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些年口碑每况愈下，不过南方系的朋友们总是能给我们制造点惊喜。和南方系关系紧密，屡上头条的某些一线媒体自不用多说，这次，根正苗红的“南方系”《南方日报》那边，又搞出了个大新闻。该报记者朱小龙在和人连麦时口不择言，一边说人家全红婵疯疯癫癫，另一边说她学英语“还是好的“，”不能跳一辈子水，不跳水以后像一个白痴一样能行吗“。
这种居高临下好为人师的恶臭与傲慢，不愧是以”启蒙中国人“自居的南方系。只是现在谁还吃这一套呢？群众们只会把这记者连带南周臭骂一顿，逼得单位连夜划清界限发通告。
一些”媒体人“向来如此。你要是真敢试探试探他的底线，总能发现他们其实并没有底线。这次群情激愤的舆情，实则与圈子文化无关，纯粹是任谁也看不下去这帮人的屁股和脑袋。媒体圈的某些朋友总是看起来很忙，时不时出来跳个大神献个丑，无论是在什么领域，总有惊人之语。不仅如此，他们屁股不仅是歪的，身子也不干净。我们给他们拉个清单，则会有更多的发现了，不清不白的不在少数，进过局子睡过大通铺的也不乏人。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何丑闻总是和他们如影随形呢？中国从打有人以自由派自居以来，这个群体丢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从打全民互联网时代开启，南方系总在这个丢人名单上。回回出事都有你，说明你在自由派里也是极品。
他们不仅被读者和网民们骂了不少年，也被主管单位、政法机关整顿关怀许多。但多少年过去了，总没有太大的改观，习惯性表面上搞那一套精英意识形态，私底下蝇营狗苟图个私利。这就说明南方系的问题根本并不只在南方系本身，而在一个被自由派深入影响的不健康的教育、媒介生态，和相关已然变了形的权力机制上。否则，他们也不会天天这么跳而衣食无忧逍遥自在了。唯有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
南方系是先富起来的那批人以精英视角审判中国社会的产物，本质上是服务于精英阶层，和自以为是精英的中产阶层。在上世纪初风云激荡的中国社会中，借着北上广深颇为浩荡的城市化建设的东风，与之相匹配的媒介生态尚未建立，因此，“看见中国”，确认自己的“精英”地位成了一批人共同的精神需要。
《南方周末》首先发迹，与《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以及同种同源的某些一线知名媒体一起，构成了广义上颇为壮观的南方系媒体。
不过，我们看到的和他们看到的必然不会是同一个中国。精英话语需要的是一种失序和混沌的“现实”，即人民群众水深火热、生灵涂炭，乡县恶霸横行、民不聊生，以方便精英确认自身个城市的优越和先进，进而塑造极个别发达城市的地区意识。完成后者与“文明”的绑定。
同样，也要描写一个更加“文明”的欧美，引导读者和城市一起迈向“文明”。辅以法制、人权等名义，哭孝卖惨，凡事就往“悲剧”上靠，事情越大则越好。一举多得，收获不明就里的读者朋友的热泪，笑纳广告主们发自内心的上贡，最终赚的盆满钵满，名利双收。
在世纪之交，这并不是单独一个领域、行业的现象。比如教育界与之相比，恶劣程度不亚于南方系的自由派们。从中诞生出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课堂讲坛上，以片面为深刻，把念经当思想。
如果只有这种精英意识，在那会看来倒也无妨。一定程度上，他们确实也看到了中国的一个侧面，并也有一些努力。可一旦和权力需求结合在一块，目的是为了一种特权，那就不太妙了。南方系的口号和目标，往往是要一个绝对独立的“第四权力”。
精英意识与第四权力的合谋就此诞生了。地方官员要争取话语权，大学教师要宣扬理想世界、批判现实，”启蒙愚昧中国人“的成就感，发达城市的读者也要“看见中国”来证明自身的优越和文明，更何况媒体也要生存，没有曝光率就没有广告收入，没有话题性就谈不上为稻粱谋。这几种动机不纯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恐怕才是所谓“第四权力”的根本面目。我们想起这些年的媒体界的牛鬼蛇神，不难发现，背后总是会有南方系的流毒在。
他们提起人民群众时常热泪盈眶，满怀理想。一旦接触他们，了解他们，味就变了。虽然表面以无冕之王，知识精英自居，实际上和中心区域的政商们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利益。往往以骗廷仗的姿态要个封口费，或以”第四权力“为资本进入政商旋转门，或去象牙塔里继续念经，或作为应润尽润的筹码。总是这么干，晚节不保的事也就屡见不鲜。在南方系气焰最嚣张的温州动车事件那会，整个社会都快被他们带进了沟里。
我们经常能发现这样的事情。大学里以复述新闻理想谋生的老师们，张口闭口民主自由，却时常以得到了达官贵人的犒劳与奖赏为耀，引得小学妹小学弟奉为男神女神；
记者朋友时常以平民、底层自居，遇到了麻烦困扰，却不忘联系那些他们时日里看不上的“皇亲国戚”，要个小道消息，搞个特权福利。若是人脉够了，立刻脱身创业跃升富商巨贾的也不在少数；
立志于学问的，前头还在“看见中国”，等攒够了媒体经验，知道了不少黑料，马上去国外读研读博，把经历的事情，再用各种理论简单分析一遍，写几个洋老爷们都引以为豪的研究和著述。再回到接纳他们的大学里重复这些理想，重温当年的风范，实现第四权力的再生产。方便他们坐而论道，继续谈情怀谈感情，收尊重收名利。
他们真的在为人民着想嘛？必然不是。以媒体发家的他们，论证起自己“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发声”的手段可谓花样繁多。人民是“愚昧”的，但只需要自由主义的拯救。反对者们不买自己的账，就是斯文和体面不存在了，马上抨击为敌人群起而攻之。自己这边的大佬，在自由主义的名利场里失足了，被抓住小辫子了，则是“政治迫害”“权力打压”。读者朋友们厌倦这套自由派长篇大论的说辞了，新闻没人看了，则悲叹为现实黑暗，“新闻理想”不存在了。
总之，无论如何，时代怎么变，这帮人都坚定认为自己是对的。
每年的记者节，就是这种论调大行其道之日。部分朋友翻来覆去谈“为天地立心”，绝口不提日常车马费封口费，逢年过节企业给上贡的冰敬瓜敬果敬等各种好处。以为自己就是所有人的座上宾了，凌然于众人之上，必然会招致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十年前的《新快报》的某位名记者，收了别人黑钱写负面新闻被抓了，单位马上头版头条安排，硕大的请放人，配之以“骨头”。真相大白之后，最终面临同样头版头条道歉，加之当事人喜提全国公开忏悔的境遇。
这些年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而南方系则是高发区。汶川大地震时发表知名公知朱学勤教授的“天谴论”，钓鱼岛危机时头版报道“你不知道的石原慎太郎”，被奥巴马点名要接受采访哭的稀里哗啦，采访通不过了还以开天窗示威抗议。
更不用论几个早就臭掉了的大记者们，北面有一位不能提名字的王某某，南面有不择手段报道“缝肛门”“走廊医生”的柴大记者。有傲慢和偏见打底，我们以南方系为黄埔军校的媒体界，出什么奇怪的事都并不奇怪。
理清了这些蝇营狗苟，辱骂未成年的奥运冠军这事也就毫不奇怪了。这些年媒体过的都不是太好，流量时代恰饭愈加困难。原本就不存在的底线就更加晦暗不清了起来。闯出大祸的朱小龙记者朋友，前脚还在媒体上歌功颂德，后脚和人连麦就急不可待的暴露真实想法。网友们翻过往发言一看，只能说果不其然，和前些天被曝光的袁部长一路货色。
自然，媒体圈那边又是一副“群氓”的老掉牙声讨。说什么批评记者总是安全的。说什么没有我们看你们怎么办。总之一副讨嫌的样子，平常坚决和群众划清界限，闯祸了就要求和群众血肉相连了。一言以蔽之：狐假虎威、叶公好龙。
新闻专业录取分数线逐年下降，毕业生普遍待遇偏低，就业困难，无非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该学的不学，不该学的学了一堆。新闻专业为满足失业的大记者们吃饭和职业再生产的需求，开了一大堆没什么用的“理想课”“情怀课”，理论理论学不深，实践活动倒开不了多少。
真才实学隐入尘烟，特权意识代代传承。深度调查被弃之如履，遂成了没多少人会，也没有多少人愿意的冷门绝学。坐办公室里吹空调，去企业里赚赚外快搞搞公关，一到奥运会这种要紧关头，要你显示真本事了，不是献丑就是露怯。先有记者 问人家“拿捏”英文怎么说，被人拒了，后有南周名记维护行业共同体意识，要别人好好学英文，整得大家伙笑得前俯后仰，就不要再讨论为何新闻界江河日下了。
人民群众并不是反感记者这个职业，也不是反感带他们看世界、改变世界的新闻行业。是反感一切不着实际的傲慢自大，以他们的名义行事，却飘飘乎不知所以然的权力和话语。这回洋相出了不少，回去总该想想怎么了。新闻系毕业生总以民国报人、美利坚媒体为榜样，现在看，前者的“铁肩担道义”没学多少，倒是学了不少后者花尽心思“妙手著文章”上。长此以往，自毁长城自不用说，最后连累一个群体一个行业身败名裂，到时不知新闻界会有何种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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