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有特勋的人，死后由政府拨给治丧费及举行非常的政治礼仪或安葬，谓之国葬”[1]，即以国家的名义为有特殊功勋的人举行一种最高规格的安葬典礼，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奖赏制度。民国时期，黄兴、蔡锷的逝世催生了首部《国葬法》，北京政府当局制定出首部《国葬法》后，蔡锷、黄兴是首次享受国葬典礼这一待遇的国民。兹将有关史实略述于后，祈请方家指正。
一、黄兴、蔡锷逝世，各界纷纷提出国葬黄、蔡请求
黄兴（克强）一生与整个辛亥革命相始终，以策动和领导武装起义著称于世，有缔造共和之功，是中华民国的建国元勋，堪当章太炎“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2]一联之评价。蔡锷（松坡）在武昌起义后，因领导重九起义而被推为云南都督；袁世凯帝制自为，蔡锷抱病组织武力讨袁，以“为四万万人争人格”[3]，有再造共和之功，是中华民国的护国元勋。
因长期为民主革命事业奔波而积劳成疾，黄兴于民国五年（1916）10月31日在上海不治而逝，年仅42岁；11月8日上午，因喉癌医治无效，蔡锷在日本福冈病逝，年仅34岁。
黄、蔡两位元勋相继仙逝之际，正值中华民国建立不到六年之时，且刚刚经历了一场因袁世凯复辟帝制而造成的严重国体危机之后，各界深为震悼悲痛，其丧事如何办理，尤为各方瞩目，多主张行国葬之典，以表彰他们对创建民国和再造共和的卓越贡献。11月3日亥刻，北京专电称，章士钊主张“黄兴国葬，择北京宏旷之处营墓，使后之殁于国事者得附焉”[4]；4日，《新闻报》报道，孙中山、唐少川、胡汉民先生昨接谢良牧来电，谓已与刘人熙、黎尚雯、郭人漳谒大总统黎元洪，会商黄克强先生丧葬典礼办法，共开列了十件事，国葬即被列为第一件事。[5]10日亥刻，北京专电称，两院有人提议国葬蔡锷；[6]湖南都督谭延闿亦于是日通电应赐予国葬，得到各方响应；19日，大总统复电唐继尧表示“理宜隆以国葬，以示崇报”[7]。22日，《时报》报道，张謇、熊希龄此前曾分别致电大总统黎元洪，请为蔡松坡举行国葬典礼，熊希龄并称湘省官绅及梁启超等均同此请求。[8]
为黄、蔡举行国葬典礼请求的提出后，各方大多认为应依法而行，其中章士钊建议由“国会规定通过，或以国葬费提出承认”[9]， 汤化龙、王家襄、陈国祥、王正廷等认为应议定国葬典礼办法，“由院提出《国葬条例》，公决颁行，勒诸久远”[10] 。这样，国葬的法律问题因其急迫性，被迅速提上中华民国北京当局的议事日程。
二.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迅速制定《国葬法》
既然依法为黄、蔡举行国葬典礼的共识已经达成，议员们便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依《临时约法》第十九条第八项规定，由议员傅梦豪提出、邵瑞彭等连署的国葬黄、蔡的建议案便摆到了大总统黎元和议员们的案头。该建议案指出，黄、蔡二公“手造共和，丰功伟烈，无待赘言。凡我同胞，饮水思源，义难恝置。而国家崇德报功，亦当有时别酬庸之典，方足以慰英魂而示来兹”；世界各国均有为有殊勋于国者举行国葬典礼的先例，其策至良至美，“黄、蔡二公，为国元勋，此次丧礼，宜仿而行之”，与国际惯例接轨；《临时约法》第二十九条有“大总统有颁给荣典之特权”的规定，国葬当然为荣典之一，于法有据。因此，应当“从速颁布国葬命令，派员举行，以彰盛典，薄海喁喁所仰望焉”。[11]
建议案提出后，随即组成了包括马君武、王正廷、吴冻、刘景烈、彭静仁等在内的《国葬条例》起草班子。11月11日上午10时，起草人员在众议院第一审查室开会，进行了讨论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代表官方意见的《国葬条例案》文本完成，共八条，即：
第一条，中华民国人民有殊勋于国者，身故后经国务会议议决，呈请大总统准予举行国葬典礼。第二条，国葬经费五千元，由国库支出。
第三条，国葬墓地由国家于首都择定相当地址建筑公墓，或于各地方择定相当地址修造专墓，或由死者遗族自行择定塋地安葬，均由国家建立碑铭以表彰之。
第四条，关于葬仪及修墓一切事宜，由内务部派员办理。
第五条，予国葬典礼者，由大总统亲往或派员致祭。
第六条，举行国葬之时，所在地之官吏及公共团体职员均往致祭。
第七条，殡葬时，所在地及经过地方之官署均下半旗，并由国家派遣军队、军乐护送。
第八条，本条例自公布日实施。
另，张善与等议员则提出了《国葬法案》草案，其内容共九条，即：
第一条，有左列资格之一者，得享国葬典礼：一、有大勋劳于国家，经国会议决者；二、对外战死者。
第二条，举行国葬典礼时，中央大总统为主席，地方由各地方长官主席。
第三条，举行国葬典礼时，各友邦得派代表与之。
第四条，国葬典礼，中央及地方同时行之。
第五条，国葬礼坛，中央设于先农坛，地方由各地方长官于相当地点行之。
第六条，国葬日期及仪式，由大总统以指令定之。
第七条，死骸得由死者遗族葬其私茔。
第八条，国葬经费四千元，由国库支给。
第九条，本法自公布之日施行。
该案第一条说明为：“第一项，国葬本为国家大典，缺固不可，滥亦非宜，故当以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为限，惟必须若何种程度始得谓之为有大勋劳，其标准颇难确定，故又限以国会之通过。盖既能得大多数之同意，必其人之政绩昭昭在人耳目可知。第二项，包括战斗员、非战斗员而言，且不分品级，于每次战争终了，举行一次，看似过滥，其实不然。因对外战死者，既以国家为前提，杀身成仁矣，其人格诚可钦佩，其事功亦不至湮没而不彰；且每次战争公同举行一次国葬典礼，并非每人举行，何烦之有。”该第四条亦有说明：“查日本公爵伊腾博文及有栖川官行国葬时，欧美各国均派代表，东京及各县均同时行遥拜礼。盖国葬与私葬不同者，私葬时与祭者必至灵右，国葬不然，不过国家对于死者行一种奠礼而已，固不问其灵在何处也。不然海战死者索尸终不得，又将若之何？”[12]
《国葬条例》草案出来后，即以大总统的名义提交给国会众、参两院审议，同时亦将《国葬法案》列入审查事项。11月16日，众议院将《国葬条例》提交参议院议决，参议院为此多次开会，进行讨论。众议院将《国葬条例》更名为《国葬法》（应该是吸收了张善与等议员的建议）并全案内容修正后，又于12月5日依《议院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将该法全文移付参议院表决。12日，参议院开会举行初读，交付法制委员会审查。14日，法制委员会向参议院大会报告审查结果，认为“原案甚为妥善，多数赞成通过”[13]；随即依《议院法》并《参议院议事细则》第二十三、二十九之规定，进行二读和三读，获得全体同意通过。《国葬法》获得通过后，除按照《议院法》第五十六条通知众议院及《约法》第二十二条咨请大总统外，并按照《约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抄录原案，咨请大总统公布实施，同时将结果备文通知了众议院。
议员们在审议的过程中一致认为，“举行国葬典礼，无非为表彰勋劳、风励人民为国效忠起见，意至善也。先进如英、如法，行之最久，史有明证”，因此制定有关国葬典礼方面的条例或法律十分必要；“国葬乃极重大之典礼，与寻常祭典不同”，决定将条例形式改为法律形式，以示尊重之意；至于内容方面，最重要的修正是第一条，将原《国葬条例》“经国务会议议决，呈请大总统准予举行国葬典礼”之规定，修改为“大总统咨请国会同意或国会之议决，准予举行国葬典礼”，因为“国葬非比寻常祭典，如尽由政府一面之意思准予举行，不免有滥行之弊，转起社会轻视之心，有失立法本意”；其余原文，也略加增易，“俾归完整而利施行”。[14]
12月14日，经议员们讨论并审议后的《国葬法》法律文本如下：
第一条，中华民国人民有殊勋于国家者，身故后经大总统咨请国会同意或国会之议决，准予举行国葬典礼；已经私葬者亦得依前项之规定，补行国葬典礼。
第二条，国葬经费五千元，由国库支出。
第三条，国葬墓地由国家于首都择定相当地址建筑公墓，或于各地方择定相当地址修造专墓，或由死者遗族自行择定茔地安葬，均由国家建立碑铭以表彰之。
第四条，关于葬仪及修墓一切事宜，由内务部派员办理。
第五条，予国葬典礼者，由大总统亲往或派员致祭。
第六条，举行国葬之日，所在地之官吏均往与祭，同时全国官署及公共团体均下半旗设位遥祭。
第七条，殡葬时，所在地及经过地方之官署及公共团体均下半旗，并由国家派遣军队、军乐护送。
第八条，本法自公布日实施。”[15]
12月18日，《国葬法》作为法律第一号由总统黎元洪予公布生效。民国同时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国葬法》由此诞生。
由上可以看出，在国葬黄、蔡的建议案提出后，从起草《国葬条例》到交付审查、表决，最后提升为《国葬法》予以公布，前后仅仅一个多月时间，北京政府和国会议员们的行动十分积极，国会参、政两院的运转十分高效，这在民国初年的立法史上并不多见。
三. 湖南奉令依法为蔡锷、黄兴在长沙举行国葬典礼
制定《国葬法》，本为使国葬黄兴、蔡锷有法可依，既已公布生效，国葬黄、蔡之典礼自应遵照该法而行。
黄兴“缔造共和，首兴义旅，数冒艰险，卒底于成功，在国家薄海同瞩”，蔡锷“才略冠时，志气宏毅，年来奔走军旅，维护共和，厥功尤伟”，[16]无疑具备“有殊勋于国家者”之国葬资格。满足国葬资格条件之后，还须履行正式的法律手续，即“经大总统咨请国会同意或国会之议决”。12月19日，张善与在众议院常会上提出动议：“谓《国葬法》已公布，而二公已定期归葬，不过四五天时间，应速议决，以便成礼。众赞成。于是有主张不必二读、三读者。褚辅成云：必须经此手续，以昭郑重。乃经二、三读，咨参议院。”[17]众议院随即移咨参议院称，“故上将黄兴、蔡锷创造民国，恢复共和，伟烈丰功，照耀寰宇……应准予举行国葬典礼，亟应变更议事日程，尽先开议会议”，请依法办理。[18]是日，参议院正召开第二十六次常会，接获咨文后，“当由主席按照本院《议事细则》第十三条之规定，提起变更议事日程，经众赞成，将该案付议，均经次第可决通过”，随即依照《议院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将准予黄、蔡国葬典礼的决议通知众议院并咨达政府、大总统“查照施行”。[19]12月22日，黎元洪颁布《大总统令》：“国会议决故勋一位陆军上将黄兴、蔡锷应予举行国葬典礼，着内务部查照《国葬法》办理。”[20]这是中华民国成立后，首次作出的国葬典礼决定。此前，大总统已发布命令，定二公国葬费各五千元。[21]
由于黄兴、蔡锷均系回湘安葬，湖南省政当局奉令后，一方面积极进行各项筹备工作，一方面等待中央制定颁布国葬仪式礼节。
黄、蔡国葬墓地，择定长沙河西岳麓山。1917年1月1日，蔡锷灵柩运抵长沙，暂停设于陆军测量局蔡锷营葬事务所内；约2月上旬，经湖南官绅议决并征得蔡锷遗族同意，蔡锷国葬墓地选定在岳麓山万寿寺（即今麓山寺）前山。1月5日，黄兴灵柩抵达长沙，停放学院街黄兴营葬事务所，其墓地的选定则经历了一番曲折。先是准备葬岳麓山，但因已有焦达峰、陈作新、禹之谟等伟人葬此，“坟冢累累”，当地居民不甚乐意；黄一欧亦对葬其父于岳麓山持异议，曾往湘潭昭山之黄氏祖山勘察墓地，但其家族又不赞成，因“系族间祖山，似属家葬名义”；遂又提出葬北门外陈家垅，但此处“地势低陷，又恐日后水灾”；选择来选择去，终无妥当地点，最后政界要人发话，“黄公葬地将来仍是麓山，舍此别无他处”。[22] 最终择定岳麓山万寿寺后山为黄兴墓地。这样，万寿寺左、右、前、后之山，后来便分别出现了焦达峰、陈作新、蔡锷、黄兴四座近代名人墓冢。
至于碑铭，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以黄、蔡二公为民国元勋，万流共仰，同人等患难相依，情谊恳切，拟仿华盛顿纪念塔成例，各省区制石一方，缀置墓亭，藉表前微而示后嗣”，得到各省督军、都统赞同。制石的具体要求是：“一、石质择坚美耐久者；一、长广各二尺，厚四寸，用工部尺；一、撰石字深宜在三分以上。”[23]各省碑文赍送来湘后，湘省即购石制造，雇工刊发，其书写亦多谭延闿手笔。[24]此即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黄、蔡纪念塔及墓地碑石的由来。黄兴墓志系请章太炎主稿，蔡锷墓志则请梁启超主稿。
当黄兴、蔡锷两公墓地均选定岳麓山以后，黄兴营葬事务所与蔡锷营葬事务所开始联合办公，统一协调黄、蔡国葬事项。
为方便灵柩和送葬人员上山，营葬事务所决定开辟一条长约十里、宽约二丈的上山马路，起自湘江河岸牌楼口（即今岳麓书院前靠江处），绕出青风峡外，止于响鼓岭；同时又添修码头。均委派时任长沙县知事姜济寰督办。此两项工程极为浩大，工期一月有余，耗资约二万元。[25]
为保证过江的顺利，营葬事务所决定“委派姜济寰、杨子卿等八人，在大西门外水码头设立黄、蔡国葬渡河筹备处，呈请军、民两署，饬令水警厅预备舢舨船一百只，民划二百只，及榷运局缉私船二十只”；黄、蔡灵櫬“均由小西门渡河，借用华昌公司拖轮乘载，另用湖南银行轮船拖绕猴子石，经过水陆洲，直达对河牌楼口起坡到山”。[26] 各送葬人员渡河船只，则借湖南第一纺纱厂小轮拖送。
至3月下旬，中央政府已确定出葬仪式和日期。黄用西式，则尚黑色；蔡则沿用清制，概尚白色。确定4月12日、4月15日，为蔡、黄出殡日期。由于葬期已近，黄、蔡营葬事务所分别于3月28日、31日及4月3、6、9日，相继召开联席会议，研究黄、蔡国葬事宜，要求认真做好通告国民、坟茔建筑、渡河安排、行经路线、外宾招待、葬仪预定、马路修竣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万无一失。
蔡锷出殡之日，天幕低垂，大雨滂沱，行止不便，但送葬队伍仍有千人以上。黄兴出殡之日，因天气放晴，城内送葬队伍排列约有五六里，达五六千人。蔡、黄灵柩分别运抵墓地后，受总统黎元洪的委托，督军兼省长谭延闿率同送葬人员，查照中央颁定礼节，敬谨祭葬。在17响葬炮鸣放声和哀乐声中，蔡、黄二公灵柩分别徐徐落下，稳稳地安置墓穴之中。蔡锷、黄兴遂成为民国时期首次依《国葬法》而享受国葬典礼殊荣的国民。此后，为表尊荣而兴瞻仰，湘省当局特别发布非奉有国葬明令者，不能进葬岳麓山的命令，并为后来诸多政府所遵守，此即今岳麓山几无平民墓地的原因；作为国葬之地的岳麓山，也因此得到更好的保护，声名更为显赫。
《国葬法》第五、六、七条之规定，系举行国葬典礼之日的礼仪要求，亦均得到切实遵循。如“大总统亲往或派员致祭”，系由黎元洪于4月1日指令“派谭延闿前往致祭”[27]，同时副总统冯国璋、总理段祺瑞亦分别代表陈调元、温寿泉致祭。又“所在地之官吏均往与祭，同时全国官署及公共团体均下半旗设位遥祭”，在蔡、黄国葬之日，除湖南军、民两署全体职员均往与祭外，北京政府内务部发布通告，要求蔡、黄国葬之日，“所有京内各官署、各团体是日均下半旗，并派员前往先农坛致祭”，其具体安排：“一、上午十时，各官署致祭人员在先农坛招待室齐集。一、下午二时至五时，为各团体致祭时间，则本部派员招待。一、是日先农坛公园开放，任人游览参观。”[28]上海“淞沪卢护军使昨已饬副官处遵照日前蔡上将国葬办法，在官署设位遥祭，并传谕所属军警各机关，均下半旗；沪海王道尹昨亦知照沈知事及各局所团体，一律下旗致哀”[29]。再如“殡葬时，所在地及经过地方之官署及公共团体均下半旗，并由国家派遣军队、军乐护送”，湖南以警察厅名义，向省城长沙发出两公出殡通告，规定出殡日各居民店铺、住室均应一律下半旗，各居民停止嫁娶，各戏团停演戏剧，各经过街道禁止人力车及轿车通行，各酒馆停止宴会，各妓户禁止弦歌。至于派遣军队、军乐护送，营葬事务所决定，除预备警察队、学生队外，并请“督军饬令第一、二两师，每师派仪仗队一营，送葬队一营，并预定蔡公葬日以第一师为仪仗队，第二师为送葬队；黄公葬日则以第二师为仪仗队，第一师为送葬队”[30]。
综上所述，民国初年，虽国葬黄兴、蔡锷成主流呼声，因国葬非比寻常祭典，故均认为应于法有据；首部《国葬法》的出台，虽有为黄、蔡量身定做之意，但立法有据，且严格遵循了立法程序；《国葬法》的公布生效，为蔡、黄国葬典礼提供了法律依据，而国葬蔡、黄二公，无论中央政府层面，还是承办此次国葬事宜的湖南省政当局，均系依法而行。在实施全面依法治国、强调遵循法治思维的当下，此事不无现实借鉴意义。该《国葬法》也存在有失严密和不完善之处，如国葬者资格的规定失之于宽等，想系事属首次，经验缺乏，似亦给予同情之理解。
征引文献：
[1]乐天：《名词解释·国葬》，载《自修》1941年第179期。
[2]黄蔡二公事略编辑处：《黄克强先生荣哀录》，1918年长沙出版。
[3]蔡锷著、曾业英编：《蔡锷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4]《时报》，1916年11月4日。
[5]《黄克强丧葬礼之会商》，《新闻报》1916年11月4日。
[6]《时报》，1916年11月11日。
[7]《大总统电复唐督军领衔皓电》，《蔡松坡先生荣哀录》，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
[8]《张、熊为蔡松坡请国葬》，《时报》1916年11月22日。
[9]《时报》，1916年11月4日。
[10] 《国葬条例之起草员》，《时报》1916年11月13日。
[11]《国葬建议案之提出》，《时报》1916年11月20日。
[12]《交议》, 载《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917年第4年第1号。
[13]《参议院公报》，1916年第2期第24册。
[14]《国葬条例之审查报告》，《新闻报》1916年11月30日。
[15]《参议院公报》，1916年第2期第24册。
[16]内务部：《咨呈国务总理请将前上将黄兴前中将蔡锷予以国葬交会决议文》，《政府公报》1916年第319号。
[17]《时报》，1916年12月23日。
[18]《参议院公报》，1916年第2期第26册。
[19]《参议院公报》，1916年第2期第26册。
[20]《政府公报》，1916年12月24日第349号。
[21]《时报》，1916年12月20日。
[22]《新闻报》，1917年2月11日。
[23]《新闻报》，1917年3月10日。
[24]《新闻报》，1917年5月12日。
[25]《新闻报》，1917年4月4日。
[26]《新闻报》，1917年4月4日。
[27]《大总统指令第573号》，载《政府公报》，1917年第440号。
[28]《内务部通告》，载《政府公报》，1917年第447号。
[29]《时报》，1917年4月15日。
[30]《时报》，1917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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