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文又叫骈体文,是和散文相对应的一种文体,它兴起于汉末,形成于魏晋,最盛行于南北朝,在初唐、中唐、唐末、五代、宋初时也盛极一时。古人语:两马并驾为骈,所以骈文最大的特点是用对偶的手法,讲究对仗,以偶句为主,构成字数相等的上下联。句法、结构上也相互对称,词性、词意相互配对。从字数来看,在文中交替出现四字句、六字句,所以晚唐时又叫“四六文”,直到清代才叫骈体文。为了增强句子的文采和感染力,骈文还讲究平仄、用典、辞藻,在增强气势的同时,又兼顾委婉、含蓄、典雅、精炼。在骈文盛行的时代,骈文水平的高低,能直接反映作家文学水平的高低。

骈文极其讲究形式美,故而文辞精美,节奏明快,跌宕起伏,气势充沛,一篇好的骈文,读来令人惬意舒畅,尽兴不已。骈文或雄伟奔放如泰山大河,或小巧含蓄如苏州园林。骈文本脱胎于散文,可以说是文学发展中出现的一个“骄”子。但后来,在形式精美之路上越走越远的骈文,却成了后代许多文人学者反对、批判、打压的对象,从文学中的“骄”子,演变成影响文学向更健康、更宽广前行的障碍,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还是先从骈文产生的原因说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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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文,文学形式美的华丽表现

一、骈文产生的原因

在春秋战国时代,文体的区分并不严密,在那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虽然中华大地呈现大分裂之局面,但文学却极其繁荣,《尚书》、《左传》、《春秋》、《老子》、《论语》、《庄子》、《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著作,既可以是历史著作,也可以是散文著作,还可以是哲学著作,甚至有些著作中,还包括教育、军事、艺术、养生、自然科学等知识。可以说,这时候的文学,是包罗万象,杂糅各种学问的大散文作品。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环境,为文学发展奠定了一个浑厚的思想和艺术基础,使得后来的文学家可以从任何一个方面出发,在某一方面更加精细化,进而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高峰,为文学体裁的进一步分门别类提供了很好的土壤。

《诗经》、《楚辞》等先秦文学作品不仅奠定了中华文学尚善、乐观的思想基础,而且《诗经》赋比兴的艺术手法,《楚辞》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浪漫的色彩,虚词的大量使用,句式的自由灵活等艺术手法,也奠定了中华文学的艺术基础。再者,春秋战国时期,空前繁荣的各种学派,为了更有力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普遍在作品的艺术手法上进行雕琢,从而使得文学作品从浑然一体的局面向更加精细,华丽方向转变。另外,春秋战国时代的士阶层,为了在游说各国,宣传观点时提高说辞的感染力,也主动引导文学向重文采、重修辞、重气势方面转变。比如《孟子》、《劝学》、《墨子》、《谏逐客书》等作品。在以上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文学由原来《尚书》一样朴素无华,缺少文笔的思想内容传递,向着既重内容,又重形式的方向大踏步迈进,这为汉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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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百家

最早写赋的是战国后期的荀况,有《赋篇》、《成相辞》等作品。他的赋基本上是四言,偶句押韵,托物言志。而宋玉的赋,则广泛使用四言、五言、七言,整中有散,铺陈渲染,气势恢宏。这又为赋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汉朝大一统,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国土广袤、自信强悍的汉帝国需要一种能与之相称的歌功颂德的文体,而赋的篇幅和那种铺张扬厉,讲究文采的风格恰好适应了这一要求,同时,和春秋战国一样,诸侯王招纳文士的风气也催生了士人献赋的热情,所以汉赋成为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并列的汉一代文学。一大批优秀的汉赋作家和作品应运而生,例如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枚乘的《七发》,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从这些作品,我们看到了汉赋重铺衬渲染,对偶并列、词藻修辞的特点,但汉赋有时也有因为过于重形式上的光彩炫目,而削弱思想和内容表达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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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汉大赋经过一段辉煌后,到了东汉后期,随着汉帝国国力的衰落和朝政的腐败混乱,文学家面对社会现实,有了更多的危机感,也有了更多的自我意识,汉大赋便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重视抒发个人情感的抒情小赋则兴起,后来又向更善于抒情的诗歌靠拢。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建安时代是诗歌发展的一个高峰,但建安时代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当“英雄辈出”的建安时代离去后,建安诗风也渐渐被历史烟尘吹散。司马氏建立的晋朝,虽然算一个统一王朝,但再也没有汉代那样的气度,政治上的黑暗和北方少数民族的不断侵扰,给国家发展带来深重的隐患,所以短暂的统一后,是再次的大分裂和大融合。而整个社会,则朝着士族垄断政治,追求奢靡享乐的方向发展,文学,也成为上层社会追求艺术享受的一个重要部分。

既然选择了追求文学的艺术性,那么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变成了他们判断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在此环境下,文人士大夫对文学思想性的热情不断消退,转而通过文学作品来抒发个性,追求精神自由。与文学创作风气转变相随的是,文人士大夫对儒家建功立业、报国安民的信仰进一步消退,而用老庄的自由洒脱和佛家的消极无为来面对社会。所以,玄学在魏晋南北朝时兴起并大力发展,而玄学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文人思想的转变,进而推动文学向追求形式美和艺术性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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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

以上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除了这个原因,还有时代原因。六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统治集团由豪门士族把持,形成“王与马,并天下”的局面,在这种“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沉闷、封闭政治气氛中,从西晋的政治黑暗、混乱到东晋和南朝的相对安宁和富庶,唯一不变的,是统治阶级的审美趣味。面对北方政权的咄咄逼人和国家分裂,社会矛盾激化的局面,他们既没有改变这一切的有力手段,又没有主动改变的勇气,所以转而追求享乐和安于现状,在此环境下,他们对儒家思想主导下反映社会现实,传递进取精神的文学失去趣味,因为这样的作品,本身就是揭露他们的无能。所以他们也迎合玄学思想,追求清静无为和纵情享乐。因此,那种词采华丽,或歌功颂德,或描写山水的文学受到他们的追捧和提倡,从而有了更大的市场。因此六朝时期,骈文产生的土壤已经非常肥沃,骈文的大发展,也就水到渠成。

太康诗风的兴起,是诗歌骈文化的有力表现。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潘岳和陆机。他们和其追随者的诗风,完全没有了建安诗风的慷慨悲凉,健硕激越,而是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词采华丽、诗风繁缛、讲究对仗,大量用典。比如陆机的《君子行》:

于穆予宗。禀精东岳。诞育祖考。造我南国。南国克靖。实繇洪绩。惟帝念功。载繁其锡。

其锡惟何。玄冕衮衣。金石假乐。旄钺授威。匪威是信。称丕远德。奕世台衡。扶帝紫极。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陆机善于用典、用对偶、句式整齐,声律谐美、辞藻华丽的特点,是骈文诗的典型表现。可以说,从太康时代起,诗风由朴素到华丽的转变,是骈文的先河,也是诗歌发展的必然。陆机的文学创作理念,更在他的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中有很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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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图片

首先,陆机的文赋本身就是一篇精美的骈体散文。其次,《文赋》详细说明了陆机对文学创作的构思、情感、艺术想象、形式美等观点。虽然在文章末尾,陆机也阐述了文学的思想价值,如“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殆则于来也,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塗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配霑润于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絃而日新。”一段,但从总体看,重点还是怎样创造美,怎样让文学作品成为一件让人惊叹的完美艺术品。如“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陆机的《文赋》直接反映了骈文追求形式美的特点。

到了东晋,沈约的《四声八病》说诞生以后,重形式成为文学创作的首要标准。骈文的创作,迎来了更大的发展。所以,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的特点,也是六朝诗风和散文创作全面骈文化的特点。这时候的骈文,完全达到了高峰。比如鲍照的《舞鹤赋》:“冰塞长河,雪满群山……感寒鸡之早晨,怜霜雁之违漠;临惊风之萧条,对流光之照灼。”江淹有《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舟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棹容与而讵前,马寒鸣而不息。掩金觞而谁御,横玉柱而沾轼。”徐陵的《玉台新咏序》:“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选掖庭;四姓良家,驰名永巷。亦有颖川新市、河间观津,本号娇娥,曾名巧笑。楚王宫里,无不推其细腰;卫国佳人,俱言讶其纤手。阅诗敦礼,岂东邻之自媒;婉约风流,异西施之被教。弟兄协律,生小学歌;少长河阳,由来能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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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淹和《别赋》

就连在某些方面反对沈约的刘勰,其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也是一篇骈文作品。比如文中句子:“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

骈文在艺术形式上取得的卓越成就,让骈文并没有因为六朝的结束而彻底走向消沉,一种文学形式既然已经高度成熟,它就具有非常大的韧性,从思想和行动上对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绝不会因为政治变革而随便消逝。

所以在隋朝、初唐的宫廷文学中,由于一大部分官员和文人来自于南朝,他们仍然继续南朝的文学创作传统,骈文仍有很大的市场。就是反对六朝体,提倡文风个性的“初唐四杰”等,也有大量的优秀骈文作品。如大家熟知的王勃的《滕王阁序》,其中“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襜帷暂驻。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句子,文笔华美,对仗工整,用典繁多,典型的骈文形式,读来极有画面感和享受感,让人不得不佩服王勃的文学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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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王阁

纵然到了经过古文运动洗礼后的晚唐,骈文仍然光彩夺目,比如杜牧的散文名作《阿房宫赋》中的句子:“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

从文学本身的发展来看,从质朴无文到文采精美,是文学作品走向艺术化,增强感染力的必然结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结果。想一想,如果文学完全没有艺术性,那么与公文有什么区别,怎么会让读者理解文学作品内容的过程中,感受到它的魅力,获得美的享受和感染呢?再者,艺术手法本身也能增强说理性,能把文章的内容表达得更清楚,对人的启发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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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对多数人来说,是个秘密——歌德。没有了形式的吸引力,文学作品就像枯木一样没有生机,像鸡肋一样食之无味。正因为历代文学家在文学形式上的努力,才有了骈文在形式美上的巨大成功,才有了一篇又一篇文辞精美的传世名作,才有了格律诗,才为后代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艺术灵感。所以,这是文学的大幸,也是骈文的独特贡献。

那么,既然骈文有这样的贡献,为什么后来文人士大夫,又极力反对骈文,视骈文为文学健康发展的障碍呢?

二、文人士大夫反对骈文的原因

(一)骈文自身的缺点

骈文最大的特点,就是讲究对偶、用整齐的四六句式、讲究声律、辞藻华丽和讲究对偶,这本是文学作品艺术性高度发展的结晶,但物极必反,过分追究形式美,让骈文渐渐走入晦涩难懂,华而不实的桎梏,比起《诗经》、《汉乐府》等通俗易懂的文学,人们在骈文中只看到华丽的辞藻等,费尽周折弄清楚写了什么意思后,却不能给人思想启发,只看到上层社会对娱乐、消遣的追求。这对下层百姓来说,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就是对于有一定文学水平的有良知的文人来说,当作品缺少思想的厚重性,那么外表的华丽,也会让他们没有回味的价值。纵然有些骈文本是通过形式美来提升内容的吸睛度,但当形式美过于凸显,内容也会被形式掩盖,给人以浮躁和轻佻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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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享乐的南朝贵族

再者,把写骈文完全当成艺术享受和消遣娱乐,长久下去,也会消磨人们的进取意识。让统治者更加无心于治理国家,正视社会民生。让文学创作者沉迷于文字游戏,而忽视通过文学作品来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关注自我道德水平的提高,进而成为没有社会责任感,只关注自我利益的追名逐利之徒,要么成为投统治者喜好的“御用文人”,要么成为靠文字华美受人追捧的“时尚一族”。

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和书画等一样的艺术品,但文学更重要的价值,恐怕是思想价值和精神力量,所以,当骈文全面走向“务虚而不务实”的道路时,它的缺点便被进一步放大,自然成了反对的对象。

(二)正统的儒家思想影响下文人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

骈文在六朝时极度繁荣,导致整个社会走入追求浮华、奢靡的坏风气。老庄思想过渡兴盛,而儒家思想被边缘化的现实,直接导致南方政权在与北方强敌的对抗中血性不足,进取意识越来越衰弱,最终随着隋王朝的一统天下画上句号。当然,这并非全是骈文之过,而主要是统治者自身的原因。

唐王朝毕竟不像六朝一样,由士族豪门把持朝政,他开放、包容的姿态,隋朝开创,唐朝大力发展的科举制,使得许多寒门子弟有了进入政治集团,实现人生抱负的机会,所以儒家思想中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思潮便慢慢在有责任感的文人心中占据主导地位,面对六朝文风的浮华萎靡,他们觉得有必要站出来做些事,以实现自己的文学主张和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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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出榜

(一)第一次文风革新

第一个站出来明确反对骈文,提出自己文学创作主张,产生较大影响的,首推陈子昂。面对六朝诗文的“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颓废浮靡,陈子昂明确提出复兴“汉魏风骨”,重拾先秦两汉文学寄兴传统的主张,大力进行诗风改革,用诗风的改革带来文风的转变,进而用文风的转变带来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例如陈子昂的《感遇十八首》,就很好表现了陈子昂关注现实,摒弃浮华的文风。这本质上是“文以载道”传统的回归,只是陈子昂没有成熟的提出来而已。当文学家有了社会责任意识,并努力去承担自己的责任,便是儒家思想回归的标志。在陈子昂的倡导下,一大批文人积极响应,才迎来了健硕豪迈,风格多样的盛唐文风。

的确,盛唐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让六朝文风和骈文创作渐渐退出了文学舞台。儒家主导,佛道两家思想共同兴盛的盛唐,是一个文学上真正大繁荣的时代,但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时代,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等,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凸显,而面对社会矛盾,统治者要么无心解决,要么无力解决,这使得唐王朝再次走向追求奢靡浮华、逃避社会现实的死胡同,佛道两家思想再次占了上风,儒家思想被边缘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六朝骈体文重新抬头,而文风的转变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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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贵族享乐图

(二)第一次古文运动

面对此情形,得益于初唐的文风变革和盛唐时期留下的优秀传统,韩愈、柳宗元等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学家,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冒着极大的危险进行文风改革,用文风改革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而扭转政治走向,让唐王朝走出颓废不振的死胡同。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人关心现实,心系天下的优秀传统,所以韩愈、柳宗元得到后人的高度赞誉。

“文起八代之衰 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和柳宗元等人一起倡导古文运动,以复古为口号,以儒学复兴为内容,大力推崇先秦两汉散文,旗帜鲜明反对六朝骈文。的确,比起骈文,韩柳等提倡的散文,更加注重思想内容和个人情感的抒发,丰富了文学创作的题材和体裁,促进了文学创作中创新精神的培养,让文学创作更加自由,内容更有思想价值。其通俗易懂,关心现实等特点,也让文学有了更广泛的读者,而不再是囿于宫廷和一部分文人的消遣品。其意义,绝不是一次文风的转变和文学的发展,更是社会价值观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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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

但是,在中唐宦官当权、藩镇左右朝政走向的时候,统治者纵然有心变革,也会因为压力过大而失败,那么文学面对政治,其脆弱性更加明显。所以,古文运动的发起者韩愈、柳宗元等先后被贬官,古文运动在取得成功后,又在晚唐时候被骈文打败,骈文重新占领了文坛。其根本原因,仍然是政治原因,“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晚唐,面对更加深重的社会矛盾,再也无力改变现实,只能在沉迷骈文带来的短暂享受中醉生梦死。留下李商隐、杜牧等人的晚唐绝唱。

(三)第二次古文运动

到了五代和宋初,浮靡华丽的骈体文风在晚唐基础上再度泛滥,就像前蜀文人牛希济说的:“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面对此情景,深受儒学熏陶的文人士大夫们,认为不能继续让这种浮靡华丽的文风继续左右文坛和社会风气,所以再次站出来反对。这其中的先导者,当属北宋的王禹偁、柳开,但他们的“文道合一的古文倡导,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形成强大的力量,面对骈体文的衍生体——杨亿、刘筠等代表的西昆体时,显得微不足道。而到了宋仁宗时代,古文运动才真正对骈文形成压倒性优势。范仲淹、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和三苏、王安石等中华文学史上耀眼的明星人物,集体出来反对骈文,提倡散文,形成了强大的阵势。比起韩愈、柳宗元极其追随者面对中唐朝廷的黑暗,宋王朝总体开明的政治和文人士大夫地位的提高,使得仁宗朝的文学家们在进行文风改革时,面对的政治压力明显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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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开明的宋王朝

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在仁宗时期,乃至整个宋代有无法撼动的地位,所以也成为了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

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有以下特点:一、有意把诗文革新和范仲淹的庆历改革结合起来,使诗文革新主动为政治斗争服务,从而把北宋的古文运动引向更加自觉和深入。二、提出具体的作文要求——简而有法,流畅自然,提倡创新。三、重视文学的反映现实生活的功用,故而推崇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四、利用自己在朝廷的影响力,改革科场弊端,罢黜四六体文章,打击晦涩难懂和空洞浮华的骈体文。五、大力奖掖后进,形成比中唐韩柳古文运动集团更加强大的文风改革群体,为文风改革提供了人才支撑。

由于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有很大的政治保障,所以取得明显的成绩。这从欧阳修和后来宋代文人的文章就可以看出。比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散文《喜雨亭记》等,再也看不到骈文的浮华风格,而是清新流畅,将写景、叙事、抒情、说理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文质兼美的程度。

到宋哲宗时期,得益于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取得的成就,王安石、苏轼等人将古文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提高了散文等文学作品的现实实用性和性情自然抒发,而不拘泥于辞藻,故而达到“有为而作、随物赋形”的艺术和思想内容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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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喜雨亭记》图片

纵观古今,宋代能在唐代已经将诗“写尽”的情况下独辟蹊径,开创出和唐诗一样光彩夺目的宋诗,又在五代基础上进一步将词发展壮大,成为宋一代文学,与宋代古文运动的彻底性和持 久性不无关系。除此之外,宋代散文以平淡为美,平淡而不枯燥,平淡中有自然和洒脱,有对历代散文成就的集成和各种文体的融会贯通,取得十分耀眼的成就,也再次说明宋代古文运动的成就。

宋以后,再也没有像唐宋一样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所以只能在唐宋的基础上进行模仿和适当改进,却难以超越唐宋的高度。当然,元代散曲,明清小说的成就也成就斐然,而这更多的是政治变革和文学自主发展的必然。

但是宋以后,骈文再也没有六朝和唐宋时代盛极一时的繁荣,他和散文的关系,也没有再像以前那样水火不容,而是从对立走向统一。骈文没有再次霸占文坛,但也没有彻底销声匿迹,而是把它在文学形式美上取得的成就,深深地融入到后来的文学创作中,成为文学艺术美的一个重要基础。

宋以后的文学创作,吸收了骈文由盛转衰带来的教训和古文运动的成就,大踏步走向内容与形式的双赢,成为文学发展的大幸。既重内容,又重形式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许多思想鲜明,文笔优美的好文章。

三、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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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是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只有内容没有形式,则流于质朴无味,甚至词不达意,必然影响内容的表达和说理的效果,也不会吸引读者。而过分追求形式,则又会出现骈文浮华藻丽,甚至晦涩难懂的弊端,要么空洞无文,要么形式掩盖内容,没有内容的丰实和思想的深度,久而久之,自然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大众,失去生存的土壤。

骈文,从文学发展的“骄子”到成为文学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障碍,遭到一次次批判和打压后由盛转衰,再到逐渐融入散文等文学形式,让文学作品达到内容美和形式美的高度统一,我们明白了骈文衰落的原因,更看到了它的价值和弊端,明白了正确的创作道路,所以,我们期望在文学创作之路上,看到更多内容丰富、思想鲜明、反映现实,又文笔优美的文质兼美之佳作不断涌现。这样,文学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而永远是一种有思想价值,不同于寻常艺术品的人类精神食粮。

参考文献:陆机《文赋》

刘勰《文心雕龙》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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