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的一个下午，在北京对外友协礼堂正在进行一场高端交流。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费尔普斯教授给我们解析，来自社会底层的大众创新如何推动经济的发展。他指出，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辉煌，离不开企业家、金融家脑子里不断涌现出的新点子的驱动。费教授的话启发我去寻找百多年前中国金融舞台上的新点子和他们的创造者。
此刻，十九世纪马上就要结束，现代金融的开场锣鼓已经敲打了20年——然而大清的金融舞台仍幕布合拢，没有打开的迹象。
从1847年第一家英资丽如银行落脚上海，到1897年第一家中国现代银行开张，历史整整等了50年, 看得我们今人为昔人跺脚着急。那么大清到底在等什么呢？一个不可略去的答案是，它在等金融业创新人才登上历史舞台。吴晓波点评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与曲折，“与时间迟早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太多的摇摆、投机和过于感性的民族人文特征”。中国现代金融业开局的气象，就是取决于这样一个精英高管阶层的人文特征。
这个阶层在洋务运动前后崭露头角，他们摇摆、投机、敏感，但也充满新点子与改变中的激情。根据他们的教育背景、阅历，与社会地位，我把他们归为四类世家：海归先觉、洋行买办、红顶商人、行号王侯（是不是也可把他们称为昔日的“土豪”）。晚清40年的社会大变局把零散疏离的社会精英们联结在了一个新的舞台上，形成了一个可以清楚辨识的演出班子：西学东渐时代的本土工商界主角。
图1：这张肖像出现在1890年的《伦敦画报新闻》上, 是西学东渐时代精英的典型。他头顶官帽，身着学生装，留着长辫长甲，读着“泰晤士”报与横板书。中国的现代化就是由他们起意开张。
海归学子的杰出前辈是毕业于美国名校耶鲁的中华第一人容闳（1828-1912）。他自小受教会学校教育，24岁就入了美国藉。1860年他回到中国来时，仍然可与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称兄道弟，被曾国藩视为亲信，可见他对中西文化的贯通能力。容闳对自强运动的推动（特别是幼童留洋）及后来与革命者孙中山的交往，处处体现出他所具有的进化伦理与前卫思考。
在这里我想再加上一点：容闳非常可能是将现代银行概念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人，他的首位听众，正是洪仁玕，时间为1860年。此时全中国还没有一本西方的经济著作译本，容闳却带来一个新点子，企图帮助造反的太平天国建立新型的政府财政。大清政府接触这一重要的治国理念，即通过银行为政府发债，历史又等了35年。1895年容闳向总理衙门上呈的《请创办银行章程》中，明确促请政府开办国家银行（ Bank），发行纸币以筹财政进项。大清开办银行没有钱，容闳自告奋勇要替朝廷向美国财政部借笔善款。
图2：容闳(右二)与友人留影。
容闳之所以提出国家银行或者说国民银行的概念，和他在美国游学时的观察非常相关。美国在1860年以前，既没有英格兰银行式的垄断银行，也没有英国式的货币发行机制。各州皆有自己的银行登记法规，小银行随意发行自己的钞票。汉密尔顿1790年搞起来的第一美国银行和1816年议会建立的第二美国银行，都没有能力支撑具有国家信誉的货币发行。1860-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新的银行法，把银行的货币发行与政府的债务挂上了钩，即只有登记为国民银行，购买了政府债券，地方银行才有资格发行可以跨洲流通的具有国家信誉的货币。学者们一方面认为银行法的目标，是针对民间滥发货币的“野猫银行”；另一方面，明眼人都看出来，这样一种安排便利了政府开源，与英格兰银行的发端异曲同工。容闳最早抓住了这一制度的新意；几十年后梁启超也看明白了其中的机关——他说林肯总统靠国民银行制度赢得了美国内战。
图3：美国创办“国民银行”制度的时代，容闳在耶鲁已学业有成。这是1860年代美国发行的国家货币( )，上面还没有今天美国联储币（ Note, 1912年）的字样。
容闳极力要把财政银行法宝传授给中国的政府——不管它是太平天国还是大清朝廷。他对总理衙门的翁同龢说，美国人有同情心，先借点款，以后有了赢利还清了，银行就是政府自己的了。这种想法和1896年中国的现实与朝廷大员的小算盘差距太远了。他的建议不但在投资来源而且在执行细节上均无法落地，被翁同龢拒绝后埋没在了废纸堆中。
在英美通过切身观察，对金融具有先知先觉的海归派还有王韬、曾纪泽、郭松涛、黄尊宪等等，这些人虽未比容闳拿到洋学位，但都在国外生活过相当时间，对现代金融理念与制度甚有心得。他们的建议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大清政府关注经济，不但管财政，也要有银行。美国一学者曾指出，这些人的议论由于缺乏执行力，“有点像空中楼阁。但放在正确的语境中，他们的意见颇切中要害”。
对西方金融同样有深刻理解并勇于创新的另一个群体是洋行走出的高级打工仔，知名者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席正甫等。这些人大多从未在国外镀金，但自小接触洋人洋行，知识结构与社会实践是与国际接轨的。从1850到1870年洋务运动肇始，中间有20多年，洋行成了中国高级管理人才培养学校。唐廷枢1863进入当时资本规模最大的怡和洋行，涉足的领域包括棉花的出口与航运业务。徐润15岁就进入宝顺洋行当学徒，先是从事内河航运，之后又帮助宝顺洋行打开了上海到日本的外海航运。经济思想家郑观应曾在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事，参与多种商业运营管理。这些人在洋行的事业取得很高成就，进入了管理的高层，任职总帮办总买办。这些“名头”后来被演绎成 “崇洋卖国”的代名词，但其实它就是今天外资机构的“中国区主席”百年前的别名。
图4：英语“买办”是葡萄牙语“买家”的延袭，可见此“名头”起源于明末。图为早期成名的总买办唐廷枢。
这几位大买办后来都被李鸿章收编为创办官督商办企业的骨干。他们不尚理论，但立事能力却是一流。在开创现代金融业务方面，我惊讶地认识到，他们可算是中国本土“投资银行家”的先行者。1875年9月，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招商局船公司决定要成立自己的海险保险公司，摆脱外资保险公司不公平的理保。办保险本金从哪里来？唐廷枢、徐润二人召开了一次特别董事会商议此事，看来唯一的办法是向公众募集，大钱没有，但可聚少成多。当时中国并没有英式的“商人银行（ Bank）”, 更无股票市场帮助企业公开发行。于是二人决定自己动手推荐股票。
1875年11月，中国第一份通过公开市场筹集资本的“招股书”登在天津的《益报》与上海的《申报》上。不过它不叫招股书，而叫“保险招商局告白”，也叫“公启”，上面浓缩了今天几百页招股书的要素信息。保险招商局的股份拆成了100两一股，结果成功从社会筹集股本金20万两，125%超额认购了原定规模。1875以后，官督商办公司的初次融资与再融资不少采用这一模式。李鸿章1880年在《复陈招商局务片》中说“责成素习商业之道员唐延枢、徐润总理其事。局中股本系该二员经手招集，每年结帐后分晰开列清册，悉听入（股）本各商阅看稽查”，表彰的就是招商局大员筹集资金的本事。中国第一单跨国并购项目——1877年招商局收购美国旗昌洋行，操盘手也是唐廷枢。
图5：1875年与2006年的两份招股书，1页与500页，是150年招商局股份的两块里程碑。（“招商局告白”图片来自招商局集团）。
不过，如我在第27节中所说，洋务运动中的国内资本积累的主要特征是地方性、企业间，与民间的行为，它们创新的层面停留在实业，始终没有发展到金融机构行为，更没有贡献于国家金融政策与政府财政。洋行买办出身的高管阶层，特点是善于模仿他们的洋行老东家的办法，并把它们移植于官督商办的新东家。当历史翻过了洋务运动这一页，唐廷枢、徐润等人的融资业绩亦如海滩上的沙堆，被海水冲洗得踪影难寻。
图6：为政府提供贷款，是银行最乐于从事的业务。汇丰银行第一笔大清政府贷款是1874年的“福建台防借款”，它为当时汇丰银行总买办席正甫赢得了荣誉。这是席家后代1913年建筑的花园。
在英资银行里学徒做成总买办的“正规”本土银行家是上海人席正甫（1838-1904），他从钱庄学起步，最后成了汇丰银行的华大班。他为清政府安排了不少金融生意，子孙后来遍布上海各家中西银行，无人可与争锋。但对如何仿效西方开办大清政府银行，席总办似乎乏善可陈。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本土金融高管花名册中的缺憾。
然而，在大清皇廷掀开现代金融大幕的操手，既不是留洋的海归，也不是洋行走出的中国区买办，而是一位深通大清官场之道的红顶商人，他就是李鸿章倚重的经济权臣盛宣怀。1896年9月30日，25岁的光绪皇帝召见了52岁的盛宣怀，听他侃侃而谈筑路、练兵、理财、育儿之策，深为这一半百老人的创新至意所感动。盛宣怀连举人的功名都屡考不中，根本没有进入“公务员”的大门，但却有创办经营招商局，帮设电报公司，修造铁路，煤铁矿与纺织厂等等从商业绩，简历上还赫然列表出“部”级大员的名头。皇上看着盛宣怀，心头一热，顿觉皇朝能臣忠烈仍在，帝祚还有救。盛宣怀不负圣意，几天后就进呈了《条陈自强大计折》，后又追加呈奏《请设银行片》。在戊戌变法前，盛宣怀俨然成为皇室改革圈子里的核心人物。
图7：历史学者苏同炳说，光绪帝“秉性柔弱温顺，易于驾于牢笼，但其思想高洁，并不是一个碌碌保位，不思建树之人”。此图为西方人眼中改革年代的光绪形象。
在两份颇具匠心的改革奏折中，盛宣怀列举了一系列以大清现代金融发展为重的建议，例如通过裁撤“厘金” 换取外夷同意提高 “关税”，开征印花税，皇上下旨成立银行，进行币制改革，以低于外国银行的利率为政府发行公债，等等。盛宣怀在商界一线打拼多年，是融资投资的高手，又是调动整合政治财经资源的内行，他的建议的确点到大清财政与银行关键。他用了一个很爱国的词，叫做“挽外溢”, 就是要把西方在中国占据的利益夺回来，由中国人自己享有经济主权。“甲午战争”失败后，大清全国一片怨声载道，社会矛盾激化。盛宣怀与光绪皇帝就财政问题的一席对话，不赀为经济新思路，也为一年后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但是，盛宣怀对创立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的贡献，除了他本人的传记，和招商局与招商银行的专题著作，却常常被一笔带过轻描淡写，冷落了这件事的意义。这里有什么原因？我想这值得追究反思。
首先，当盛宣怀把他颇有见地的改革大计落到实处时，他的知识结构上的欠缺，对现代银行管理制度与人才的排斥，限制了变革拓展的空间和对金融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世人对此银行的关注。据载，为成立中国通商银行，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的荣禄还跑去征求汇丰银行的意见，后者建议新银行要明确亏损责任人，限制单一贷款比例与同一借贷限额。对这些意见，盛宣怀都斥之为顽固势力的诘难未加认真思考。尽管盛宣怀后来请在汇丰做了20年的英国大佬美德伦 (A.W. )在通商银行任“洋大班”，西方在华银行并没有把盛宣怀管理的银行视为竞争对手。
图8：中国通商银行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发行的银行券。
另外，容闳1895年给大清的建议是成立美国式的国民银行体系，为财政收入打开市场融资渠道，以支撑一个有财力的强势政府。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提到了“官银行”, 解释了英格兰银行在英国的地位。盛宣怀的建议中曾以同样的思考立论，希冀成立一家大清银行。但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时，他拒绝了政府的出资（最后只接受政府放200万银两的贷款），由于两湖总督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的反对，他也没有拿到铸币权。虽然经过盛的努力，中国通商银行争取到部分官款的存储汇兑，但实力飞增的地方政府均不屑于与通商银行往来。与英格兰银行与美国国民银行相比，中国通商银行既无法垄断政府收支帐户，发行具有国家信誉的货币，在与外资竞争中也没有政府做后盾。盛在辞世时曾感叹他一辈子没有到过英美 ——他只想远远离开“官督商办”的羁绊，哪知就忽略了英美银行手中“资源垄断”的好处。
最后，盛宣怀排除了朝廷内外的种种责难，为中国招商银行的成立拿到了光绪皇帝的旨意与户部的批文。但这是“人言”加“特例”，没有建立起法律体系的保障。从1897年到1905年“大清户部银行”成立，其间没有其他银行出现，原因之一就是通商银行的模式不可复制。这无疑也降低了这一里程碑的历史高度。这样评论，并不是用今人的观点强求古人。1908年大清度支部推出第一批银行立法，离通商银行诞生不过十年光景，盛宣怀显然只做了一家银行的体制建设，完全不知国家金融体系的基本建设。
撰写中国早期工业化历史的美国教授费厄沃克在谈到盛宣怀时，曾引了熊彼特的一个观点：“过世的熊彼特教授用 ‘企业家能量’ 来概括勇于承担风险、决策果断、创新进取的活力。而这些活力是西方经济得以发展的基本动力”。中国19世纪末的企业家、金融家，也具有这样的创新进取“活力”。但是他们活动的结果，却又引出费教授的另一段评论：“把西式企业引入19世纪的中国，尽管不断被尝试，但儒家官员们始终无法和开埠城市的商人们相辅相成，获得商业成功，反而各拼其短，招致失败”。这段话用来评论盛宣怀的作为并非完全客观，但也刻画出清末“红顶商人”一手官印、一手算盘，西式活力、中式官腔的多元人文特征。
图9：留在相片上这一长串官职是盛宣怀最看重的。
和上述几个本土金融精英圈都有交叉的另一个群体，是钱庄票号里的“大行家”。他们对新式银行管理并不熟悉，但具有对本土经营环境的理解与适应，这是洋行看中的资产，也是其他精英圈所欠缺的。盛宣怀在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聘用的第一位“华大班”，既非“海归”，亦非“买办”，而是曾任上海咸康钱庄经理的陈淦。他和“洋大班”美德伦搭帮，为通商银行的落地打开了局面。
对西学东渐时代的企业家、金融家，百多年来人们给出过不同评价，他们创新的点子早已斑驳脱落，成为历史陈迹。中国现代金融发展的第一幕，借西学东渐之风，由一代精英隆重开场，却是民族人文特征常谈常新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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