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2日，二月河在河南家中接受本刊专访。
回忆起2014年3月7日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的审议会议，二月河对《环球人物》杂志的记者说：“当时，自己是从历史角度谈了反腐倡廉的问题。”
在会议上，二月河对王岐山说：“《二十四史》我读完了。说实话，没有哪一个时期有我们今天的反腐力度，这恢复了老百姓对于党中央反腐倡廉的信心。我写的书里有雍正的反腐内容，我对历史上的反腐有一些认识，我们可以借鉴历史经验，把古今清廉之士的故事编成教科书。”王岐山则用“知音”作为回应：“二月河的意思我听懂了，因为我了解他，比他了解我多。他写的‘帝王系列’我认真看了。看了他的书，就能读懂他。知音是什么，知音是通过听音乐就能听懂作曲人想要表达什么。”
高薪不养廉
“我和王岐山同志也谈到这个问题：高薪不能养廉。宋代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历史上，宋代的官员工资最高，官员收入是汉代的6倍、清代的10倍，但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高薪养出了什么呢？养出了文恬武嬉！文官爱钱，武官怕死。工资高了嘛，谁都不愿意为国家吃点苦、干点事，更别说为国家捐躯了。最后把政治军事搞得一团糟。”
“我看到过一个资料，包拯的收入折合人民币大约是650万元。650万元只养出一个清廉的包公，更多的是养出高俅、秦桧之徒，养出一帮逼着人们上梁山的贪官污吏。”
“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几千人竞争一个名额的事情时有发生。究其原因，就是普通公务员工作稳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收入足以养家糊口。如果再追求高薪养廉，公务员队伍会变成什么情况？他们本来就有很多隐性收入、软收入、灰色收入，如果国家还用高薪去迎合那些蝇营狗苟、追名逐利的人，他们对这个职业的追逐将更疯狂，会花更大代价去走后门、贿赂官员。何况工资再高，也无法与贪污受贿的数额相提并论。对于贪欲无穷的人来说，给多高的薪水都是不够的。”
朱元璋酷刑反腐
为了保证官僚系统的正常运转，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没有放松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管，最严酷的刑罚出现在朱元璋时期。二月河说：“朱元璋是赤贫出身，要饭起家，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对官吏腐败的仇恨程度已经到了‘变态地步’。他在全国各地培养专门的剥皮手、设立剥皮井。他规定，一旦官员贪污到60两，就要被剥皮，然后倒吊起来，在剥皮井里面风干，以警示世人。”
朱元璋的反腐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几桩大案，死者数万人。再往后，甚至到了无日不杀人的地步。有些衙门的官吏快被杀光了，朱元璋不得不让一些有罪官吏先戴着刑具回衙门办公。当时的一些刑罚，光听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挑筋、挑膝盖、断手、抽肠、枭首、凌迟……可各种酷刑用尽，贪腐案的卷宗照样堆积如山。朱元璋临终前只能感叹：“早上杀掉一批，晚上又来一批，如之奈何。”
现在腐败分子的反抗力度空前
在二月河看来，现在腐败分子的反抗力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我看到过资料，说成克杰在临终的时候，跟看守所的人员一一握手，感谢他们为他服务；胡长清在死刑书上签字时，脸色平静得像刚睡醒一样。贪官死到临头还有这样的心理素质，史上少见。现在，国家在“拍蝇打虎”，底下的不少贪官就闻风而动，有的紧急处理房产，有的悄悄转移财产，各 出花招，试图逃避。”
究竟怎么处理这些腐败的“新品种”，二月河认为，除了严峻刑罚之外，还需要别的措施。“从长远看，需要有整个社会反特权意识的觉醒和身体力行。我了解到，现在小学生都懂得竞选班干部的好处：可以管理别人、可以从老师那里享受不同待遇，于是他们小小年纪就知道贿选，买冰淇淋、买小玩具送给同学。更小一点的幼儿园孩子，都会和阿姨说“我爸在某某公司工作，你需要什么和我讲”，都知道利益交换了。这些现象非常危险。当特权意识渗透到孩子身上时，下一代、再下一代能不出贪官吗？”
反腐制度不能照搬西方
“我跟王岐山同志说过一个例子：满洲人入关的时候8.5万人，加上吴三桂在山海关的3.5万驻军，一共不过12万。而汉族方面，仅李自成的铁骑部队就有100多万，加上南明唐王逃到福建称帝时手中的200多万人马，以及散落全国的汉族武装力量，总数能超过400万。可最后，13万人打败了400万人。与满人相比，汉人的制度不先进吗？当然先进。只能说，如果你腐败，先进制度下的400万人也是一堆臭肉；不腐败，落后制度下的13万人也能变成一把剁肉的刀。”
近代以来，有人尝试用“西药”治理贪腐顽疾，但二月河不认为西方制度能约束中国政治文化。“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不可能照搬西方。相应的制度，还得靠我们自己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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