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云歌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CEO 王欣。新京报记者徐天鹤/摄
会议室的门被敲响，王欣独自走了进来。
这天是农历腊八，民俗中祈求丰收与吉祥的日子；也是王欣出狱后的第340天。
2018年2月7日下午，已在狱中3年6个月的王欣在亲朋的迎接中出狱。而在此之前，许多人对他的记忆，还停留在2016年1月北京市海淀法院对快播涉黄案的公开审理中，穿着灰色T恤坚持“技术无罪”的那个他。这是国内首次直播审理互联网领域相关案件，跨越两天时长20余小时的直播，曾有4万人同时在线，累计100多万人次观看。
蛰伏近一年的2019年1月12日，王欣微博晒出一张自己与团队的合照，宣布将以新的社交产品回归创业赛道。照片里他穿卫衣跷腿坐在正中，显得年轻许多。
时间在逆境和顺境中呈现着不同的密度。这一年以来，王欣在舆论关注下成立新公司、拿到融资、将快播破产清算。在告别和迎接之间，王欣说接受创业作为自己一生的宿命，已将过去的放下，专注当下在做的事。
从千里之外的公司大本营深圳奔赴严冬中的北京，眼下王欣精神状态不错。他穿着深蓝色丝绒质地的西装式外套，内搭酒红色衬衫——据他说是听从了朋友的建议，为了提升公司形象，曾经他出镜最多的衣着是T恤或POLO衫。某种意义上，这次时隔多年的采访也是他为推广即将上线的匿名社交产品做出的努力。
王欣在聊到新产品时很健谈，欢迎各类提问和质疑，并时不时大笑。他尽量表现得开放与坦诚，但也承认有一丝紧张。采访前半程，他的坐姿维持着很小的变动幅度，左手始终放在身后。
“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瞬息万变的互联网行业，王欣在被隔绝的三年半时间里错过了几轮明显的风口，例如共享单车的从峰顶至谷底，例如短视频“千播大战”。他承认自己始终面临着与时代脱节的恐慌感，“就是因为很恐惧，你会想尽一切办法打听各种资料，只要能打听到的”。
王欣说自己依靠产品经理的想象去还原他无法实际使用的产品——他在狱中读到关于滴滴打车的新闻报道，于是去想象这是一款什么产品，界面如何设计，用户每步操作怎么做。于是狱中的这段时间被王欣归纳为创业的准备期。另一方面，在他看来，准备创业也意味着接受了快播的终结。他用理性的方式解读网友“欠快播一个会员”的口号：“没人欠我会员，是我做得不够好，是我欠他们的。”
但市场已经变了。快播巅峰期曾拥有3亿注册用户，超过同时期的微信；而在去年3月，微信宣布月活用户突破10亿。
如今王欣和他的社交新产品正在归零重来的第一步，切入的匿名社交领域被王欣形容为是“缝隙”——足够小众、还未被大体量产品占据的细分场景和市场，他期待着挖掘出小众转变为大众的潜力，但也没有盲目乐观。王欣将心态放低，他没有对新产品达到一定用户量级给出具体时间表，甚至预想即使产品上线不成功“用户也不吃亏，可以领红包”。
在采访的最后，我们问至今将“产品经理”作为微信签名的王欣，在包括张小龙在内的一众产品经理中，他会给自己排第几位。王欣笑言产品经理最直接的考量标准是产品获得的用户数，按此标准他应该排倒数——即将上线的新产品还没有用户；但是，“我希望能往前靠一点。”王欣说。
划重点：
明天王欣将带着新产品回到用户的视野里，这一次他选择的创业方向是匿名社交。他认为，至少在短期内很难看到有产品能够取代微信。
新公司“云歌人工智能”的立足点是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王欣表示自己不明白为何当下区块链技术被炒得如此火热。他认为，人工智能更强调自由，而区块链更强调平等。
对于多年来一直高呼“欠快播一个会员”的网友，王欣感动之余不认为他们欠自己，相反是自己做得不够，他希望继续做好产品回馈这些支持他的用户。
把40岁看作是人生的一个节点，王欣说40岁以后的自己会去追求更大愿景，对社会产生更大的价值。
新京报记者徐天鹤/摄。
以下为王欣专访全文：
谈再创业：
微信朋友圈很难有真实的表达 匿名社交是刚需
新京报：你为什么会决定再次创业？
王欣：我认为我一直在创业。为什么有（快播）还要创业？我可能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做一些有价值的产品或者有趣的东西。我很喜欢看用户使用我的产品的那种感觉，算是一种成就感吧。
新京报：但这种成就感的巅峰你早已体验过了。
王欣：这种感觉是持续的吧。就像是人生中，只要你不到尽头，这种感觉就一直需要的。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这辈子的宿命吧，我要把这些工作持续下去。有个日本的企业家叫本多静六，他写过的一本叫《淡定的活法》，里面谈到“人生即努力，努力即幸福”，只要你不到死的那一天，你就不要放弃工作，因为你放弃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生活没什么意义。本多静六有很多次创业的经历，甚至他在60多岁的时候，把所有的财产全部捐掉之后重新投入，这种感觉太棒了。
新京报：十年前的创业和现在创业的感受一样吗？
王欣：就创业的感受来说，是一样的，只是创业的基础和创业的经验不一样。创业就好像谈恋爱，我觉得你什么时候找到了谈恋爱的感觉都是一样的，但你可能基础会不一样，对吧？或者你对对方的认识会不一样，你的要求会不一样。
新京报：你以前是做视频出身的，为什么会选择匿名社交作为创业方向？
王欣：宣泄也好，吐槽也好，匿名社交是有一定市场的。但某种程度上它存在一些比较负面的内容。之前看到一些匿名社交产品都有类似的情况，但我们可能更强调一点，我们的产品是能够让用户更真实地表达的地方。今天朋友圈很难有真实的表达，甚至朋友圈已经被微商占领。随着社交关系的越来越宽泛，这时候你的表达会很慎重，很慎重的结果就是不表达。
新京报：匿名社交的机会在哪？
王欣：在今天来看，匿名社交有很大的市场机会，这是一个刚需，而且是已经被证明有需求的市场，但一直没有见到有产品做得很好，所以，我就来做了。
新京报：腾讯微信已稳坐社交第一把交椅，同时，还有许多其他匿名社交产品，选择匿名社交要与它们竞争吗？
王欣：我们的初衷不是要跟腾讯或者谁竞争，我最关心的是怎样把产品做好，帮助用户解决问题，如果一开始就直接竞争，不知道还能走多远，但匿名社交的场景是有很多的。
新京报：国内互联网已经发展了二十年，腾讯一直在统治整个社交市场，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未来会出现多家竞争的局面吗？
王欣：我觉得未来社交市场还是现在这样子，只能告诉你这个结论。我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这个世界发生一些变化，但真正有变化的时候，大家不一定能承受。我觉得在即时通讯领域里，一家独大的格局不会有什么变化，至少在短期内我很难看到有产品能够取代微信。
新京报：社交产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一款好的社交产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欣：核心价值不是技术，也不是某一个概念的功能，它的核心价值就是人。
我认为，做好社交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首先，一定是一个效率工具，它能够帮助你更快的解决一个事情。当要去做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很快能想到一个工具，这个工具能够很快完成你的需求。
其次，是新链接，即交新朋友，这必须要解决老朋友的链接方式。如果今天我们还要做一款加联系人聊天的产品，那我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换呢？有微信就够了，对不对？
最后尤为重要的，是社交产品能不能天然具备经济系统。今天来看的话，如果通过烧钱来做产品的话，虽然可以融很多资，但还是不够。如果产品形成天然的经济系统，就会让这个品牌有持续的发展性，因为谁也不可能保证你永远都能融到资，或者你永远都有钱烧。我觉得这三点必须同时具备，社交平台才有可能成功。
2019年1月12日，王欣微博晒出一张自己与团队的合照。
谈投资：
我做不了很好的投资人，会是一个很好的创业者
新京报：新公司叫“云歌”，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王欣：我在里面的时候做过一个梦，梦见一个单词，叫。当时我就想这是什么单词，然后我就去查，结果发现没有这个单词。
新京报：就是你自己造的一个单词？
王欣：对。原来在想这个单词的时候，我在思考一个电话产品，那时候就想到了Ring有铃声、电话的意思，还有的结尾是gle，我把这两个拼到一起，就变成了。我想这是天意啊，至少公司的英文名字就用。后来我们把翻译成中文，叫云歌。
新京报：贝塔斯曼与IDG资本是云歌的天使投资者，这3000万美元主要用在哪些方面？
王欣：主要用在研发和推广上。
新京报：你选择投资方时会更倾向于哪一类型的投资者？
王欣：我觉得我当时选择很简单，就是看能不能交朋友，能交朋友的话就进来，所以云歌的股东有几个机构投资者，也有一些个人投资者。
新京报：大家可能会觉得，以前你在资本方面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重视的。可能还是更关注产品。
王欣：我确实有这个毛病。我经常提醒一些创业者，如果你的产品能够找到切入点，有良性的发展，其实钱对产品的作用不大。公司开会的时候我也经常说，这次融资3000万美元，不是说给我看的，他是给你们看的。
这里的意思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有更多的人认可；另外一方面是做好一家公司和做产品，其实跟钱没有太多关系。如果钱能解决问题，那还要创业者干嘛？
新京报：有消息说如果你再创业的话，会有一群投资者排着队给你投资。
王欣：没那么多，还是一些朋友照顾，他们帮忙推荐了一些投资者。
新京报：何小鹏会不会给你提供一些意见？
王欣：嗯，有的。
新京报：你会像本多静六那样，60多岁的时候把财产全部捐出去，然后从零开始吗？
王欣：我觉得以我的性格，我估计会这么做。
新京报：不会担心风险非常大吗？
王欣：如果我的家庭各方面都处理好的话，基本的生活能保证，那为什么不能尝试呢？甚至说我在经济上也是自由的，为什么不去投资呢？我不喜欢那种感觉。我认为做投资的话，我很难投一些项目，基本上我投的项目都是我自己代入感强的项目。我觉得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我要知道这个事情的发展方向，我觉得该怎么去做，所以我做不了很好的投资人，但我会是一个很好的创业者。
新京报记者徐天鹤/摄。
谈技术：
技术无罪，但做事的人可能会犯错
新京报：在里面待了三年多，有没有影响到你对这个世界的敏感度？会不会觉得出来之后感觉跟这个世界有点脱轨？
王欣：很少，几乎没有。这个也不是我个人的评价，是我身边朋友对我的评价。我出来那一天，他们就评价“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其实就是因为很恐惧，你会想尽一切办法打听各种资料，只要能打听到的。
新京报：那你在里面是怎么会什么都知道了？
王欣：有些东西是偶尔能看看报纸和杂志，然后通过一些资源片段去想象。想象当中大多数对的。所以，他们会觉得我都知道，其实，是我想出来一个东西，我觉得逻辑上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有些产品我没有见过，但是，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
新京报：在里面是保持这样一个学习的状态，会有与时代脱节的恐惧感或者恐慌感么？
王欣：当然有，如果没有的话就不会学习。就是因为有，然后很恐惧，然后你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打听各种资料，只要能打听到的。
新京报：这其实是非常正面的一个应对方式，就是去克服它。但是，会有时候被沮丧打败吗？
王欣：一年当中总有几天会这样子。
新京报：从哪里搞到那些学习资料？
王欣：其实没有那么多，非常有限。就是图书馆有一些书，但是都比较老。也会有些报纸，只能说我通过自己的思考会多一点。比如，我曾看了一篇新闻，说滴滴打车很好用，你们可以马上装个滴滴，但我装不了。我在想滴滴软件什么样子，一想想几个月，界面该怎么设计，然后用户操作第一步该怎么做，第二步、第三步如何。产品经理的思维基本上大体相同。
新京报：其实你进去之前已经有滴滴了。
王欣：没用过。那会儿应该是滴滴刚出来好像，还没有成气候，也叫不到车。
新京报：有什么产品你之前是没见过的？
王欣：好多呀，我进去之前，今日头条才刚出来，但那时候我的手机还没有安装。微信支付用得比较少，还有一些短视频产品，像快手这样的产品还没有。
新京报：现在装了吗？
王欣：都装了。
新京报：你出来后便赶上了区块链异常火爆的时期。也有报道称，你看好区块链技术。
王欣：是的。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99%的人根本不知道区块链是什么、99%的区块链公司根本不懂区块链、99%的区块链项目是骗子。你怎么看待这么一种说法？
王欣：其实我也觉得我自己不太懂。
新京报：真的？
王欣：是真的。我不太懂为什么大家会把区块链炒得这么火。有一种说法是，如果单从技术来看的话，其实区块链就是P2P+智能合约的组合技术，我没有看到什么很特别的东西。
新京报：去年3月，你之前在微博上发过一张“佛系图”，并配文“看懂这张图的人来找我。”里面谈到“P2P++AI+文字、图片、视频、富媒体等关键字”，外界解读为，你看好区块链，招揽区块链人才。是这样吗？为什么发这个图？
王欣：是的。因为我们在探讨的过程中畅想未来，现在技术已经这么牛了，人类以后怎么办？这涉及一个哲学问题，当人工智能越来越厉害，那人类应该去做什么？技术的进步和人类生存之间是不是应该平衡？我们当时想的话，其实就是将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相结合，这种结合是一种平衡。用现有的词语来形容，就是人工智能更强调自由， 区块链更强调平等。
平等和自由一直是两个制衡点，这在技术方面可以很好的结合起来。从哲学角度来看，作为人类肯定不愿意看到自己沦为无用的人。虽然有很多书都在讲，未来绝大多数人都会变成无用的人，但你愿意这样吗？我不愿意。
新京报：现在还有很多专家提出，要警惕人工智能对人类生存的威胁。
王欣：确实有可能，这不是外星人都来了，是不是（笑）。
新京报：“技术无罪”这个观点你现在还认同吗？
王欣：我觉得技术永远是无罪的，因为技术不是人，它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它应该是无罪的。你说空气有罪吗？这句话有点说不通，对不对？但是做事的人，可能会犯错。
新京报记者徐天鹤/摄。
谈快播：
网友不欠我会员，我让他们失望了
新京报：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网友在你的微博下留言说欠快播和你一个会员，你怎么看？
王欣：就是大家开玩笑吧。没人欠我会员，还是我做得不够好吧，让他们失望了。是我欠他们的。不管在我创业还是做产品的时候，用户都给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新京报：你想有什么话对他们说吗？
王欣：无以回报，我能做的是回归到自己擅长做的事情上，坚持不懈地拿出好产品回报这些用户，这才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快播被称为宅男神器，当年有的人用它来浏览色情网站，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王欣：我们也很无奈。前期可能有些用户这么做，我们还没什么感觉，但用户一直在增长，越到后期我们越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为什么呢？因为用户在增长的同时，你会发现产品的口碑在降低。快播增长一些用户，同时也会损失一些用户，例如我们损失了很多女性用户。本来女性用户用快播看韩剧的，但后来就不下载了，这是我们很反感的。当时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花了很大的力气，但是这种斗争过程确实无奈，敌人太狡猾了。
新京报：快播出事后，你让公司开除员工，这样员工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获得赔偿，是吗？
王欣：的确是有这么一回事。
新京报：为什么？
王欣：我觉得要保证员工利益。虽然公司解散了，但一个人犯的错和其他员工没有关系。 他们该得应有的工资和赔偿，当时我没有更好办法。
新京报：是什么驱使你这样做？
王欣：是性格吧，有句话叫“慈不掌兵，义不聚财”，我两点都占了（大笑）。如果拍拍屁股走了，我会觉得不舒服，心病放不下。我不是那种容易从这种感觉中走出来的人，有些人选择抛弃公司可能还活得很潇洒，但我做不到，这样我觉得这一辈子都会抬不起头。
新京报：对于当年那些举报快播的人，你对他们有没有怨恨？
王欣：没什么怨恨。我觉得要怨恨的话，我对自己的怨恨多一点，因为好多工作我没做到位。为什么要怨别人呢？
新京报：快播被举报后，通过你给妻子写的信件能看出来，你的思想上有一些变化。
王欣：我是人不是神，但快播被举报已经是事实，我又能怎么样。这类似你问自己，你要不活着，要么就去死。那我还想活着，我就只能把这些事情放下，把该扛起的责任都扛起来。有人说这不是你的责任，但即便只有1%是你的责任，也还是你的责任。
新京报：去年9月我们率先报道了快播破产清算，快播为什么到2018年才破产，不能早一点吗？
王欣：我不出来没有人签那个字，没人做这个决策。
新京报：对你来说，让快播破产是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王欣：（快播）已经失败了还管它干嘛？都是过去的事情，你都不用看它了。
新京报：之前有一种说法，快播一直没有破产，是因为你想着保留火种？等你出来之后，东山再起。
王欣：事实上它已经死了，这个我必须要承认。可能是我家人，或者有些快播的员工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我很明确告诉他们，快播都已经过去了。
新京报：你觉得快播是在什么时候宣告死亡的？
王欣：进去没多久吧。因为我觉得时机已经不在了，机会已经不在了，不可能再来了。
新京报记者徐天鹤/摄。
谈个人：
40岁以后去追求更大的愿景
新京报：你是一个天生就乐观的人吗？
王欣：其实我不是一个太乐观的人，我是一个很悲观的人。我只能说我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只有更好的准备，才能让这件事情成，即便不成，我也想到后面该怎么办。我觉得太乐观反而不太符合我的性格，这个世界上未知的东西一定会比你知道的多得多，对吧？
新京报：你错过了女儿很多重要的时刻吧？
王欣：那几年她的生日我都没参加。我刚进去的时候，她还没读书，我也没能看到她去学校的第一天，还有她参加过很多很多的比赛呀，这些都是后来我通过看照片才了解到的。
新京报：这几年你给女儿写了很多信，当时没有告诉她你的真实情况，只说你去旅游，后来为什么下定决心要告诉她？
王欣：其实我一开始就想告诉她，但是家人和亲戚不让说。事实上，我一直都没有告诉她，是我女儿自己知道的。
新京报：怎么知道的？
王欣：世界上有百度（大笑）。
新京报：她知道之后是什么样情况？
王欣：也没说什么，毕竟她还小，她对这个事情没什么感觉。
新京报：作为父亲，你会不会担心自己在女儿的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受影响？
王欣：会有一些，但我和我女儿的关系还行。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可以说清楚的。人不怕犯错，这是我自己教给她的。
新京报：你女儿也有给你写信？
王欣：我有时候都不敢看她写给我的信，就是我看了一眼马上就要折起来丢掉，不能再看了，因为代入感很强，人会特别难受。有时候人在那种环境里，最好的方法就是没心没肺活，活得自在一点。
新京报：很多人会把40岁看作是人生的一个节点，即将39岁的你觉得40岁以前的人生是怎样的？
王欣：我觉得原来的个人和企业愿景偏小。比方说做快播，就是希望大家免费的看片，这不是说不是个愿景，但小了点。这次创业之后，也就是40岁以后，我会去追求更大的愿景。
新京报：这个愿景是指产品拥有更多的用户？还是说对社会更有价值？
王欣：对社会更有价值，其实这跟用户本来有关。如果说让一个人免费看片是一个需求，但是如果有更高的需要，我们叫做价值，云歌的企业文化体现了这一点。我们希望能够让人人都能找到自我实现的通道，不仅是云歌的员工，所有使用云歌产品的用户，也能找到自我的定位。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价值被认可、被承认，我认为这里有一些产品理念，跟这云歌里每一个人的理念结合在一起。
新京报记者 陆一夫 朱玥怡 实习生 王浩然 李欢欢 张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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