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堂叔中唯一健在的祖全大叔从老家来到了我家里。明年便满80岁的人，气色不错，走路爬坡慢一点，不喘粗气，说话的声音仍然洪亮。只是和上次来时的身体状况比较，还是有些变化，大叔的一只眼睛出了点毛病，像睁不开似的，血压有些不稳定。说起乡下那些事，他还是那样精神，滔滔不绝。哪家建了新房，哪家娶了媳妇，哪家嫁了女儿，哪座山包又添了新坟，喋喋不休地诉说着。当他说到腊生也去世了，我的心头一紧，像谜团一样缠绕。堂叔怎么晓得住在山里的腊生呢？这也让我刹那间意识到，我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腊生哥的音讯了，甚是遗憾和惊讶，不由喟然长叹。
在我七岁时，被过继给伯父，给伯父叫伯伯，给伯母叫妈。那个时候大家的日子过得非常拮据，穷得叮当响，但是日子还得勒紧裤腰带继续过。伯伯和妈，为了撑起家，除了在白天参加集体出工劳动，还会起早摸黑地刨自留地，打猪草、砍柴禾，经常为煮第二天的猪食熬到深更半夜。
有一年夏天干旱，坝子上的土地像烧焦了似的，草木不长。猪草成了问题，伯伯和妈，心急火燎地背着空背篼，天刚蒙蒙亮就上山去打猪草。半山腰树林里居住着一家窎远户，他们起床一推门，就看见了伯伯和妈在林间坡地上打猪草，便走去打招呼。“你们坝下的，这么早就爬上山了，肯定是鸡没叫就出门了。”说着说着，回到屋里去了。没想到这家的大儿子，端了一钵嫩苞谷面煮成的面疙瘩，让伯伯和妈吃，他们不好意思，怎么都不吃。接着，孩子的母亲又从屋里走了过来，开口就说，“坝下的人，吃不来苞谷！”这句话让伯伯和妈再不好意思客气了。其实，这时的伯伯和妈，早已饥肠辘辘。
说着说着，两家人越说越亲近。这户当家人姓吴，早年死了，留下孤儿寡母一家人，深居在山里，大儿子叫腊生，上山出山就靠他。我妈的身世有些离奇，她说她小时候姓吴，后来改成姓邓，但从没见过自己的父母，也没有娘家可回。那次相见格外投缘，我妈突发奇想，要认这儿的吴家为娘家！腊生的妈妈也欣然同意，说多一个妹妹，多了一门亲戚。之后，我给腊生的母亲叫舅妈，给腊生叫腊生哥。
腊生哥比我大不了几岁，二十出头的样子。他在这山里从小滚爬出了一身力气，挑柴挑水挑粪，沟沟坎坎大步流星；背包谷背红苕背土豆，夜夜火把照路。胆子也大，在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地方，常常翻越几座山，在阴森森的斑竹林听龙洞的咆哮声；凭着一把长砍刀穿梭“野猪凼”；在直插云霄的梯子岩，如履平地。正如舅妈说的那样，他这个大儿子是“出头的椽子先烂”，苦吃得特别多，在山里除了没读书以外，样样活路都做过。正因为这样，坝下都在“闹饥荒”，但他们住在荒山野岭里，虽然天缺稻米，日子却过得不愁，没有饿过肚子。
有一次，我和伯伯到他家山脚下的小煤窑挑煤炭，等了一天到黑，还是没有挑到煤炭。腊生哥听说后，一口气跑下山来，接我们到他家去住。舅妈一脸笑容热情招呼我们，院坝里的狗欢叫的声音在万籁俱寂的夜空里回荡。火塘上面的梭搭钩吊着铁罐子，飘出的香味，让我止不住地流口水。一只腊猪蹄，一刀两断分装两钵，给我和伯伯一人一钵，啃得我们满嘴流油。那味道，至今难忘！
就这样，山上山下的两家人频繁来往，比有血缘关系的亲戚还要亲。腊生哥下个街、赶个场，都要经过我们家门前。他每次天不亮就下山，但是都从不空手来我家，或挑一捆柴，或背一筐猪草，或提几个鸡蛋，或拿着几把蒜苗和青菜，搁在家里后，一边擦着汗水一边走，留也留不住，一碗水都不喝。我伯伯和妈经常感动，想起去他们家都是礼数周全地招待，总觉得对不起人，于是麦子收了换成几把面条，谷子收了碾成米，背上山去让舅妈家里尝新。到了年关，集体鱼塘打捞起来的鱼，哪怕是分我家的只有一条，也要砍半边送去舅妈家过年。
后来，一晃没几年，我进县城师范读书、工作去了。接着，农村山里山外推行生产责任制，包产到组，责任到户，把农民的积极性紧紧地拴在土地上，到处都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沿海开放的风声也传进了老家，有的是力气的腊生哥，又被“打工潮”卷出去了！
山上的舅妈，岁数大了也没下山了。我的伯伯和妈也上了年纪，随我进了城，帮着我送孩子上学，再没有上山了。那以后的几十年，我们相隔两地，失去联系，腊生哥一家的音讯全无……
这次从堂叔那里才知道，憨厚朴实、勤劳一生的腊生哥，后来的大半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攒下的几个汗水钱在我老家村子里买了几间土墙二手房，隔堂叔的家很近，一杆烟的距离。堂叔还说，腊生哥下山不久，上山公路修到了他的家门前，他老家的荒山野岭都变成了果园，腊生哥有些后悔不该下山。后来腊生哥生病走了，有幸的是，埋他那块地，与埋我妈那块地挨得很近，相距只有几百米，或许他们又在天堂续着山上山下的奇缘。
腊生哥，因在腊月生而得名。又是腊月了，怀念腊生哥，怀念那段胜过亲情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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