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1920年生于河北省徐水县，1945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矿冶系，1952年获美国欧丹特大学冶金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他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冶金学家、材料科学家、战略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任中科院金属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部技术科学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这是一位九旬老人的退休生活：每天上午8点钟离开家，9点钟到办公室，来访的客人有时一天好几拨，请他提供咨询意见的、指导科研工作的、题词的、写序的……几乎有求必应。此外，去年一年，北到哈尔滨、南到广州，他出了10次差，还在北京主持、参与了几十个学术会议。
这位乐此不疲、退而不休的老人，就是2010年度荣获国家科技奖最高奖的两位得主之一，我国高温合金材料的奠基人、在材料腐蚀、镁合金、碳纤维等多个领域贡献卓著的战略科学家师昌绪先生。
“我这样的生活很没意思，也不希望别人都像我一样。”师先生自我解嘲说：“但我已经是这么个定型了，在家反而苦恼，所以天天工作，生活很充实，觉得能对得起国家、民族，也就是这个样子。
“美国人做出来了，我们怎么做不出来？”
1月7日上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以下简称基金委）的一间会议室里，记者见到了91岁的师先生。虽然发已掉光、牙已全无，但老先生却背不驼、眼不花，步伐稳健、思维敏捷。听着后辈和老同事讲述他的往事，师先生时而会心一笑，时而神色凝重；他对数十年前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时不时插话补充两句；说到激动处，忍不住用手指敲得桌子“笃笃“直响。
“北京、上海，这两个地方任你选。”1955年6月，时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的严济慈，对刚从美国回来的师昌绪说。
结果，这位35岁的洋博士选择了沈阳，因为中科院金属所在沈阳。到金属所后，他被指定为鞍钢工作组的负责人，由物理冶金理论研究，转向炼钢、轧钢工艺开发。两年之后，师昌绪又服从国家需要，转任金属所高温合金研究组的负责人，带领一支小分队常驻抚顺钢厂，研制航空发动机的核心材料——高温合金。师昌绪带领科研人员奋力攻关，很快开发出代替镍基合金GH33的铁基高温合金GH135，用这种新材料制作的航空发动机关键部件——涡轮盘，装备了大量飞机。
更难啃的骨头在后面。1964年，中国的新型战斗机设计出来了，就差发动机用的耐高温高压涡轮叶片。此前，只有美国能研制这种空心叶片，国内的人都没见过。一天晚上八九点钟，航空材料研究所的副总工程师荣科找到师昌绪家里，问他能不能牵头搞空心叶片。“我也没见过空心叶片，也不知道怎么做。”师先生回忆说，“但我当时就想，美国人做出来了，我们怎么做不出来？中国人不比美国人笨，只要肯做，就一定能做出来。”
第二天，他与时任金属所所长的李薰先生研究决定接受这个任务。荣科听到这一消息自然高兴，但同时也“提醒”师昌绪：我可是立了军令状的，做不出来，我把脑袋割下来。师昌绪一笑：咱们就共同承担吧。
为啃下这块硬骨头，由师昌绪挂帅，从金属所的相关研究室挑选了“一百单八将”，成立了专门的项目组。他们采纳了容科“设计——材料——制造一体化”的建议，与发动机设计和制造厂等合力攻关。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在100毫米的叶片上均匀做出粗细不等、最小直径只有0.8毫米的9个小孔，谈何容易！他们攻克了型芯定位、造型、浇注、脱芯，以及断芯无损检测等一道道难关，于1965年研制出中国第一代铸造多孔空心叶片，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能研制这种叶片的国家。
后来，国家决定把空心叶片的生产转移到远在贵州的一个工厂，航空部点名师昌绪带队到生产第一线，帮助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当时从沈阳到贵阳要坐48个小时的闷罐火车，路上连喝的水都没有。工厂的条件极为艰苦，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发霉的大米和红薯干，以至于厂里的总工程师过意不去，利用星期天到集市上买来白面，给科研人员蒸馍改善生活。师昌绪他们日夜在车间里鏖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终于克服了实际生产中的技术难关，至今所生产的数十万个叶片没出过一起质量问题。
“当时当然有压力了，但关键看你敢不敢往前冲。”忆当年，师先生雄心不改，“只要努力，肯定能做出来，除非你不努力。”
“我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管闲事”
“师先生，这个事您可别管！”2000年春，年近80的师昌绪找到基金委材料科学部原常务副主任李克健，说想和他一起抓一下碳纤维。李克健听后立马摇头，“这事太复杂！谁抓谁麻烦！”
李克健说的是大实话。质量轻、强度高的碳纤维是航天、航空用基础原材料，我国从1975年就开始攻关，大会战搞了不少，钱花了很多，但就是拿不出合格稳定的产品，以至于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
“我们的国防太需要碳纤维了，不能总是靠进口。”师先生说，“如果碳纤维搞上不去，拖了国防的后腿，我死不瞑目。”
李克健听后深受感动，接受了师先生的邀请。这年8月，师先生召集了由原国防科工委、科技部、总装备部、基金委等相关单位58人参加的座谈会，探讨怎样把碳纤维搞上去。大家的一致意见是，碳纤维能搞上去。会议纪要里，专门写了这样一句：请师昌绪院士作为技术顾问和监督。
师先生欣然从命，很快又召集了第二次座谈会，讨论具体方法。座谈会上，有人给师先生泼凉水：上亿的资金哪里去找？就是钱弄来了，谁去协调指挥？过去几个部委联合起来都没弄好，你师老能指挥得动么？
“只要国家需要，困难再大也要干！”不服输的师先生上书中央，陈说利害。很快，这封信批转到科技部，科技部在863计划中专门增设了1亿元的碳纤维专项。在实施过程中，师先生吸取以前的教训，定了一条规矩：统一领导，谁拿专项的钱，谁就归我们管，不管你是哪个单位的。然后，专项领导小组派人到申报单位，现场取样，让第三方单位统一测试。数据出来后，大家一起讨论，优胜劣汰，结果。志在必得的一所知名大学落选，产品过硬的民营企业威海拓展一举中标。师先生一抓到底，不仅多次到威海实地指导，还专门给航空总公司写信化缘3000万元，帮助相关单位开展应用试验。现在，无论是航天还是航空，我国所需的碳纤维已可立足国内，完全依赖进口成为历史。
“我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管闲事”。师先生笑称。
凡是对国家有益的，对别人有益的，他都不避利害，乐于去管。
“师老很有眼光，他所管的闲事，要么是刚刚起步、困难很多，要么是涉及面广、关系复杂。只要这些闲事关系到国家的重大需求，师先生就抓住不放，该呼吁的呼吁，能扶持的扶持。”李克健说。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多个部委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了26个材料环境腐蚀试验查与监测网站，检测材料在大气、海洋、土壤等环境中的腐蚀数据，为今后的大工程建设提供选材和防腐设计的决策依据。据基金委原秘书长袁海波回忆，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进科技体制和拨款制度改革，期间出现盲区，许多腐蚀监测站成为被遗忘的角落，陷入人走站亡的困境。1986年，基金委会成立，出任副主任的师昌绪力排众议，说服有关部委的领导，把腐蚀监测站的的数据检测分析建设列为基金委的重大项目，常年给予支持。后来等三峡大坝和核电站等工程上马时，大家才发现：腐蚀监测站提供的数据资料太重要了！
上世纪90年代，生物医用材料在国际上方兴未艾。由于我国起步晚，跟国外的差距很大，搞生物医用材料的学者和企业地位不高，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李克健回忆说，当时师先生敏锐地觉察到，生物医用材料将是事关13亿国人健康的大产业，应该加快发展。经过他多方奔走，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在1996年宣告成立。由于该委员会的人员涉及十几个学会，关系比较复杂，找不到合适的主席人选，75岁的师先生只好勉为其难，连续干了两届。去年，中国科协批准成立中国生物材料学会；明年，世界生物材料大会明年将在成都举行。
……
数十年“管闲事”的结果，是“管”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战略科学家。
“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是能团结大家”
“与师先生相处20多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亲和力。不管到哪儿，在哪个地方工作，都有很强的亲和力、吸引力和凝聚力。”说到这里，袁海波很是感慨，“作为一个大科学家，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在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尤其需要团队精神，需要德高望重的学术牵头人，把方方面面的力量凝聚起来。“这一点，当前在我国科技界特别重要，也特别不容易！”
亲和力来自淡泊名利的品格。国际材料联合会是世界材料学界的权威学术机构，加入该组织对促进我国材料科学的发展非常重要。据曾任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副理事长的袁海波回忆，1986年国际材料联在美国举行会议，师先生与清华大学的李恒德教授应约参加，期间做了大量工作，妥善处理了与台湾相关的议题，终于在1991年底说服国际材联修改章程，接纳中国材料联合会代表中国成为其会员，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与中国材料联合会并存。1991年，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在中国材料联合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许多人认为师先生是该研究会理所当然的理事长。结果，师先生主动让贤，自己只做顾问。
“师先生就是这样，以事业为重，以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重，从不考虑自己的位子、自己的利益。”袁海波说。
亲和力来自尊重他人的作风。“1964年我担任师先生研究室的学术秘书，刚开始挺拘谨的，后来发现他一点架子也没有。”说起40多年前的往事，中科院金属所前所长李依依院士至今仍很动感情，“师先生非常尊重别人，从不把自己摆得很高。他带领我们研究高温合金，不像有的老师，要求你一定要照着他说的去做，而是划一个大的范围，让你放手去干；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他也支持你做，哪怕做错了再重来都可以。跟师先生工作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在他的团结指导下，完全可以指到哪儿就能打到哪儿。”
让李依依特别钦佩的，是师先生对每一个人都平等相待，哪怕对方只是普通的工人。“在金属所工作时，从他家到科研大楼只有一两百米的距离，5分钟的路程他要走半个小时，因为一路上老有人找他聊天。前几年，我跟师先生重回贵州叶片生产厂，老工人们都围过来跟他握手：‘师老师，您好久没来了！’。”
亲和力来自严谨求实的学风。虽然年事已高，但师先生开会做演讲、报告，不管是学术的还是管理类的，极少让别人“代劳”；凡是让他办的事情，都一丝不苟，绝不马虎。袁海波刚担任基金委秘书长不久，把大家精心编辑的《科技成果汇编》送给师先生过目。“我原以为他大的方面看一看就完了，没想到每一篇他都认真修改，改了一半多，连每一项成果的英文标题都不放过！”
1998年，鉴于师先生在高温合金材料领域的卓越贡献，包括GE等大公司在内的11个国际跨国公司联合授予他“突出贡献奖”，并称他为“中国高温合金之父”。
“这不对！”师先生听说后立即纠正，“在国内搞高温合金有人比我早，我只是做了较大的贡献。”
师先生说：“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在于能团结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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