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军管会吴有恒专案组通知我们,可给父母写信,“教育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从阳山寄出5年来给父亲的第一封信,汇报说我1968年就自愿到这穷山区务农,不久前抽调到县文化局搞创作。父亲回信讲述了干校情况,特别提到罗品超等人来宣传演出(他记得曾商议送我给罗品超做养女,鼓励我报考粤剧学校)。他勉励我虚心学习,好好工作。他曾在延安亲聆毛泽东讲话,说心之官则思,想事要用脑筋,不要用脚底皮。父亲重提旧事,句斟字酌,叮嘱我凡事要多动脑筋多想。
三妹、五妹先后去英德干校看望父亲,父亲看到五妹就喊“幼坚”,五妹在父母离家时是13岁小学生,5年后是18岁大姑娘,高中毕业当了工人。我最后一个去看望父亲,见面时双方都显得平静。他岁数大了,学员白天劳动他休息,晚上和另一人值夜班。他用大家挖回的树根雕烟斗,做台灯座,做拐杖,分送给人。作家们问我做什么工作,我不好意思答,父亲说:“文化局领导叫她搞创作,其实她当老师更适合。”我跟父亲和原东纵的江萍去横石塘镇买酒,晚上,弄点菜几个人小酌。父亲说他值夜班,让我睡他床铺。饭后我斜倚床头,盖着薄被,听父亲和来客议论长篇小说《牛田洋》。牛田洋位于汕头市西郊,面积足有万亩。1962年,解放军1万多名官兵在此围海造田;1968年,2000多名大学生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分配到牛田洋劳动。1969年7月28日,特大台风在汕头沿海登陆。台风中心登陆时汕头各地平均风力达到18级。牛田洋伤亡惨重,抗灾抢险的470名部队官兵和83名大学生壮烈牺牲。小说《牛田洋》描写解放军围海造田的故事,父亲他们认为它按“三突出”创作原则去写,算不上好作品。
我太疲累,迷迷糊糊地听着,不知何时睡着了。天亮时一睁眼,看见父亲坐在床头木凳上,凝视着我,眼中流泻着无尽的父爱。成年之后,如此近距离地感受父爱,在我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喝下父亲端来的热腾腾鲜奶,答应尽早去干校看妈妈,然后随父亲走向车站。想起小时候他定期替我量身高,“平园”墙上留下道道刻痕;想起他总提醒:走路别驼背,要抬头挺胸,而现在父亲头发斑白,背已微驼。我百感交集,默然无语,直到汽车轰然发动,父亲扬起手,送女儿绝尘而去。
虽说父母已分别从监狱转到干校,但“问题”并未解决,我心情无法轻松,在文工团较沉默。领导宣布过防止恋爱的“五不准”:一男一女不准上街;一男一女不准在房内;一男一女不准排练;一男一女不准……还有哪些规定记不清。有个县文工团规定,不得与同事谈恋爱,主要演员28岁后才可结婚。当年我已25岁有未婚夫了,自然不受这些条文管束。团里男青年对我很赞赏,有人半开玩笑说:“如果娶到坚姐回家,自己不吃也要给她吃,自己不穿也要给她穿。”我意识到必须交底了,就约某位对我亲近的年轻人看越南电影《阿福》,散场后走到江边谈心。我说:“电影里有个阿福,我有个阿波,他也是越南人,被华侨收养就成了中国人。”我告诉年轻人阿波的身世,我俩私定终身的经过,让他明白我只能做大家的“坚姐”,并通过他告诉其他人,有个“波哥”在湖北教中学。我与何捷忠创作节目,我写词他谱曲,我也是早就告诉他,我和阿波订婚4年了。有位女友说,你好像把“阿波”当成“挡箭牌”,我想是的,既然已订婚,就不能接受新的爱情。
爱情止步,而友情在发展。县城有两对知识分子,成为我的朋友。一对是阳山中学龙长裕杜世苓。他俩毕业于贵州师范学院,是深受学生爱戴的青年教师。杜老师能歌善舞,所教学生不少考入文工团。我下乡归来逢到文化局厨房不开伙,就走去龙家,吃饭、洗澡、畅聊,逗弄两个乖巧懂事的小儿,如同在大哥大嫂家。另一对夫妻是县广播站的张萃赵利平,赵的父亲赵和民曾是杨虎城将军的参议,西安地下党的老同志,1957年被划为右派,直接影响女儿女婿命运,两人1967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在崇明岛上海警备区农场接受两年再教育后,被层层发配,于1970年6月来阳山安家,有了可爱的儿女。两位理工科人才,对挺欣赏偏文科的我,或许赵与我父辈都挨整,感受相近(但我们不聊这些),或许兴趣爱好有共同点吧,譬如摄影。何捷忠和张萃等几人在暗房冲洗照片,有人负责显影,有人负责定影,有人把照片夹在铁线上晾干,我则打下手。当年宣传画、样板戏都是工农兵形象,女青年也浓眉大眼扎俩短辫,英气十足绝无柔美。大家厌倦了模式化的工农兵形象,对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电影的人物造型很羡慕。电影院员工剪下越南电影《琛姑娘的松林》胶片一格,我们以此为底片,晒出女主角秀发披肩、背后是海滩浪迹的照片,大家把它当作好看的画片。
县城只有一条主要马路,除电影院没有其他娱乐设施。从广州美院分配到阳山的未婚青年有单身宿舍,大学生吕基,附中毕业生何捷忠,都住电影院后面旧楼,我常沿木楼梯上二楼找捷忠,想煮点吃的也唯有用他的煤油炉。捷忠同学黄翩住电影院二楼小房间,只能睡觉无法煮食。为了充实极端乏味的业余时光,吕、何、黄三人不时邀我当模特,一坐几小时,有人油画,有人国画,还有人搞雕塑。黄翩特别喜欢雕塑,她为我做过泥塑头像,还说我五官分明雕塑感强,如果有机会回广州带我去见老师,教雕塑的老师一定很高兴。捷忠为我画过不少素描,越画越熟练。我们煮鸭蛋糖水,生怕不熟煮到蛋白凝固变硬;买回牛肉用盐腌好,煮时见肉色很深,又怕没熟透,结果把牛肉煮得很老……无论读书还是工作,他们都吃惯食堂,而我当知青也没煮啥好东西,厨艺都不行。
外地亲友来看望,我们就结伴上北山看古迹,去连江边照相。有美术行家指点,我的姿态、表情丰富起来,“镜头感”越来越好了。在影院忽明忽暗的光线下,我和捷忠在小本上速记构图、角度、用光,过后再分析模仿,争取拍出电影画面般人在景中的照片。一次朋友们相约拍照,我洗了头未及梳辫子,路过电影院边门时,何捷忠提议靠墙拍一幅。晚上在暗房里,负责显影的张萃报告:“意大利女郎。”咦,哪来这么一幅照片?大家一看,蓬松的秀发、轮廓鲜明的五官,在午后阳光下果然有几分洋气。他们把我的肖像放大几张,各自带走欣赏。春节回广州,我在捷忠家天台照了含笑端坐的相片,被他酷爱摄影的表哥看见,虽不认识我,也把照片带回家镶进镜框挂起来。我听后不禁感慨,人类爱美的天性任何时候都难以泯灭。如果摄影能让自己和别人感到美好,何乐而不为?
我和捷忠在一起的时间最多,我比他大半年,两个25岁的人,没把文工团“五不准”放心里。去市场买肉买菜,“一男一女”走在街上毫无顾忌。为琢磨裁剪技艺,学着用手缝衣服、裙子,“一男一女”上百货商店二楼选布料,很是显眼。不知不觉间,给年轻演员带了“坏头”,自己还没察觉。最令领导不满的,是我俩在广州违规来往。不记得有没规定“一男一女”不准去家里,而他却在自家天台为我照相,还在楼下暗房和我冲晒照片。某晚我离开他家回吉祥路后楼下街,他继续忙碌。我到家已是深夜,五妹睡着了,冬天风大,门窗紧闭,我隔着玻璃不敢大声喊,怕惊扰邻居又不敢拍门,小房也锁住了,怎么办?不能在门外站一晚啊,若在街上溜达又要被纠察员盘问。跑!趁捷忠未上楼睡觉,赶快跑到他家借宿!我从吉祥路跑经中山路、人民路、长寿路、逢源路,热汗淋漓。长寿路粥粉面档还有人光顾,都诧异地望向我,我表情平静,不像被追或追人,脚步却没放缓。
终于跑到捷忠家楼下,房间透出灯光,我没按门铃,免得吵醒他爸妈。他听我喊就来开门,两人悄悄上楼。他和父母房间都在二楼,“忠啊,谁来了?”“哦,我同事。”我俩走进房间,他打来一盆温水,给我毛巾,然后背过身去。我脱下谷黄色毛线外套,脱下浅蓝色涤纶衬衣,用湿毛巾擦身体,直接穿毛线外套睡觉。他拿衬衣去洗净晾在当风处。捷忠的床不大,两人背靠背侧身而卧,说句“睡吧”就迷糊睡了。次晨没和他父母打照面,我穿上干了的衬衣就回家。
此事只有我和捷忠清楚,旁人信不信无所谓。但回到文工团不久,局领导发话要团支部开会,批评我违反“五不准”规定云云。局里曾派人事干部去广州调查,证实我们在探亲期间来往密切。捷忠不是共青团员,重点教育对象是入团10年的我。我是年龄最大、团龄最长的,年轻团员逐一发言:“坚姐来到文工团后,工作认真,对人友爱,但是……”“我们都很尊重坚姐,她各方面都好,但是……”“希望坚姐今后……”听得出批评言不由衷,我不想辩解,默默落泪。有人分析我要抛弃未婚夫阿波,找家庭境况好些的对象,我终于哭出声:“我根本没这打算,如果这些说法传到阿波那里,他会怎么想?”我觉得组织干预得太过了,25岁的女子,想和谁恋爱结婚,本是自由的,可如今却只有一种选择。
我没有认错检讨,起不到杀鸡儆猴作用,此事就过去了。后来县里组织“斗批改”工作队,各单位抽调人员下乡,文工团派我参加,我和电影院经理等去犁头公社,我分在犁头大队隔坳生产队,与队长家同吃同住。队长夫妻、老母亲、八个孩子,连我12人开餐,每顿都是稀粥水或麦羹,生辣椒切碎加盐做餸。刚结束知青生涯,又下乡过更苦的日子,不知是否含有惩戒成分,但我服从安排前往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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