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大婚时的乾清宫
逊帝第一次走出紫禁城的机会来了，但这是一个悲惨的机会。他的生母醇亲王福晋于1921年9月30日逝世了。她是死在北府——在北京城北的醇亲王府，逊帝出生的地方。在10月初，逊帝到北府行礼的时候，他曾在北府停留了半日。这一天他离开紫禁城之前，打从神武门起，以至景山之北的街道，通至鼓楼这一带，沿途布满民国的军警，加意保护。
人们称为后门的皇城，是有三座门的，正中的那个门，通常是关闭着的，左右两门开放给人民通行。在帝制时代，正中那个门只有在皇帝经过时开放；帝制被推翻，民国的总统也唯我独尊，与众不同，正中的一座门只有他一人可以通过。自从这一次起，以至1924年11月止，在这期间，每逢逊帝出门，他的车子经过后门，正中的一座门也特别为他而开，让他的车子经过，待以“元首”之礼，可见民国的政府仍以大清皇帝视之。
逊帝的汽车前后皆有扈从的车子随行。街道上聚了一大堆看热闹的民众，他们都怀着一种希望，想见见这个以前曾一度是他们的统治者的青年人。不消说，街道上并没有所谓“危险”，也没有孙逸仙党人要袭击他，民众见他经过，并没有欢呼，只是沉默，但都有敬意。
丧礼过后，逊帝又表示要到紫禁城外溜达溜达了。这一提议，马上受到各方面反对。反对的理由很多，兹举一例吧。他出门游玩北京城，本非不可以，但是出门一次，需要花很多钱来预备一切，和民国政府联络，往返需时，把守后门的军警及沿途保护的军警都要大量犒赏，并且又要租用很多汽车以为扈从乘坐之用，所费不赀。于是我为逊帝讲好话，提出一个办法，他可以轻车简从，便服出游，不必带一个随从，就可以游玩北京城和近郊各处了，这岂不是轻而易举，何必劳师动众呢。但我这个建议被认为荒唐，不值得加以慎重考虑。
然而经过这次的争论之后，逊帝坚持一定要买一辆汽车为御用，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庄和太妃译注：即同治帝的珣妃，庄和这一尊号，是隆裕太后死后，始由溥仪“封”上去的是紫禁城中四位太妃之一，她死于1921年4月14日，较逊帝的生母逝世早五个多月。在办丧礼期中，自然有很多礼节，她的金棺移往慈宁宫安设，这个地方，以前慈禧太后住过的。太妃死后数日，宫门抄就刊载一个消息，逊帝将往慈宁宫向太妃的金棺行礼。以下各日，就是王公大臣包括我在内，前往行礼。王公大臣要在庄和太妃的金棺之前匍匐行礼，同时，一群穿着孝服的太监也伴着跪在地上哀号。但我对着金棺只行三鞠躬礼，未能入乡随俗也。译注：庄士敦既为溥仪师傅，食“俸禄”之外，更膺“头品顶戴”“赏穿貂褂”“毓庆宫行走”之荣，当然名分已定，乃“皇上”的臣工了，而对于“皇上”的庶母之死，不行中国之礼，是瞧“皇上”不起也。但“清室”那班人亦优容之，则以彼为洋大人，不可开罪也。若在康、雍、乾、嘉之世，这个洋人必被驱逐出境无疑。此亦可见小朝廷之地位为何如矣。庄和太妃的金棺，是5月中旬出殡，奉移山陵安葬的。
太监们的哀哭是否出于真诚，欲衡量这一程度，最好不过的就是请看这个事实：庄和太妃断气不久后，伺候她的太监，早已把她的金银珠宝私下瓜分了。这件事发生后，紫禁城中立刻引起物议，那并不是因为群盗偷窃宝物这个问题（好像太监偷窃主人财物，已成为一种特许行动），而是因为太妃刚一断气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先下手为强。假如他们以文雅的态度来处理太妃这些遗物，就不致引起多人说闲话了。紫禁城中居然没有人惩治这班太监，勒令他们吐出赃物。当逊帝和我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很生气，一定要究治这班太监，将他们责罚，但内廷的官员和王公贝勒们（更可异者那三位太妃也包括在内）却劝阻逊帝不可如此，因为这么一来，已故的太妃就大为丢脸了，她一旦死去，伺候她的人即以盗窃罪而受刑罚，使太妃在天之灵甚为不安云云。
紫禁城里的真正的贼人我未见过，也未知谁是，但里面那些侵吞浮冒的事情，我却听得多了。从前有个故事，中国某一位皇帝偶然问他的一个大臣道：“卿家早晨吃什么呢？”那个大臣道：“微臣早餐只不过吃两三个鸡子罢了。”皇帝闻言大惊失色地喊道：“太过荒唐了！鸡子是很贵的东西，我每早只能吃一个，你不过是朝廷一臣子，怎能一吃就两三个呢？”这个大官知道殿上有人望着他，他会意了，连忙奏道：“微臣所吃的鸡子是便宜货，它们都是臭腐的，所以还吃得起。”
这个故事不论它的真实性如何，但它总可以说明中国宫廷里的黑幕，层层中饱的事情，由来久矣。法国一个作家在他的一部著作中谈到一个有关中国的故事，他说，清朝一位皇帝发给内帑八万元作为修理北京使馆街街道的费用，经过内廷人员的手之后，发给建筑商和经手人等，落到做工的工人手上，工人每名实得只有八十元。
我曾在某一个师傅的宴会中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这次的宴会，内务府大臣若干人皆被邀请。在闲谈中，偶然谈到宫中近日一次过节，就花了很多钱，内务府为了应付这件事情，不得不拿出大批玉器瓷器去抵押现款。我觉得很奇怪，过一个佳节，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呢？他们向我解释说，这笔钱的大部分用在赏赐太监，因为他们悬挂和点燃很多宫灯，不无微劳。我说，太监所做的这些工夫，小至无可再小，只不过举手之劳罢了，如果叫北京市上的工人来做这项工作，所费不过十块钱而已，但在“老例”上，就要花到如许大手笔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这般，他们说出一个道理。据说，在辛亥革命以前，这班人弄钱自有方法，不必在这些小事情上打主意，现在不同了，他们也很苦，所以就不想剥夺了他们的外快。我说，现在既然与前不同，已经没有机会弄钱了，宫里头就更应该事事撙节以适应环境，怎可以还像从前“好日子”那样呢！
——摘自《紫禁城的黄昏：评注插图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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