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明远，这个望镇袍哥副舵把子，率领他的弟兄，来到成都一个小河滩边，枪杀了他的亲生女儿淑清，以及一个年轻裁缝。
哭泣的雷大娘和乡民没能阻止这幕惨剧的发生，因为雷明远实在气势汹汹，“哪个劝老子就连他也一起开刀”。枪声响起后，好心的街坊还是着急地叫喊：“能救起人来的，我愿意给钱，我愿意给钱。”他们央求袍哥下水把女孩救起来，却没想到，两个袍哥弟兄一跃跳入河水，“反而把女孩的头更死命往水底压着”。
这场当众发生的枪杀案，起因仅仅是一些围绕男女关系的流言蜚语。听到流言的雷明远没有调查真相，也没有想要去澄清，而是一杀了之。根据民国法律，雷明远应该被判重刑。可他和手下人都没有受到任何制裁。当年袍哥在四川农村的威望，让政府也不能拿他怎么样。也是这个组织对成员的严密控制，令他毫不迟疑地杀了“有伤风化”的女儿，以保证自己的权威和名誉。
1939年发生的这一幕，被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21岁的沈宝媛记录在社会调查报告《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中。60多年后，王笛将这份材料纳入他的研究，写成一部微观史——《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这也是第一部以袍哥为主题的历史学著作。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王笛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既是“秘密社会”，又是维护秩序的民间力量
王笛研究四川民间社会和袍哥已经整整30年了，在这个议题上，他是搜集史料最全的学者，能收的几乎都已收到。但沈宝媛仅仅两万字的调查报告，却为他开拓了巨大的研究空间，因为它提供了许多档案、官方文件、个人回忆所没有的细节。
这些被客观记录的细节，为人们拼接起一个活生生的人以及他的生活世界。而此前，无论是“共产党的朋友”、“左翼袍哥”蔡兴华的个人回忆录，还是地方志作者对“恶贯满盈”的袍哥贺松的讲述，在王笛看来，“都带着很强的政治倾向”，“不是真正的历史学著作”。“1949年以后，官方话语体系一直以否定的态度去写袍哥。当然，否定没问题，但也把他们简单化了。这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其中充满矛盾。”
这的确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根据沈宝媛的老师廖泰初1947年发表的文章，四川70%以上的成年男性都属于袍哥。王笛认为，现存的档案资料也支持这个说法，所以，将袍哥称为“秘密社会”，只是遵循当时文献的叫法，实际上名不副实。到了1940年代，有300年历史的袍哥，已经从一个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发展为四川分布最为广泛的社会团体，其成员也从边缘人群渗透到党政军各级机构。从清朝到民国，它一直被视为非法组织，但没有遭到过真正严厉的镇压，反而在近代一波波革命浪潮中，成为各方势力利用的对象。
有人认为，袍哥之所以绵延不绝，除了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也和这个组织内部对“义”的强调有关。帮中规矩极严，还有“十条三要”，包括孝敬父母、乡邻友好、莫以大欺小、不调戏妇女等戒条。如果违反，就会受到严厉处罚。有句黑话是“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就是三把刀从前胸进后背出的意思。也有外国人调查过袍哥内部的惩罚，其中就包括“滚钉板”和“扑前刀”（跪在牌位前，自己用匕首刺大腿）。
但在沈宝媛的近距离观察下，袍哥的这些规范在雷明远身上，又呈现出种种吊诡与复杂。他对家里所有女性都极为严苛，但对沈宝媛和她的同学“极端的友善”，在后者看来，这主要是因为雷明远还是“相当尊重读书人”。他不愿给家里菜钱，又总是像“周游列国”一样，到周围几个县交游，喝酒吃饭，花钱如流水。他是剿匪英雄，为当地治安做了很大贡献，对手下兄弟也很关照。但经济拮据后，手下兄弟很快作鸟兽散，加上和老大关系不好，在袍哥组织里的威望也大不如前，以至于后来家中女佣逃跑、老婆闹离婚，都没有得到袍哥弟兄的帮助。
用四川话讲原汁原味的四川故事
王笛写《袍哥》的目的，当然并不在于探究雷明远这个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故事，完成对袍哥组织以及川西乡村权力网络的考察。另一方面，同为研究袍哥的知识分子，王笛对沈宝媛代表的学术传统很感兴趣。
当年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聚集了早期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最优秀的学者。借由她的经历，王笛也在书中写到了西方社会学初入中国的情况。他还曾辗转找到90多岁的沈宝媛，想听她亲口讲述调查见闻，可惜老人已患上老年痴呆症。相比于她的父亲、中国图书馆学开创者沈祖荣，曾赴香港工作的沈宝媛，要默默无闻得多。
王笛生于四川，在家乡插队，也在家乡读了大学。后来，他又远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并任教。在上海的一场读书会上，他起初操着一口标准普通话，让人听不出他老家是哪里。随着现场气氛逐渐活跃，他放松了不少，“川普”也开始冒出来。前来为他做嘉宾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调侃老友“四川话被普通话污染了”，还乘势邀请他“用四川话讲原汁原味的四川故事”。随和的王笛索性用家乡话侃侃而谈起来。
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读书时，王笛主修东亚史，师从罗威廉，也跟着人类学家阎云翔辅修了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家讲故事的能力，以及历史学者发掘史料的功力，如今都在他的著作中体现出来了。《袍哥》中有许多细致的描摹和精彩故事，颇有传奇色彩。王笛强调，他对四川乡土怀着深厚感情，但他对袍哥的态度，并没有太多倾向性，只是以历史学家的态度，说出真实的故事。“写历史不是写小说，这里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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