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觉得我和孔夫子有特别的缘分。
我的家乡在濮阳老城的东南角，有两个村庄叫东高城、西高城。多年前我开车路过，看见一石碑，上面写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放眼四顾没见什么古迹。下车读碑文才知道，此地竟是春秋时期卫国的都城旧址，那座2000多年前的卫国都城，在此繁华了近400年，后拜黄河泛滥所赐，早已深埋在厚厚的黄土之下。
看孔子史料的时候，才知道他周游列国14年，其中有10年就在卫国这座城里“趴活儿”，一边做愿者上钩的姜太公，一边屈身守分以待天时。
孔子学生子贡、子夏是卫国人，卫国大臣遽伯玉是孔子的忘年交，他是子贡的姥爷，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是孔子的粉丝，子贡是孔门首富，在卫国根深叶茂，子路在卫国第二大城市戚城当总管，戚城也是他结缨赴难之地。我小时候常去戚城的土城墙和会盟台上玩耍，在子路的坟头上爬上爬下。有这么多因缘，所以孔子把卫国当第二故乡很自然，他在这里感受到的温暖甚至胜于鲁国。
所以，我总觉得自己一定遇见过孔夫子。
我出生的村庄叫小濮州，位于黄河以西十来里地。在新出版的一本《春秋时期齐、卫、晋、秦交通路线考论》中，从卫国都城出发，有条大道一路向东，不用怎么拐弯就可到达鲁国的都城曲阜。而这条路大致路过我们村，不过春秋时期黄河并不在那个位置。
这里闲话一句，黄河现在濮阳的东边，但在春秋时期，它在濮阳的西边。所以孔子从曲阜到卫国不需要渡黄河，坐车就行。而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记载，孔子从卫国向西出发去晋国，到黄河边的时候传来消息，晋国发生了内乱，孔子在河边发了通感慨：“美哉水，洋洋乎！丘不济此，命也夫！”就返回了卫国。
黄河在卫国都城和晋国之间，孔子这个临河而叹才能够实现。
有一天心血来潮，我在导航上输入曲阜三孔景区到濮阳高城村，就是鲁国都城到卫国都城，选择步行导航，发现两条道路，距离都是360里，其中一条道也路过我们村。
于是就激动不已，2500年前，孔子坐着牛车，子路、子贡、冉有一路照顾着，嘎吱嘎吱在路上走一星期，天色向晚时，偶尔也在小濮州的荒村野店落脚。于是我这个北中原的孩子，完全顾不上老祖宗明朝才从山西迁徙过来的事实，坚信自己和孔夫子有了交错时空的相遇。
10年前我去菏泽一个村庄，采访唱河南坠子的盲艺人郭永章，他的口头禅是“咱们都是孔老二教出来的学生”。我才意识到，我们村的人和他一样，从来把孔子唤作孔老二。就像元曲《高祖还乡》唱的，“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作汉高祖”。
孔老二，这是我们对自己老家人的叫法。
这些让我对曲阜、孔子以及《论语》，都有格外的兴趣。
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期间，正值国学热，我受命统筹一份《论语新编》特刊。女同事采访了齐泽克，这位欧洲当红的哲学家竟然从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论出了专制思想，因为这句话的背面是“己所欲施于人”，挺能发挥。男同事则长篇采访了李泽厚和余英时，这两位大牛也兴致勃勃地谈了孔子和《论语》。采访两位大师且交往颇深的男同事叫陈远。
他是我正在捧读的新书《我读》的作者。
陈远是民国史、思想史学者，其《燕京大学1919-1952》《消逝的燕京》等著作都很有影响。近几年他开始研究和普及《论语》，并有了700多页著作的收成，且多有创见。《我读》对钱穆、李泽厚、杨伯峻等人的研究有独立辨析，有些地方发前人之未发，常使人眼前一亮。这种比较研究用孔子的话总结，就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此书问世之后，看到有人称陈远新儒家，我不禁哑然失笑，其真不知陈远也。
孔夫子和《论语》就像一瓶老酒，每个时代都有人对它进行诠释，有人当晋身之器，也有人用它浇自己心中的块垒。不要以为谁研究《论语》，谁就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陈远一方面把孔子还原成一个普通人；另一方面，又在《论语》的古墓里继续挖掘，重新审视拆析。陈远肯定孔子的人情练达，但批判审视其政治理念，对儒家学派的私域、公域混为一谈进行了不留情的批评。
有些解读方法和结论，孔子和他的门徒必定举手反对，当然陈远也会在酒杯间抬起蒙眬的醉眼，说一句“反对无效，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这并不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是一个读书人，对着自己2000多年前的老师倾诉心事。
该怎么读《论语》？见山见水，见仁见智。陈远的办法是现代眼光，公私分明。我也有自己的解读方式，我把孔子看作一位学术精深、幽默风趣但思想保守的老师，他创办了一所民办学校，这所学校只有他一位教师。这座学校可以是蓝翔技校、涟水中专或者青年干部培训班，全看学生想学到什么。而《论语》呢，就是学生们的听课笔记，以及搜集的老师言行录，目的是作为对老师的纪念。
于是，我对《论语》内容的理解，就像拨弄时光机器，要退回到孔子的课堂，他散步的田间地头，风尘仆仆的游说途中，进行情景再现。
这样的回溯，其实就是日本作家井上靖写《孔子》一书的方法，他想象了孔子去世多年以后，一群学生到处寻访，找孔门弟子、孔子旧交、孔子仆役等，请他们绞尽脑汁，回忆孔子说过什么嘉言、金句、日常唠嗑，甚至听见什么话皱了下眉头（也许他只是被蚊子叮了），都不分巨细，不厌其烦地记录。
记忆的遗失和偏差在所难免，述而不作的孔子也没想到自己成为千古素王，所以，《论语》是简单编辑的、碎片化的笔记，它并没有一个时间顺序，内容也只是大致编排，不免有重复和说法的冲突，以及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答案。在我看来，孔子不少话只是在唠嗑，在玩幽默，在拿学生戏谑，在咆哮着维持课堂秩序，哪有那么多微言大义。
每想到这里，我就心里小小地一沉，就是这些话，被千年的聪明人进行层累叠加，再供千万的糊涂人作为金科玉律。因为孔子厚古薄今，后生小子们也就不敢越雷池半步，亦步亦趋地邯郸学步。
于是一本《论语》，左右了我们2000多年，这也行？如果孔子知道了，会不会气急败坏？
怎么解读论语，是一种自由，深邃的、多层次的、政治化的、回归常识的解读方式，当然都可以。而对于我来说，我读《论语》的办法是大道至简，返璞归真。
我把《论语》所记载的，看成一座自由散漫的学校，老师渊博、风趣又偏心眼，他与学生朝夕相处，重视乖学生但喜欢调皮学生，他人情练达又多愁善感，喜欢跟君主聊天但君主见了他躲着走，觉得他不合时宜。这座学校里的学生有富豪有穷鬼，有的给老师送车送房，有的提溜一块肉就能长期蹭课，有的当老师的脑残粉，有的整天跟老师抬杠，有的事业上比老师混得好整得老师挺羡慕。
这不就是儒家版的“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吗？
孔子对颜回和子路的不同态度，像极了我的中学老师，他们重视学习好的，但也和淘气的学生打成一片。几十年后那些顽皮的学生还请老师喝酒，好学生们却早已杳无音信，顽皮的学生就是子路啊。孔子对颜回的夸赞，总是透着那么一种客气，他对子路的批评，却有亲密无间的情感。
比如，孔子真的偏心，他把学生分三六九等，不仅心里偏，还常常说出来。德行科的高人一等，颜回再唯唯诺诺都是表扬，对擅长政事的学生评价一般，对于口才好的更是鄙视。但孔子自己又热爱搞政治。这就有点像岳不群了，他在《笑傲江湖》讲气宗、剑宗之争，我总感觉颜回有点像气宗，那些搞政事、外交的人被当成剑宗。
如果让场景回到校园，那么有一段话，我和陈远就有不同的理解。“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陈远说“宰我应该是孔子最不喜欢的学生了”，因为宰我大白天睡觉，而孔子如此严厉的情况很少见。
如此严厉在《论语》里确实少见，最不喜欢却是未必。大骂宰我只能证明当时孔子急眼了。宰我是个思维活跃的学生，课堂上喜欢跟老师唱反调，孔子说要为父母守孝三年他非说一年就够了，这种学生不守纪律心胸大，孔子就得用重锤敲打，因为他很皮实。我只能说，宰我是个让孔子头疼的学生，但未必是差生。宰我可是位列孔门十哲的人。
还有这样一句话：“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对于这句话，学者老师们众说纷纭，朱熹说孔子是思归了，李泽厚说孔子在陈地吃不上饭发感慨，陈远认为孔子表达了对冉求的祝福，也对当权者表明了合作态度。我读来读去，却只读出了孔子作为一位老师的开心，学生拿到了一份好offer，孔子幽默地对用人单位说，“走啦走啦，赶快去上班，我的学生进步太快了，我已经教不了他们了！”
包括另一段对话，由于孔子老表扬颜回，子贡也想求表扬。于是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陈远认为，瑚琏是宗庙里盛黍稷的器具，粮食是财富的象征，“孔子在这里用瑚琏来说子贡有经商的才能，却并不适合从政。在孔子眼里，子贡是个专才，而非通才。但子贡后来从政也非常出色，孔子看子贡，只看对了一半”。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瑚琏是宗庙里盛粮食的礼器，而且“饰以玉，器之贵重而华美者也”，我认为孔子是称赞子贡为国之重器，良才美玉。而且由于子贡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最大赞助商，孔子和子贡又关系亲密，假如孔子想突出盛粮食的话，他也许是在戏谑地称赞子贡：“你是管我们吃饭的人，跟着子贡有肉吃。”
还有一句我很喜欢的嘉言，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通常的注释我们都知道了。陈远的译文是：一旦理解了道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随时为了捍卫道而死去。因为陈远认为，早上懂得了真理晚上就可以去死有点吓人，这个代价有点大。
我的看法都不太一样，我认为孔子只是打个比方，是一种慷慨的表达，表达对学习道理的渴望，愿意去死只是一种夸张的心情。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曾读到过现代人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金庸很崇拜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一书中，金庸的原话是：“如有能够做汤因比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满足的一生。”
这是什么样的学习热情？但我并不真的认为金庸会去死。内向又矜持的金庸这样真情流露，孔子为什么就不能说过头话呢？一生孜孜以学的孔子，如此形容自己渴求知识的心情，我完全理解，而且并不担心他会付诸实施。
当然，我这么肤浅直白地解读孔子和《论语》，一方面由于我确实思考不深，另一方面，也许只是因为他曾坐着牛车，路过我的村庄。我就把孔子当成了一个亲切的过路者，一个和蔼的借宿者，一个风趣地找我聊天的人。我无法把他神化和圣化。
因为孔子离我并不远，他家到我家，只有300里的路程。
（潘采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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