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博洲呈现了分断时代台湾青年不分省籍族群，为了民族国家的前途，勇于牺牲自我的奋斗历程，重建“民众视野”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台湾叙事。由此，蓝博洲的非虚构写作并不仅仅是个体性的，而是传承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台湾左翼志士的革命精神，继承了陈映真等知识者的话语实践。
在声色犬马的消费社会中，在荒烟蔓草的历史尘埃里，蓝博洲孜孜不倦地寻找、勾勒台湾这片土地的红色记忆。可喜的是，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修订版和《幌马车之歌续曲》《寻找祖国三千里》相继在祖国大陆出版。这一批文本的共同关注点是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中牺牲受难的台共党人、左翼志士。他们的个人生命与国家民族的解放事业相联系，波澜壮阔、深情无私。
历史记忆的遮蔽与敞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统独问题、“新国族机器打造”等层出不穷。不同意识形态力量为了争夺政治权力操弄族群矛盾、湮灭历史记忆。通过田野踏查、口述访谈、文献摘录等方式，蓝博洲挖掘整理被主流意识形态与消费社会漠视的四五十年代台共党人追寻祖国统一与人民解放的光辉历史。这一批“民众史”调查报告再现了被暴力与谎言湮灭的历史，对台湾主流社会歪曲“二二八”、漠视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肃清历史的行径予以正本清源。
蓝博洲以冷静平缓的叙述呈现了四五十年代革命志士求索中国现代性出路、追寻红色祖国的青春风雷与理想挫折，批判了国民党的反共亲美与犬儒时代的政治冷漠。他揭开白色恐怖对整整一个时代革命青年的毁灭、刑杀,重建战后台湾红色历史记忆。《幌马车之歌》是蓝博洲影响最为广泛的作品，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好男好女》部分内容即取材于此。该书围绕主角钟浩东在日据、光复与国民党迁台初期的事迹，展开台湾青年的理想追寻之旅。钟浩东是台湾抗日运动领袖蒋渭水的女婿，因为民族情感组织医疗队，携妻子奔赴大陆参加抗日，抗战末期对国民党的阶级属性渐渐有了了解，思想开始左倾。台湾光复后，钟浩东投身教育，“二二八”事件中，钟浩东担任校长的基隆中学学生尽力保护外省老师。随后，钟浩东亲自主持时事讨论会，通过学习战后中国时局发展与国共阶级立场，纾解台湾青少年的认同危机。钟浩东及其同仁还印发《光明报》传播革命理念，事发被捕，史称“基隆中学案”。国民党基于本省人不了解大陆情况，为了争取人心，对本省籍不少涉案者“判感训”，钟浩东不愿意接受国民党的感化训练，坦然赴死。《幌马车之歌续曲》讲述了“基隆中学案”被捕牺牲的李苍降、蓝明谷、邱连球的故事。其中，李苍降是李友邦将军的侄子，也是钟浩东的入党介绍人。毋庸置疑，蓝博洲的非虚构写作，延续了陈映真的《山路》《铃珰花》《赵南栋》《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中关于白色恐怖历史创伤的救赎书写与话语重构。
对待创伤事件，陈映真认为应该“获取历史的智慧，根本解决此一历史问题，进一步疗伤止痛，建设民族内部的和平、团结与发展”。蓝博洲对红色历史记忆的挖掘，与其在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的工作经验密不可分。蓝博洲首篇“民众史”调查报告《美好的世纪》就是发表于《人间》杂志，主人公郭琇琮是具有浓厚民族意识与祖国情怀的台湾本省优秀医师。日据时期，郭琇琮因不遗余力反抗殖民统治而入狱，光复后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二二八”事件后思想左倾，加入地下党，50年代政治肃清时，仆倒马场町刑场。郭琇琮是吴思汉的入党介绍人，吴思汉是《寻找祖国三千里》的主人公，蓝博洲纵横结合，铺排吴思汉从日据、光复到国民党迁台的故事。吴思汉原名调和，人称“调和仔”，改名“思汉”即思慕汉族。吴思汉为了参加祖国的抗日事业，离开台湾赴日本留学，千辛万苦辗转朝鲜、“伪满洲国”、北京、秦皇岛、河南、西安、成都，赶赴抗战后方重庆；一路换乘渡船、火车、汽车，遭遇各种怀疑、驱逐，甚至被误以为是日本间谍而入狱。来到重庆后，吴思汉依然遭到国民党的怀疑与陷害。吴思汉的事迹打动了在重庆的李万居、宋斐如、李纯青、谢南光等台湾前辈，他们邀请他小聚，并把情况告诉他。吴思汉觉得“为抗日而来，为什么不可以为抗日而去”，欣然接受跳伞回台湾接应盟军登陆台湾的任务，后因盟军登陆冲绳而取消。为此，李万居、李纯青等纷纷著文探讨归来祖国的台湾青年的安置问题。光复回台后，吴思汉先在《台湾新生报》工作、后开书店介绍进步书籍，并积极组织群众，活跃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劳工阵线。50年代政治肃清中，吴思汉倒于国民党枪口之下。
蓝博洲笔下的钟浩东、吴思汉、李苍降、蓝明谷、林如堉等一大批优秀台湾青年有着相似的思想与经历，一心向往祖国，抗日战争时期奔赴大陆参与全民族的解放运动，光复后他们为何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走上了反抗国民党的道路？国民党政权对台湾的腐败接收以及“二二八”事件的过度镇压，使得民众对“白色中国”失望，为了寻求出路，台湾进步青年纷纷左倾，转向“红色中国”，参与中国人民探寻祖国现代化的路线选择与前途探寻。
革命理想与青年叙事
蓝博洲的文字平静节制，采访人口述、他者日记、案件档案与叙事者声音交叠呈现历史事件与人物性格。有趣的是，《幌马车之歌》曾入选“小说奖”，这自然得益于较为高明的审美形式。蓝博洲的非虚构写作并非历史创伤的单调呈现，还塑造了一个个光明伟俊的左翼青年形象。这一批青年不仅是全球冷战-国共内战结构下的革命英雄，更承受着大陆青年未曾体验过的被殖民创伤。《幌马车之歌》以生动必要的情节铺设与真实丰满的人物关系，突显钟浩东的性格特征。钟浩东勇敢叛逆，在高雄中学读书时，他喜欢和日籍老师辩论，一次他在课堂上偷阅大陆作家作品被老师抓到并辱骂。钟浩东替自己辩护道：“做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读中文书。”日籍老师恼羞成怒，举鞭抽打并大骂：“无礼!清国奴！”钟浩东不堪其辱，抓起书本掷向日籍老师。与日本人打架的不仅仅是钟浩东，吴思汉、陈明忠亦有同样经历。吴思汉从小成绩优异，他父亲一直纳闷：“很奇怪！那么乖的小孩，怎么出去读中学都和日本人打架呢？”这显然是区别歧视的殖民政策激发了热血青年的民族意识。
蓝博洲非虚构写作对历史叙事的重要贡献，使得读者忽视了其他方面的优异表现。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寻找祖国三千里》《美好的世纪》等作品再现了进步青年的青春理想与革命信念，呈现了日据以来台湾青年不惜生命与热血，追寻民族解放与国家重建的心路历程。蓝博洲塑造的左翼青年志士是慷慨激昂、英勇无私的，与本土派“二二八”悲情人物形象迥异，丰富了台湾文坛的青年形象。面对国民党政治暴力，钟浩东、吴思汉、林如堉、李苍降、邱连球、蓝明谷、李中志、张金海等革命青年可谓壮志未酬身先死，他们主动选择充满荆棘与牺牲的人生道路，是特定时代的悲剧英雄。蓝博洲作品对当下大陆大众消费社会中个人化的“失败者形象”的青年叙事亦是一种启示。大陆流行的“失败感”青年形象是对现实无能为力，几乎被动承受资本世界与都会生活的重压，困境产生的根源是经济上的贫穷。不同于大众消费社会被物质所挟裹的青年形象，蓝博洲在广阔的国际反法西斯视野中，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在追求新中国的光明前景中重新描绘了革命青年高远的理想追寻与青春事迹。
无论是钟浩东、萧道应携妻赴大陆抗日，还是吴思汉、林如堉假借转学、探亲名义奔赴大陆的经历，都如同奥德修斯的返乡旅行一样充满惊险且兼具青春浪漫与革命情怀。钟浩东原是为革命抱持独身主义的，曾多次张罗为蒋碧玉介绍男朋友，知道她感情并无进展，坦言自己不打算结婚。蒋碧玉不高兴地回他：“我又没有说要嫁你！也不是因为这样我才拒绝他们的。”两个年轻人情根暗种而不自知。一天，钟浩东邀请蒋碧玉“跟我一起到大陆奋斗吧！”蒋生父知道后说：“一个女孩子，没有订婚，没有做饼，怎可就跟着他过大陆？”钟浩东豁达地说：“要做饼就做嘛！”婚后两人携手赴大陆抗日,光复后一起参与祖国重建，他们的爱情与革命志业相伴随。临刑前夕，钟浩东要求同房狱友唱《幌马车之歌》送他最后一程，只因太太蒋碧玉喜欢此歌。无情未必真豪杰，蓝博洲并非简单交代革命事迹，而是带着悲悯与理解，以立体关系网络与丰富生动的细节刻画左翼青年的家国情怀与儿女情长。
蓝博洲笔下的青年多是背叛自己的阶级出身，与消费社会追求物质满足的青年大相径庭，他们自动放弃优渥生活，投身艰险的革命事业。吴思汉被捕后，为了营救年仅27岁的儿子，其父四处上书陈情并百思不得其解，自身家庭条件不错，无须为生计担忧，儿子为何走上这条路？吴思汉简单朴实，没有读书人的架子，虽在阶级区隔的年代，却欣然吃路边摊，甚至讽刺女朋友“你以为你比较高尚是不是”。吴思汉们关心的并非个人享受，他们的视野是整个国家民族的解放。在狱中吴思汉总是把家里送来的东西平分给狱友们。等待死刑执行期间，吴思汉每天穿好西装，整理好头发；点过名，不是自己，就把西装脱掉，随手一丢，说：“还未轮到我，夭寿。”吴思汉无私的精神品质与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亦是消费社会成长起来的青年所缺乏的。
钟浩东、吴思汉、李苍降、邱连球、蓝明谷、林如堉、邱连球、李中志等台湾革命青年的生命，因为参与民族解放事业而鲜活亮丽。这些左翼青年的生命史，超越个人经验，成为富有时代意义与公共意义的青春缩影。革命青年坚贞不屈的人生道路既是台湾历史的断片，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缩影，更侧面反映了近现代以来中国青年探索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艰难曲折。
重建民众视野的祖国认同
在“本土正确”政治热潮中，“台湾主体性”几乎等同于福佬族群的主体性。针对台湾分离主义思潮，蓝博洲借着不分省籍族群的历史叙事，无形中批判了福佬中心主义操弄下的族群撕裂与认同异化。
作为一种介入式文学实践，蓝博洲的非虚构写作不乏立场与态度，叙事者声音有时候自然而然嵌入文本结构之中，有时候以受访人的口述、他人回忆录的摘辑而呈现。他的视界并非限于50年代政治肃清“朗澈地赴死”的横截面，而是纵向追溯左翼志士既短暂又辉煌的整个生命历程。蓝博洲的笔触从日据时代开始，通过田野踏查与对亲近者的访谈，呈现左翼志士的幼儿时光、少年时代与青年岁月，由此可知祖国不仅是台湾民众抵抗日本殖民的精神资源，不少台湾青年甚至亲赴大陆参加社会建设与抵御外辱。日据末期，吴思汉担心自己大学毕业前就会以充当“日本军医”的名义被强征到前线，不仅无法实现归国夙愿，或许还会与祖国军队枪口相向。吴思汉与朋友商谈对策，“大家一致同意：最好的出路就是前去大陆，参加祖国的抗战组织，成为祖国军队的一兵一卒，尤其是加入空军，参加对日空战的行列”。吴思汉偷偷逃出台湾，绕道东京，假冒日本人，穿越朝鲜半岛，在鸭绿江边呼喊：“祖国啊，请你看我一眼，你的台湾儿子回来了！”
蓝博洲关于“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的非虚构写作，张扬台湾青年不分省籍族群为了追求国家民族的解放，不惜牺牲自我的精神。钟浩东是客家子弟，日据时期不甘殖民歧视，加上阅读《三民主义》及五四文学的作用，钟浩东生发了儒慕祖国的情愫，高中毕业后获得父亲许可游历大陆，“偿了他‘看看中国’的心愿”；他的民族意识与祖国情怀也感染了弟弟钟理和及周围朋友。钟浩东一行五人赴重庆抗日途中，为了表示决心，把日本护照都丢到大海里。他们绕道上海、香港进入广东，身份检查时候，被国民党干部认定是日本派来的间谍、汉奸，差点遭枪毙，幸遇丘念台搭救。在去大后方重庆还是坚守抗战前线之间，他们选择后者，两位新手妈妈哭了三天两夜，忍痛把头生子送人。他们的祖国认同之旅虽然艰险不断，但始终不改其志，始终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蓝博洲的非虚构写作再现了20世纪上半叶台湾民众反抗日本统治、参与祖国重建的历史往事，对现今台湾部分人美化日本统治的“殖民现代性”思潮是一种纠正，对台独派“去中国化”的反共亲美日意识形态是一种回击。
钟浩东、吴思汉、蒋碧玉、萧道应等台湾青年关山万里赴大陆参与抗日事业，从而展开了内在于中国革命进程的台湾青年的理想追寻。蓝博洲呈现了分断时代台湾青年不分省籍族群，为了民族国家的前途，勇于牺牲自我的奋斗历程，重建“民众视野”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台湾叙事。由此，蓝博洲的非虚构写作并不仅仅是个体性的，而是传承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台湾左翼志士的革命精神，继承了陈映真等“左统派”知识者的话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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