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有伪作，自古已然，不胜枚举。梁武帝辨别不清王羲之的字，令陶弘景鉴定，大约可算专家鉴定文物的最早故实了。以后唐代的褚遂良等，宋代的米芾父子，元代的柯九思，明代的董其昌，清代的安岐，直到现代已故的张珩先生，都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眼光。
既称为鉴定，当然须在眼见实物的条件下，才能作出判断，而事实却有许多有趣的例外。我曾听老辈说过康有为一件事：有人拿一卷字画请康题字，康即写“未开卷即知为真迹”，见者无不大笑。原来求题的人完全是“附庸风雅”，康又不便明说它是伪作，便用这种开玩笑的办法来应付藏者，也就是用“心照不宣”的办法来暗示识者。这种用X光式的肉眼来鉴定书画，恐怕要算文物界的奇闻吧?
相反的，未开卷即知为伪迹的，或者说未开卷即发现问题的，也不乏其例。假如有人拿来四条、八条颜真卿写的大屏，那还用打开看吗?
宋 米芾《宝章待访录》
我曾从著录书上、法帖上看到两件古法书的问题，一件是米芾的《宝章待访录》，一件是张即之写的《汪氏报本庵记》。这两件的破绽，都是从一个“某”字上露出来的。
张即之《汪氏报本庵记》
先要谈谈“某”字的意义和它的用法。“某”是不知道一个人姓名、身份等，或不知一件事物的名称、性质等，找一个代称字，在古代也有用符号“△”的。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说：“今人书某为△，皆以为从俗简便，其实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范甯注曰，‘邓△地。’陆德明《释文》曰：‘不知其国，故云△地，本又作某。’”按：自广义来说，凡字都是符号；自狭义来说，“△”在六书里，无所归属，即说它是“从俗简便”，实在也没什么不可的。况且从校勘的逻辑上讲，陆放翁的话也有所不足。同一种书，有两个版本，甲本此字作A，乙本此字作B。A之与B不同，可能是同一字的异体，也可能是另一字。用法相同的字，未必便算是同一字。但可见唐代以前，这“△”符号，已经流行使用了。
今天见到的唐代虞世南书《汝南公主墓志》草稿中，即把暂时不确知的年月写成“△年△月”以待填补。这卷草稿虽是后人钩摹的，但保存着原来的样式。
上海博物馆藏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传）纸本
又有写作“”符号的，有人认为即是“某乙”的简写，其实只是“△”号的略繁写法，如果是“某乙”，那怎么从来没见有将“某甲”写作“”的呢？代称字用符号“△”，问题并不大，而“某”字却在后世发生了一些纠葛。
《论语》中“某在斯、某在斯”，是第一人对第二人称第三人的说法。古籍中凡第一身自称作“某”的，都是旁人记述这个人的话。因为古代人常自称己名，没有自用“某”字自作代称的。我们从古代人的书札成撰写的碑铭墓志的拓本中，都随处可以见到。例如苏轼自己称“轼”，朱熹自己称“熹”。
古代子孙口头、笔下都要避上辈的讳，虽有“临文不讳”的说法见于礼经明文，但后世习俗，越避越广，编上辈文集的人，常常把上辈自己书名处，也用“某”字代替。我们如拿文集的书本和其中同一文的碑铭石刻或书札墨迹比观，即不难看到改字的证据。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自己称“某”。我们有时听到二人谈话，当自指本人时，常说：“我张某人”、“我李某人”，他们确实不是要自讳其名，而是习而不察，成为惯例。
清代诗人王士禛，总不能算不学了吧？但他给林佶有几封书札，是林氏为他写《渔洋精华录》时，商量书写格式的，有一札嘱咐林氏在一处添上他的名字，原札这样写：“钱牧翁先生见赠古诗，题下添注贱名二字。”此下便写出他要求添注的写法是：“古诗一首赠王贻上”一行大字，又在这一行的右下边注两个小字“士〇”。如果只看录文的书籍，必然要认为是刻书人避雍正的讳，画上一个圈。谁知即是王士禛自讳其名呢！刑部尚书大官对门生属吏的派头，在这小小一圈中已跃然纸上了。所以宋代田登作郡守，新春放灯三日，所出的告示中不许写“燈”字，去掉“燈”字右半，只写“放火三日”。与此真可谓无独有偶。
王士禛像
宋代米芾好随手记录所见古代法书名画，记名画的书，题为《画史》，记法书的书，题为《书史》。《书史》之外，还有一部记法书的书，叫作《宝章待访录》。这部书早已有刻本。明代末叶一个收藏鉴定家张丑，收到一卷《宝章待访录》的墨迹，他相信是米芾的真迹，因而自号“米庵”。这卷墨迹的全文，他全抄录下来，附在他所编著的《清河书画舫》一书之中。这卷墨迹一直传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还在收藏鉴赏家景贤手中。景氏死后，已不知去向。
这卷墨迹，我没见到过，但从张丑抄录的文词看，可以断定是一件伪作。
理由是，其中凡米芾提到自己处，都不作“芾”，而作“某”。
我们今天看到许多米芾的真迹，凡自称名处，全都作“黻”或“芾”，他记录所见书画的零条札记，流传的有墨迹也有石刻，石刻如《英光堂帖》《群玉堂帖》等等，都没有自己称名作“某”字的。可知这卷墨迹必是出自米氏子孙所手抄。北京图书馆藏米芾之孙米宪所辑《宝晋山林集拾遗》宋刻原本，有写刻米宪自书的序，字体十分肖似他的祖父，比米友仁还像得多，那么安知不是米宪这样手笔所抄的?如果出自米宪诸人，也可算“买王得羊”，“不失所望”了。谁知卷尾还有一行，是：“元祐丙寅八月九日米芾元章譔”，这便坏了，姑先不论元祐丙寅年时他署名用“黻”或用“芾”，即从卷中自避其名，而卷尾忽署名与字这点上看，也是自相矛盾的。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英光堂帖》中《不烦》帖刻本
现在还留有一线希望，如果这末行名款与卷中全文不是一手所写，而属后添，那么全卷正文或出自米氏子孙所录，不失为宋人手迹，本无真伪之可言：如果末行名款与正文是一手所写，那便是照着刻本仿效米芾字体，抄录而成，可算彻底伪物了。好事的富人收藏伪物，本是合情合理的，但张丑、景贤，一向被认为是有眼力的鉴赏家，也竟自如此上当受骗，岂非咄咄怪事乎？
又南宋张即之书《汪氏报本庵记》，载在《石渠宝笈》，刻在《墨妙轩帖》，历迹曾经延光室摄影发售，解放后又影印在《辽宁博物馆藏法书》中。全卷书法，结体用笔，转折顿挫，与张氏其他真迹无不相符，但文中遇到撰文者自称名处，都作“某”。这当然不能是张即之自己撰著的文章了。在1973年以前，张氏一家墓志还没发掘出来时，张氏与汪氏有无亲威关系，还不知道，无法从文中所述亲戚关系来作考察。看到末尾，署名处作“即之记”三字。记是记载，是撰著文章的用词，与抄、录、书、写的意义不同，那么难道南宋人已有自称为“某”像“我张某人”的情况了吗？
辽宁省博物馆藏张即之《汪氏报本庵记》
这个疑团曾和故友张珩先生谈起。张先生一次到辽宁鉴定书画，回来告诉我，说“即之记”三字是挖嵌在那里的。可能全卷不止这一篇，或者文后还有跋语，作伪者把这三个字从旁处移来，嵌在这里，便成了张即之撰文自称为“某”了。究竟文章是谁作的呢？友人徐邦达先生在楼鑰的《攻媿集》中找到了，那么这个“某”字原来是楼氏子孙代替“鑰”字用的。这一件似真而假，又似假而真的张即之墨迹公案，到此真相才算完全大白了。
还有古画名款问题。在那十年中“征集”到的各地文物，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展出。有一幅宋人画的雪景山水，山头密林丛郁，确是范宽画法。三拼绢幅，更不是宋以后画所有的。宋人画多半无款，这也是文物鉴赏方面的常识。但这幅画中一棵大树干上不知何时何人写上“臣范宽制”四个字，便成画蛇添足了。
按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说得非常明白，范宽名中正，字中（仲）立。性温厚，所以当时人称他为“范宽”。可见宽是他的一个诨号。正如舞台上的包拯，都化装黑脸，小说中便有“包黑”的诨号。有农村说书人讲包拯故事，说到他见皇帝时，自称“臣包黑见驾”，这事早已传为笑谈。有人问我那张范宽画是真是假，我回答是真正宋代范派的画。问者又不满足于“范派”二字，以为分明有款，怎么还有笼统讲的余地?我回答是，如不提到款字，只看作品的风格，我倒可以承认它是范宽，如以款字为根据，那便与“臣包黑见驾”同一逻辑了。
所以在摄影印刷技术没有发达之前，古书画全凭文字记载，称为“著录”。见于著名收藏鉴赏家著录的作品，有时声价十倍。其实著录中也不知误收多少伪作品、或冤屈了多少好作品。
例如前边所谈的《宝章待访录》，如果看到原件，印证末行款字是否后人妄加，它可能不失为一件宋代米氏后人传录之本！《汪氏报本庵记》如果仅凭《石渠宝笈》和《墨妙轩帖》，它便成了伪作；宋人雪景山水，如果有详细著录像《江村销夏录》的体例，也只能录下“臣范宽制”四个款字。倘若原画沉埋，那不但成了一桩古画“冤案”，而且还成了“包黑”之外的又一笑柄。
高士奇辑《江邨销夏录》和刻初印本
从这里得到三条经验：古代书画不是一个“真”字或一个“假”字所能概括；“著录”书也在可凭不可凭之间；古书画的鉴定，有许多问题是在书画本身以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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