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本名周耀平，是一位传奇人物，亦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他早年的职业生涯，曾与新华银行有过一段难解之缘。他于1943年3月加入该行后，担任过总行稽核处稽核等职务。1946年底至1948年初，周有光担任新华银行驻纽约的代表，并负责该行附属企业新原公司在美国的运营。在晚年回忆录中，他对此段经历的记述非常简略，个别地方还作了隐晦处理。笔者近日在查阅上海档案馆藏新华银行档案时，偶然发现了与此相关的一段尘封往事。
周有光
祸起萧墙
新华银行附属企业新原公司于1944年初设立于成都，抗战胜利后迁往上海，并于1946年10月完成增资改组，这期间该公司由周有光兼负其责，投资项目包括木材、食粮、 柴炭、骆驼牌香烟、布匹、电石等，自营部分则包括西北毛呢、食糖、纱布，以及汽车等。如果不计借款利息，新原公司总体效益还算不错。
1946年底，周有光被新华银行派往美国考察，接洽拓展业务，并筹设纽约新原公司。1947年4月间，周有光在纽约登记成立“新原公司”（ Corp.），与侨商所办的纽约原有贸易公司“中国贸易公司”（China Trade Inc.）合地办公，办事地点就设在纽约百老汇路。他在晚年回忆录《逝年如水》中写道：
新华银行在纽约百老汇路原来就有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一直有人在照管。这个人是国民党教育部次长的儿子。以前有个著名的数学家叫秦汾。秦汾的儿子在美国读书，抗日战争期间他待在美国，没有回国，所以新华银行一直委托他照顾这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一直租着，没有退约，新华银行有事情，也托他办。
《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周有光口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他的这段话非常拗口，“教育部次长”与“数学家秦汾”，实际是同一人，即秦汾，字景阳，上海嘉定人，北宋著名词人秦观（少游）第十八世孙，美国哈佛大学硕士，曾任上海南洋公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后任教育部代次长、财政部常务次长、全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兼公路委员会主任等，抗战胜利后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秘书长兼赔偿委员会副主任；文中所提到的秦汾之子，系其长子秦宝同。值得注意的是，周有光在回忆录中始终没有点明秦宝同的真实姓名。时隔多年后，周有光依然如此隐晦，实际是与纽约新原公司涉及的一桩公案有关。
当年纽约新原公司成立后，周有光征得总行同意，邀请了他的中学老同学、中国贸易公司负责人章午云，以及中国发动机公司负责人秦宝同担任副经理。
秦宝同，1914年出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时兼任中国发动机公司协理兼业务部主任。
章午云，名章植，字午云，江苏无锡人，1907年出生，常州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因学潮转入复旦大学经济系。1928年毕业时获全校第一名金质奖章，留校任教。1931年著有《中国土地经济学》，后加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调查部主任。1939年作为陈光甫秘书，随同赴美洽谈“桐油借款”，后留美创办中国贸易公司。
章午云
当时，周有光因不拟在美久留，实际委托章、秦二人办理该公司具体业务，并规定一切支付款项，由三人中二人会签支领，如三人中有二人离去，则由中国贸易公司的会计主任Burke经律师证明后会签款项。公司成立后在代收款中拨出美元贰万五千元作为实收资本，“其后以上海经济情形变化过速，实际无法联系进出口事业，故仅办若干调查及计划而已”。
纽约新原公司的资金来源比较特殊。早在抗战时期，新华银行曾委托新原总公司，在重庆向美国慎昌洋行订购过一批卡车。抗战胜利后，因慎昌洋行无法迅速交货，周有光抵美后，上海新原公司与慎昌洋行议妥，分四次在美退还了一部分车款，交周有光代为收入纽约新原公司账内，计美金124,609.24元。另有上海新原公司出售的一部分已到申之卡车款项，其中一部分亦陆续拨去纽约，并有上海客户托代收之款项等，收付相抵后，结收美金14,950元。两项共收美金139,559.42元，均存于纽约伊文银行。
纽约新原公司“以各事委托他人代办，约明不另支薪，须待以后业务开展，由业务中扣佣为酬”，从1947年初创办，至1948年3月12日周有光离开美国时，共计一年三个月，该公司的最大一笔开支，就是周有光考察银行所支之旅费，包括其这段时间旅费美金5000元，及赴欧考察旅费美金2000元。此外为公司设备、家具开支美金1,310.99元，零星开支如房租、水电等美金1,075.77元，以及归还中国贸易公司垫付开支之美金2000元，共计美金11,386.76元，平均每月不足800元，“此为在美任何机构费用之最省者”。周有光离美赴欧考察时，以业务一时不易开展，又与中国贸易公司商量，此后一切开支除邮费外，均由该公司负担，“是以开支几等于无矣”。
周有光于1948年3月12日离美赴欧考察，至当年6月初返沪。当时上海新原总公司以国民党政府管制外汇“严格而不合理”，遂通知纽约分公司将银行结单暂勿寄沪，以免检查麻烦。周有光返沪后，章午云为欲使周有光明了纽约新原公司账户余额情况，寄来一份结单，周有光乃送交该行稽核处。稽核处根据周有光离美赴英时所寄抄账表查核，发觉数目不符，短缺竟然达87500元美金，遂询问周有光原因（按：事发时，1948年上半年，1美元大约可购买一克黄金，照目前1克550元人民币推算，新原公司被挪用的87500美元，现在大约值人民币五千万）。周有光起初以为是章午云或为业务必要而动支，乃即托人带信及电稿至香港，请香港分行函电询问。“其所以转折询问者，以当时沪美之间，格于禁令，已无法直接通讯谈及外汇也。”后得港行转来章午云复电，“惊悉彼并未支款，经彼向银行调查结果，获悉系四月廿三日秦君所支”。也就是说，这笔款项是秦宝同动用的。
此外，周有光离美前，曾因留美侨商发起组织一个食品加工运销组织，初步在美试办食品加工，“以后将办有经验之加工方法，回国办理推广出口”。周有光颇为赞成，并经陈准总公司，参加合营资金两万元，交由秦宝同经办，但这笔款项也被秦宝同挪用了。
以上两笔，计共十万七千五百元，均为秦宝同挪用。周有光说，“秦君在美颇为侨界推重，今竟如此，实非初料所及。”
周有光
先索后诉
周有光于1948年6月初返沪后不久，即被派往该行香港分行处理相关业务工作。不久，他接到老朋友一份秘密电报，告知办完事情不要回上海。他后来才知道，因曾帮助一些共产党朋友办理香港上海之间的汇款，自己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他因此只能继续待在香港，等待上海的解放。期间，就如何收回被秦宝同挪用的款项，周有光与章午云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往来信函亦均转呈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阅洽。
1948年10月6日，章午云约见秦宝同。秦承认，当年4月23日，其向伊文银行支领了美金87500元，此支票系付与中国发动机公司，再由中国发动机公司存于另一家银行的中国石油公司户内。秦解释说，当时以中国发动机公司急于归还中国石油公司欠款，“遂出此下策”，原拟稍隔数日，即行设法归还，不意中国发动机公司资金为银行冻结，遂造成如此结果，当尽力设法归还；“对于挪用之另两万元，则先由其个人归偿。”
对此，章午云明确要求秦宝同直接向周有光说清事实原委。秦遂于10月7日、11月6日两度亲笔致函周有光。
10月7日，秦宝同致函周有光称：“关于动用新原款八万七千五百元事，同（即秦宝同）因一时糊涂，出此下策，同无以对先生及志莘老伯对同之信任，更无颜对家中老父。此事发生以来，无日不在恐慌中。”并陈述了中国发动机厂正进行改组招股，但也有可能陷入被迫清算的境地等情形。
10月29日，周有光复函秦宝同指出：
公司之款并非弟（即周有光）或同事之私有，均为外界寄存于公司者，弟对之有法律上及道德上之责任，兄（即秦宝同）之所为，不仅损害吾兄之信誉，且将损及弟之信誉。现外界索款甚急，外界对弟逼紧，弟对吾兄不得不逼紧，此亦吾兄必能了解，望吾兄妥自筹划补救之道，于最短期间弥补此事，以自全信誉，是为至要。
在这封信的结尾，周有光再次婉言相劝：
弟及吾兄之友好，均对吾兄期望颇深，此种可贵之友谊，系吾兄能加以珍视，吾兄事业现正肇启初基，盼能自重自爱，勿自毁前途。逆耳忠言，幸采纳焉。
11月6日，秦宝同再次致函周有光： “自此事发生以来，无时无刻不在恐惧中”；如此事被揭发，“此后将信誉破产，无颜见人，不能再立足社会，只好聊此一生”。他也提出，“如能假以时日，当尽力设法，图谋解决之道”。他称正参与组织一家油轮公司，“如该公司日后赚钱，必须尽先提出一部分盈利，用于帮助中国发动机厂”。秦承诺，原计划投资食品厂的资金两万元， 11月10日先偿还一万元，其余一万在年底前偿还。
秦宝同的这两封信均由章午云摄影后留存，以作重要证据。
1948年11月1日，王志莘致函周有光：此事完全应由秦宝同负责，新原公司与中国发动机厂并无直接债权关系，“法律上即无从科以归偿责任，故只有盯住宝同，要其清理”；不过，但照目前情形，盯住他或诉诸法律，于实际恐亦无补救，只可劝以利害，“责成其从速设法清理，否则于其个人以后一生大有不利”。王志莘的这一指示非常明确，即首先要设法向秦宝同本人晓之利害，尽力索追。
11月6日，章午云致函周有光称：
据弟观察，彼目前无余力还出款项，大致系事实，故即送彼坐牢，亦未必能收回款项，其原因在中国发动机厂办理之糟，几成为一无底之洞；外人在美办厂，本非易事，彼等初出学校，又无经验，所接到之生意，本系苦事，因工作不慎，第一批退货即吃亏十余万元，向银行借款竟出六厘钱，又欲虚张场面，不知节省开支，故外表讲得怪好听，内部一天到晚移花接木，糟而又糟，希望天外能飞来一笔好生意，渡过难关，迹近一个骗局，如此办厂，等于买跑马票，如何得了。
在这封信中，章午云提出，经与律师详细讨论，“秦君所为犯二个罪名，一为盗用公款,一为冒签支票”；秦既答允在11月10日前归还一万元，当然看其能否履约，尚无法律解决之必要；法律解决系最后之办法，可不诉诸法律，总以不用法律为妥，“法网开一面，与人以自新之途，亦为我国固有之精神，惟如不愿自新，则只得以法律从事耳”。
从现存档案史料看，章午云的每封信函均篇幅不短，叙述周详，并常常提出应对策略。对此，周有光给与了极高的评价：“吾兄代弟费神，实已超过一般友人之可能性，弟之感歆，决非言辞所能表达也”。
11月17日，周有光致章午云：“宝同兄事件，不拟轻意提出诉讼，但须早日将诉讼手续准备妥帖”。并提出第一步应催促秦宝同将食品厂两万元归还，“此事愈速愈妙”；第二步应要求秦宝同提出八万余元分期归还之保证，“如无确实办法及保证，即考虑提讼”。周有光认为：“关于提出诉讼，最好不诉宝同，先讼银行，支付冒签支票，银行有责任赔偿。”他还特别强调：“宝同来信希望油轮公司帮助者，诚痴人说梦；油轮公司因包政府运油而得利，现政局有急转之可能，油轮公司之业务颇有随时终了危险。”
时间转眼到了1949年，但追索工作的成效并不明显。
1949年4月12日，章午云致函周有光，报告了中国发动机公司清理工作的相关情况，认为“此事夜长梦多，希望不佳”；同时 他认为，“以秦君少读中国书，缺乏办事上之道德观念”，因此“费了许多口舌，只有一些效果”。
1949年6月初，上海解放后不久，周有光从香港回到上海。6月22日，周有光向新华银行管理层提交了“秦宝同案报告书”，其要点为：（1）在艰苦不懈努力下，挪用的食品公司款项美金二万元已还清；（2）最近中国发动机公司因周转不灵而宣告清理，但“有无余款归还新原，大成问题”；（3）建议不再继续追索，而考虑改用诉讼办法，“诉讼办法之优点，在对于秦君有名誉关系，及今后能否继续留美经营事业问题”。
周有光回到上海后，与章午云之间的函电往来，均经过香港分行经理徐湛星中转。
1949年8月12日，章午云致函周有光提出：
据弟浅见，非用法律解决，难有较佳之效果，如诉之法律，不一定有较佳之效果，但至少有较佳效果之希望；因秦君等少读中国书，既无中国旧道德观念，亦无西方之宗教训练，其平昔行为好利用他人钱财以图自利，而不顾他人利益，累已成习，料想其必有若干私蓄，但欲令其吐出，除用法律解决，实无其他途径。
9月12日，章午云再次致函周有光：“现在最要之点在秦君事应否法律解决，尚望早日决定。”
9月15日，公私合营新华银行新董事会成立，周有光在其中担任了董事，他同时还是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私人业务处副处长、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这种转换，对周有光而言，不仅仅是职位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责任的加重。秦宝同挪用的这笔款项，实际已成为人民的财产，必须要坚决追回。
9月21日，周有光在致本行各位同仁的信函中，将秦宝同私自挪用事件作了通报，并坦承：“此为本行一极不幸之事件，亦耀平（即周有光）所遭遇之一极不幸事件。”
9月25日上午，新华银行假座上海丽都大戏院召开员工大会，欢迎新董事，庆祝新董事会成立。这次会议上，对于新华银行解放前情况的审查结果作了报告，在报告人提到秦宝同拖欠新华银行美金事件时，周有光董事起立讲话，对于这一事件作了说明，并表示将继续负责到底，一直到有了合情、合理、合法的解决，他才卸责。“周董事诚恳负责的态度，得到了全体同人充分的同情与了解。”
10月10日，经新华银行董事会研究后同意，王志莘、周有光联名致电香港分行经理徐湛星，请其即通知章午云，向秦宝同及中国石油公司提起诉讼。
章剑慧、章午云、章绛唐（后排）、章映芬、章央芬、章周芬（前排）兄妹六人1930年代合影
章氏六兄妹于1992年为纪念其母亲秦萱逝世二十周年合编的《萱堂集》
“一鸟在手”
进入诉讼阶段后，章午云很快就有了新的重要发现。
1949年10月27日，章午云致函周有光：对中国发动机厂的清理情形，经专门托人查阅相关案卷，发现中国石油公司仍然为中国发动机厂之大债权人，数额为87500元。他认为，按秦宝同亲笔函上的说明，此前已归还同额欠款；中国石油公司既已收了新原公司87500元，则欠款业已取消，不应再参加清理。因此，“其串通舞弊之情节，甚为显明”，此案非但为一民事案件，且为刑事案件；秦之盗用公款，固然不成问题，而中国石油公司负责人夏某亦犯有伪证罪。并告知已依法请求法庭，先行扣押了中国石油公司在化学银行、大通银行等处的存款10余万美元。
法庭扣款后，控诉双方曾有协商，但未达成共识，随即进入诉讼程序，争论焦点在于中国石油公司是否有免诉权问题。章午云判断，此问题最后决定之机构为美国外交部，而美外交部对这一问题极为审慎，不肯轻易给与，故中国石油公司欲请求免诉权，实际并不容易。“如对方不享受此项权利，彼之资产无法启封，只有在法庭上打官司，我方理由充分，对方断难胜诉。”
章午云认为，此事开始诉讼以后，极易拖延时日，甚至可能需要五、六个月，“好在我方已扣到现金，将来可照算利息”。而且，此案一旦开庭，“中国石油公司之一切买卖，必须因我方之诘问，尽量宣布，其中难免有不可告人之处，对其声誉极为不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解或许成为中国石油公司比较明智的选择。
果不其然。1949年12月初，章午云致电周有光称：“秦宝同及中国石油公司现提议以立即付出三万五千元，外加已付之五千元，以解决新原公司之诉讼；我方律师意见认为，免诉权问题须视政治因素而定，诉讼结果难于确定，故拟于和解为妥云；上述条件能否接受，行方之最低希望如何，以便遵照进行接洽。”
12月15日，王志莘、周有光联名致电章午云：“经商主管部门，以关公有财产，不便贸然和解，拟续追诉，倘机关获免诉，拟再诉二人串骗罪。”此电的态度很明确，即不同意和解。
此后，章午云数次来函来电，反复陈述了和解的必要性，其核心内容为：（1）如坚持进行诉讼，其风险在于中国石油公司是否能获得免诉权，而此与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有关；（2）我方律师认为，如能在未请求免诉权以前，试行“和解”，在我方最为有利，如能收回五万元，应可作一结束。章午云认为，西谚之“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确系经验之谈；“且万一美府改变政策，我方有完全失去优势之可能，故以和解为上策”。
章午云力争“和解”的这些相关函电，王志莘、周有光陆续转送给了新华银行各位董事、经理阅洽，并提到“港行经理徐湛星对美国法律情形熟悉亦建议和解”，建议“慎重应付”。可以看出，王周二人，实际倾向于章午云的“和解”意见。
超乎常规的是， 12月30日，章午云未经香港分行中转，而直接致电新华银行总行：“速将和解条件电复，我个人意见认为以五万现款和解，余额由宝同出立五年至十年期票，但此仅供参考，请自决定条件电示。”
12月31日，王志莘、周有光致电章午云：“经董事会考虑认为，如能扣款，徐图合理解决最佳，否则盼在六、七万之间和解；可否另再要求对方在发动机厂归还对方款项中，尽先补足我方余数？”此电表明，管理层已同意进行和解，不过对金额的判断上有所差距。
1950年1月11日，王志莘、周有光致电章午云：“如处理上有实际困难，请斟酌当时当地情况，代为决定，十二月卅日直接来电不另复。” 此电表明，新华银行管理层给了章午云更大的授权。
2月1日，章午云致电王志莘：“关于新原事，此间资委会代表又来调解，拟共付四万五千元了结，包括已付五千元在内，有关各方面之责任，连对中国发动机厂之主张，一并解除。我方律师仔细研究后，因前电所述明之免诉权一点无把握，虽觉如此解决，损失过巨，仍劝接受此项办法；除非冒对我不利之危险，深以不能得更好解决办法为憾。”显然，这已经是章午云认为的最佳结果了。
2月25日、26日，正在香港出差的周有光，先后致电在北京公干的王志莘总经理，以及留守上海的孙瑞璜副总经理：“觉目下国际情况下，以请云兄全权酌决为要。”
2月27日，孙瑞璜急电王志莘：“经商谢董事长，正在考虑，希征总经理意见，并盼就近商陈穆处长，请速复，俾商谢后电港”。电文中的谢董事长，即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副行长兼新华银行董事长谢寿天，此时在上海；陈穆，即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处长兼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行长，此时也在北京公干。
3月1日，王志莘复电孙瑞璜：“新原事，陈穆处长同意照章电办理。”
3月4日，孙瑞璜急电在港的徐湛星、周有光：“新原事董（事）会同意请云兄全权酌决。”
此案最终于当年4月底了结，合计收回45000元，扣除律师费、扣押费后，“实收为四万元之谱”；调解合同中尚有一附带条文，规定中国发动机厂债权方面如收到款项在美金四万五千元以上，仍应归还我方。
3月6日，周有光致函新华银行谢寿天等各位董事认为，此事的解决，采取了现实主义之办法，“一鸟在手，胜过二鸟在林”；“如欲绳宝同以法，可待中美复交后，引渡宝同回国，在中国法庭前再加审判。”
此案前后经历了三个年头，实际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从中，或可观察到周有光的担当与睿智，章午云的执着与细致，更可感受到的是他们身后人民政府新政权的强大力量。
周有光与夫人张允和
周有光与夫人张允和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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