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幼海：他一生都在为父亲赎罪

原创 张朝杰 周晓瑛 世纪杂志

世纪

周幼海：他一生都在为父亲赎罪

张朝杰/口述

曾任《青年报》编辑

周晓瑛/整理

文史杂志编辑

引言：对于今天的很多人来说，周幼海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但若是说起他的父亲周佛海，则是尽人皆知、已有公论的反面历史人物。

周幼海走上了与父亲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抗战胜利后，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在上海市公安局从事反特侦查工作，参与破获了多起重要案件。在大时代的洪流下，他也身不由己被抛进旋涡之中，两进秦城监狱。但他始终坚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本文口述者张朝杰（1920-2018），与周幼海自中学时代起相识，两人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接受口述采访时，张朝杰95岁，不仅有着非同寻常的记忆力，而且思维缜密，表达清晰，生命力令人惊叹。

作为周幼海志同道合的终身好友以及他人生经历的特殊观察者，张朝杰感叹道：“他是一个好人，可惜命运弄人，他一生都在替父亲赎罪。”

以下为张朝杰的口述。

01

桌上被刻“小汉奸”

我出生于1920年，比周幼海年长两岁。我俩认识那年，我18岁，他16岁。

1938年，上海已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中沦为“孤岛”。家人权衡利弊后，让我从南洋模范中学退学，转赴香港继续学业。到了港岛，在南模校友吴克冈的介绍下，我考入当地一所名校——岭南中学。

岭南中学原本在广州办校，“七七事变”后迁入香港，大部分同学为住读。与我同宿舍的除了吴克冈，还有姚祖彦、白先儒、张国良和周幼海。几位舍友中，我、姚祖彦和周幼海兴趣爱好相近，更谈得来一些。另有一位比我们低一年级的萧孟能，也常来宿舍走动。

当时能就读岭南的学生，家境大多非富即贵。就拿周、吴、萧几位来说，他们都是世交，周、吴两家从政，萧家则是新闻世家。

周幼海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文质彬彬，说话斯文，很有礼貌。那时候我对他的父亲周佛海并没有什么了解，只是有一次偶尔翻到教材《公民课本》封底，上面印有审核人周佛海的名字，听吴克冈介绍，他是国民政府主管教育的官员。

1938年冬，发生了令世人震惊的“艳电”事件，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公然走上了投敌叛国的道路。消息传来，周幼海在学校处境尴尬。一次，不知是谁在他的课桌上刻写了“小汉奸”几个字，周幼海发现后大为恼火，但也只能作罢。为表示自己与父亲泾渭分明，他写了一篇小说发表在校刊上，主题便是对汉奸的抨击。

学期结束后，周幼海离港回沪，行前邀我、姚祖彦、萧孟能等几位好友一起去他家吃饭。那天周佛海不在家，我头一回见到了周幼海的母亲杨淑慧和妹妹周慧海。

杨淑慧是周佛海第二任妻子。早年周在湖南老家娶过一位发妻，生下一儿一女，后在上海逗留期间，与上海总商会主任秘书杨卓茂的女儿杨淑慧结识，两人情投意合，双双赴日本生活，并在那里结了婚，婚后生下一双儿女，也就是周幼海和周慧海。

图|青年时期的周幼海与妹妹周慧海

外界都说杨淑慧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女人，我第一次见她也有类似感觉。她年近四十，个子不是很高，梳着当时流行的盘髻，眼神炯炯，显得很有气势。她对周幼海非常疼爱，可以说是百依百顺，对我们也是相当客气的。

周幼海随父亲周佛海一同回到了上海。周佛海作为汪伪政府的三号人物，担任了伪政府“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职。不多久，我听说周幼海赴日本留学去了。

第二年冬天，也就是1940年初，陶希圣、高宗武与汪精卫等反目，从汪伪政府秘密出走。他们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文章，揭露了汪精卫与日本政府的密约内容，还在文中提及：周佛海之子周幼海到日本读书，实际上是去充当“人质”的。

一时间，各界哗然，满城风雨。身在香港的我也从报上获知了消息，不由得为周幼海的境遇而感到担忧。

02

红色禁书的“保险箱”

与周幼海再见面，已是1941年末。那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攻打香港，家中长辈担心安危，让我在岭南大学修完部分课程后便回上海。不久，我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岭南老同学姚祖彦早一年返沪，他告诉我，周幼海也从日本回来了，想与我们几位岭南同学见面叙叙旧。

图|青年时期的张朝杰

见面地点被安排在周幼海舅舅杨惺华家。杨惺华是杨淑慧胞弟，作为周佛海的亲信和亲戚，在汪伪政府担任“财政部总务司长”。几天后，我们又相约去了周幼海的新家——位于愚园路749弄65号的周佛海官邸。

这是一栋洋气、漂亮的小楼，坐落于弄堂深处，毗邻的63号住着“76号”头子李士群，67号则是黑社会头目吴四宝家，外界也称这里是“汉奸弄”。“汉奸弄”位置隐蔽，交通方便，距离同在愚园路上的汪精卫行宫（现为长宁区少年宫）步行不过十来分钟。

自此以后，我们便把周家作为一个据点，常聚在一起打桥牌，谈天说地。有时候也一起坐电车外出，或是看电影，或是打桌球。时间晚了，我们就留宿在周家，一起打地铺。夜深人静之时，周幼海常有感而发，意味深长地说：“和你们在一起，我感觉自己是自由的。”

渐渐地，我和周幼海之间又多了一层心照不宣的默契。还在香港读高三时，岭南中学有位来自东北沦陷区的白老师。在他影响下，我开始接触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进步刊物，也得以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读大学时，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同室操戈、手足相残，令我对其彻底失望。后来，我又订阅了《华商报》《群众周刊》，尤其爱追看乔冠华在《群众周刊》上的专栏。乔的文笔犀利，政论鲜明，洞若观火，让人不由得击节赞叹，深以为然。

一次偶然机会，在周幼海的书橱里，我发现了不少唯物辩证法之类的进步书籍。他坦率地告诉我，自己在日本做“人质”时常去逛东京神保町的书店，那里什么书都能买到。他由此接触了《资本论》《西行漫记》《论持久战》等进步书籍，这些书让他知道了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红军。

03

从“人质”到“自投罗网”

重逢后，从周幼海看似风轻云淡的讲述中，我也获知了更多他在日本做“人质”的细节。

1939年秋，他被送去日本读书，侵华头目之一伊藤芳男亲自陪同。到了日本，周幼海吃住都在当地大财阀的豪华别墅里，同住人还有罗君强和梅思平的儿子。三个汉奸之子，也是同病相怜的年轻人，为解胸中乏闷，有时也会在一起借酒浇愁，碰杯祝酒的祝词便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旁监护他们的日本人对此也束手无策。

陶希圣、高宗武在香港《大公报》的文章传开后，周幼海与伊藤芳男吵了一架。他问伊藤：“我真的是来当人质的吗？”对方说：“不是。”他又说：“那好，既然不是人质，我假期里回家可以吗？”日本人找不出理由来拒绝，就同意他1940年夏回国过暑假。

回了上海，周幼海有如逃出牢笼一般，进而萌生了逃离父母、投身抗战的念头。第二年暑假再回上海，他便付诸实际行动。当时姚祖彦已返沪，周幼海就请他帮忙想办法。姚有一个表兄是生意人，常往返于杭州与金华之间，允诺将周幼海带到金华，再想办法送去重庆后方。

某日，周幼海对母亲谎称自己与姚祖彦外出打桌球。其实，周姚二人跑去位于南京路的金门饭店开了一间客房，以避人耳目。此前，周幼海已做好铺垫，经常外出迟归，杨淑慧对此也习以为常，并未发现破绽。到了后半夜，周幼海从饭店出发，直奔火车站，乘上了去往杭州的火车。

图|周幼海与母亲、妹妹

天亮后，姚祖彦若无其事回到自己家。不久，杨淑慧觉得事有古怪，便派副官寻到姚家。见姚祖彦一问三不知，副官又将他“请回”周家。杨淑慧怒气冲冲，上前一顿责问，周慧海则在一旁啼哭不停。见姚祖彦仍是沉默不语，杨淑慧威胁说：“你不讲也可以，上海现在只有两条铁路，一条通杭州，一条通南京，我们只要把这两条火车线路都停下来，每一辆车上去搜，总能找到他的。”

眼见事情要闹大，姚祖彦不得已说出了周幼海的去向。手腕强硬的杨淑慧请日本宪兵队出面，把上海去往杭州的火车全部截停，日本宪兵和“76号”特务拿着周幼海的照片登上一列列火车，逐节车厢搜查。周幼海乘坐的火车正好停在一个乡间小站，见此情形，知道自己跑不掉了，为免殃及无辜，他主动站出来“自投罗网”。火车重新起动，一路开到了杭州站，在站台上等待他的是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她们此前乘飞机，先一步抵杭。

出走不成的周幼海，从此更被严加看管，形同软禁。姚彦祖也被“76号”盘问，虽毫发无损，但多少受到惊吓。

听了周幼海的平静讲述，我也就愈发理解他此前关于自由的感叹究竟从何而来。

04

宴席上传来日本投降消息

1943年，周幼海又被送到日本读书，入读当地知名的庆应大学，直到1945年春天才回国。

1945年8月10日，他打电话来，邀我去周家吃晚饭。那天宾客满堂，里里外外摆了有30桌，周佛海和一些主宾坐在中间大桌。当时日军气数已尽，令汪伪政府黑云笼罩，周佛海脸上不见一丝笑容。

开席后不久，一位副官神色匆匆走进来，与周佛海耳语几句，后者迅即起身离席，出去以后再没回来。不久，副官又进来把周幼海叫了出去。

周幼海很快返回，径直坐到我身边，难掩激动地压低声音说：“日本人投降了！”我一听欣喜若狂，哪里还坐得住，立刻起身与他告别。我要赶回家，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尽快告诉家里人。

那个日子，我记得十分清楚。因为前一天即8月9日零时，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上午11时过，美国继在广岛投弹后又向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多重因素作用下，当天深夜，日本内阁紧急召开御前会议，裕仁天皇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0日清晨起，日本外务省开始通过中立国瑞士向同盟国发出电报，表示日本政府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对日本天皇地位归属问题有保留）。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将此决定通知了汪伪政府，于是便有了周佛海在家宴中匆忙离席的一幕。

第二天，也就是8月11日，上海街头简直成了欢乐的海洋。庆祝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人声鼎沸，一片欢腾。沿街店铺橱窗、墙面和屋顶张灯结彩，挂上了各式各样庆祝抗战胜利的标语、彩条、横幅。不过到了下午，这些标语又全不见了。我觉得奇怪，周幼海告诉我：日本人还没有正式投降，要尘埃落定后才可以庆祝。

8月13日晚，周幼海开车接我、吴克冈还有几位朋友来到延安东路、四川南路交界处的华美广播电台。这是一栋红色小洋房，周幼海带我们径直来到电台播音间。在他点头示意下，播音员把设备按钮打开，对着话筒，激动地宣布：“这里是华美广播电台，之前被日本人勒令停办的电台现在恢复对外广播。接下去，我们向听众播报日本人投降的相关新闻。”中文播报完毕，播音员又用英语播报了一遍。

8月15日晚上，周幼海开车带我来到外滩谈话。他告诉我，浦东的游击队计划渡过黄浦江，和市区的地下党武装力量里应外合，一起解放上海。后来我们才知道，中共地下党原本做好了在日本投降后实施上海起义的作战计划，但因为各种原因，行动取消。

不久，周幼海跟我商量，想出资办一份进步刊物。我找到董乐山、丁景唐，筹划了一本综合性刊物，刊名为《时代·文艺》。

图|《时代·文艺》创刊号和第二期

《时代·文艺》第一期于1945年9月15日问世（有新闻出版史研究专家称其为“抗战胜利第一刊”），由富通印刷厂承印，后来才知这是地下党创办的一家印刷机构。创刊号上，周幼海撰写了一篇题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与民主运动》的政论文章。第二期于10月15日出版，主题是要求严惩日本战犯和汉奸卖国贼。但后来因为周幼海家发生变故，办刊资金链中断，《时代·文艺》不得不停刊。

05

秘密加入共产党

日本投降后，汪伪政府很快作鸟兽散，周佛海一家也搬回上海湖南路262号的湖南别墅居住。

一天，周幼海急急忙忙来到我家，忧心忡忡地说，父亲已经被关到重庆白公馆去了，戴笠多次发话，要母亲和自己也一起去白公馆。周幼海想请我务必与我的四妹张朝素（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方寺）取得联系，看能否尽快帮助他前往解放区。

我的四妹张朝素早年投身革命，只身一人跑到了苏北解放区，与我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我与妹妹尚未接上头，周幼海就被送去重庆，软禁在白公馆，失去了人身自由。

1946年3月，报上刊发了戴笠坠机的新闻。不久我接到周幼海电话，他说自己已回上海，我俩立即见了面。他告诉我，戴笠死后，毛人凤接手，自己能出来是母亲杨淑慧与对方几经交涉后的结果。不过毛也提了条件：不可在重庆久留，不能去上海，只能到成都。

重获自由的周幼海，始终心心念念向往着解放区。在重庆时，他寻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求见董必武，董的秘书接待了他。但他手头拿不出任何组织介绍信，不便直接安排他去延安，秘书只得说“现在去还不方便”。因此，一到上海他就来找我，希望能通过我与党组织接上头。

那时候，我的妹妹张朝素也已回到上海。她与上级领导田云樵结婚后，奉组织之命，共同从解放区潜入上海，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在我的牵线下，周幼海与田云樵见了面。一见面，周幼海就开诚布公汇报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他说：“我想要投奔解放区，走光明之路。”

田云樵经请示上级同意后，安排地下交通员顾叔平护送周幼海一路北上。顾叔平也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他对外的另一个身份是黑社会大佬顾竹轩的侄子。

关于周幼海抵达解放区之后的经历，多年后我才从报纸上知道，他由扬帆、何荦作介绍人，以特别党员身份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又被派回上海，受田云樵单线领导，以经商为掩护，在中央商场二楼开了一家公司。他拿出自己的积蓄，为组织购买枪支、弹药等，还参与策反了国民党多位高级军官（其中不少是周佛海的旧部），参加了营救张澜、罗隆基等民主人士的行动。这些积蓄，包括黄金、珠宝以及美元等，不少是他以投资做生意为名从母亲杨淑慧那里要来的本钱。但上述细节，因为组织纪律，他当年不曾对我提过半句。

1948年，我和圣约翰校友叶佩仪结婚，我俩也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为了便于开展隐蔽工作，我向母亲要了40两黄金，“顶”下复兴中路485弄11号三楼的一套公寓作为婚房。那里是高级住宅区，人员构成相对简单，进出便利，视野开阔，可观察外部人员动态。中共中央上海局将我家作为工作联络点，正式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由张执一担任（1949年4月由沙文汉接任），我和妻子叶佩仪都是成员。从此，策反委员会经常在我家开会联络。

图|如今的复兴中路485弄11号（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委员会机关旧址）

周幼海受田云樵单线领导，当时也是险象环生。有一天，田云樵告诉我，周幼海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挂号”了。所谓“挂号”，即指他被特务机关列入了通缉黑名单。所幸，我党情报人员将此消息传出，周幼海接到上级指示后，立刻从飞腾公寓（当时他已与施丹萍结婚，并与母亲杨淑慧共同居住在那里）撤离，在外暂避风头。杨淑慧那时候也或多或少猜到了儿子的真实身份，为保护周幼海，她故意对外放出“烟幕弹”，宣称儿子媳妇去了英国做生意。

图|田云樵与妻子张朝素(方寺)

1949年5月25日晚，上海已大部解放，我接到周幼海打来的电话。他语气急切地说，自己开车时看到了一个姓徐的汉奸，正坐着一辆三轮车行驶在延安路上。他已找驻扎在江苏路的解放军部队汇报情况。那时候地下党员并没有党员证，也没有证明文件。在他的竭力说明下，两个解放军战士坐着他的汽车，一起追上那辆三轮车，把徐姓汉奸给抓了进去。他担心那个汉奸信口雌黄一番辩解，很快又被放了出来，问我是否能联系上组织，想立即进行汇报。

情急之下，我想起策反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王锡珍就住在附近的万宜坊，挂电话后立即赶去向他汇报此事。深夜，王锡珍来我家，告知事情已办妥，周幼海立了大功。那个姓徐的大汉奸，经查明是敌伪时期一名军长。

06

关于周幼海的父亲母亲

对于周幼海的父母，外界一直有这样的传闻：一个贪权，一个贪财。周佛海是中共一大代表，有人说他入党动机不纯，再加上妻子杨淑慧敛财心切，造成他1924年在广州退党。

周佛海在认识杨淑慧前，与发妻生有一子一女。与杨淑慧结婚后，随着官位亨通，愈发纵情声色，拈花惹草，常有绯闻见诸报端。日伪时期，周佛海访日治病时与女护士金田幸子同居，后者生下女儿白和石子。这让杨淑慧如芒刺背，痛恨不已。

尽管性格泼辣，手腕强硬，杨淑慧还是为了儿子付出了许多。她敛财大半生，但只要儿子伸手向他要钱做生意（其实周幼海把这些钱都上交给了党组织），她都是二话不说、毫不含糊的。

1950年，她受命协助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杨重光等人，实地查勘，寻找中共“一大”会址。因为当年召开“一大”期间，周佛海作为参会代表，正和杨淑慧交往，她作为知情者之一，曾多次来到会议举办地。时隔近三十年，多番查找，几经周折，有关方面最终找到兴业路上的中共“一大”会址，其中也有她的功劳。

对于周佛海，我接触不多。一方面，他沉浮宦海，早出晚归。另一方面，也是我年少气盛，刻意回避与他对话。

周幼海与周佛海之间的父子感情既不亲密，也不疏离。尽管上级再三关照不可泄露自己的党员身份，但周幼海告诉我，在周佛海临死之前，自己还是将入党的秘密告诉了父亲。对于儿子走上与自己背道而驰的政治道路，周佛海的反应比较平静，他只是叮嘱儿子：“你要从基层做起。”

07

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上海解放后，周幼海的入党介绍人扬帆担任了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社会处处长，田云樵任市公安局社会处二室主任。周幼海改名周之友，追随他们进了公安系统，从事反敌特工作。他擅长日语、英语，对侦查投入很大的精力，曾协助破获了多起重要案件。

1955年，“潘扬案件”发生，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5月中旬的一天，周幼海约好来我家，那天下起倾盆大雨，他并没有来。我以为是天气缘故令他爽约，但等了几天，还是毫无音讯，就打电话到他办公室，接电话的人说他出差去了。后来才听人说，受“潘扬案件”影响，他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数年后，我被错划成右派，被押送到甘肃煤矿和新疆农场劳动改造，一去便是22年。待我回到上海，已经是1980年，被安排在团市委下属的《青年报》从事编辑工作。一天，接到公安局一位女同志打来的电话，她当年曾和周幼海在一个科室共事过。电话那头，她告诉我周幼海已平反回沪，目前住在一家招待所里。

我赶到周幼海住处，一打照面不由得心中一惊。眼前尚不到六十岁的他，两鬓染霜，身材瘦削干枯，需要别人搀扶才能勉强走上几步。自1955年后，他两进两出秦城，中风两次。因为实在查不出什么，1975年他被释放，到上海东安路的京华化工厂接受管制劳动。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潘扬案件”得到纠正，周幼海彻底平反。

图|20世纪80年代，周幼海与友人朱肇乐

平反后，政府给予周幼海一笔数目不小的补偿金，并在漕河泾习勤路为他安排了住所。市公安局还派了一人过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他同父异母的大姐周淑海每隔一阵就从外地来沪看他，前妻施丹萍也难舍旧情，时不时来探望他。

亲人和朋友的关爱，给他带去了很大的精神慰藉。他开始着手整理父亲留下的日记，并做一些口述历史，《周佛海日记》《周佛海之死》《周佛海浮沉录》等出版物及长文便由此而来。

但毕竟身体羸弱，他常年坐在轮椅上，困居斗室，健康每况愈下。大约是1985年夏，他被送去市公安局对口的康复医院，住院没多久就因为心衰而去世了，时年63岁。

图|20世纪80年代，周幼海在习勤路住所的阳台上

市公安局在龙华殡仪馆为他举办了追悼会。他身穿警服，安卧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党旗。刘人寿等隐蔽战线的老同志以及市公安局领导也出席了追悼会，扬帆当时年事已高，腿脚不便，便由他夫人李琼作为代表参加。

周幼海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有一次我去看他，看到骨灰盒上放置了一个小小的花圈，上面署名白石和子和金田幸子，那是他在日本的亲人。

在周幼海生前，有人曾问他：“你一辈子吃了这么多苦头，你感到后悔吗？”他回答道：“我相信我走的路是正确的，我至今无怨无悔！我之所以吃苦头，是因为父亲作孽太多，报应在我身上。我这一辈子，就是在替他在赎罪。”

如今，我已老了，与我同时代的许多老朋友也都走了。记录下这些片段往事，是对周幼海，也是对我自己的过往，一份深深的纪念。

（本文部分图片由张朝杰之子张友苏、田云樵之子田海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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