在闺女你的手里，他能不能活就在你一句话了。”
第二天，李桂平来到革委会，革委会王副主任问她说“这件事情你是什么态度，说一说，不要怕。”
李桂平说“我自愿的”
王副主任说“你想好了再说，如果不是你自愿的，他就是典型的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罪，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李桂平说“是我愿意的。”
王副主任说“你是自愿的，这里有一份文件，你签字按手印。和他结婚，我们才能不办他”
李桂平知道按了手印就意味着自己从此后就留在农村了，她的命运和农村连在了一起，她看了看王副主任，咬了咬牙，选择了签字画押。
李桂萍的行为震撼了整个村庄，社员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冯俊杰胆子真大家里那么穷敢找北京姑娘，是冯俊的胆子大吗？多亏李桂平把事情压了下来，不然可想而知。
冯俊放了，可是革委会却要求李桂平尽快和冯俊结婚，领结婚证那天李桂平哭了，她对自己说，完了，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了。看着结婚证她只有一个想法，完了。
要说起李桂平愿意嫁给冯俊也是有原因的，冯俊生的浓眉大眼，不怕村里人笑话坚持刷牙，生产能手，团支部委员。说起来也是村里不错的后生。
他们结婚的时候，真是什么也没有，冯俊把李桂平的被褥抱到他的炕上，冯俊的母亲把装麦面和玉米面的罐子，交给了李桂平（那时生活苦，面罐的意思就是把家交给她了），邻村来了几名知青送了一些生活用品作为贺礼。
结婚的事情李桂平没有和父母说。婚后她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己不打算回北京了，就在这里过完一辈子，父母亲一直没有回信。哥哥姐姐也没有回信。
1975年，李桂平父亲的问题得到解决了，恢复了工作，得知小女儿嫁给一个农村青年，非常生气，扬言要和她断绝关系。
李桂平抱着孩子搭顺路车回了北京，到家后正在和母亲说话，父亲回来了，父亲看着李桂平带着孩子很伤心，发火了，李桂平回顶了几句话，父亲说“你走，以后不要回来”
李桂平抱起孩子，去了火车站，等她哥哥姐姐追来时，她已上开动的火车，从那以后直到退休再也没有去过北京，也是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
李桂平说父亲很爱她，是她寒了父亲的心，父亲临终前一直在叫她的名字。每每想起她都会情不自禁的流泪。
1979年，按照政策，李桂平被分派到延安市工作。
村里闲言碎语多了起来，说李桂平到了城市就会和冯俊离婚啦，说冯俊的好日子到头啦等等，为了不让村民说闲话，李桂平在延安市托人为冯俊找了临时工，冯俊对李桂平说“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村里，你不要听别人瞎胡说”
有一年李桂平的母亲在哥哥的陪伴下来到陕北看望他们，冯俊跪在李桂平的母亲面前说“妈，我没有文化，我爱桂平，我一定能对她好，不负她”
李桂平退休了，把母亲接到陕北住了三年，后来两位哥哥把母亲硬是接走了。
如今李桂平的孩子在北京工作，在西安工作。
李桂平说，母亲年龄九十多岁了，她只想在母亲的身旁尽一份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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