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北大有教授骂香港人是“走狗”，是“王八蛋”，是“当英国殖民者的走狗当惯了”。此前他还曾斥骂前来求访的《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去你妈的！滚你妈的！×你妈的！”被人誉为“三妈教授”而名闻海内外。此外，也有某派网站和某些“愤青”动辄骂人是“汉奸、卖国贼”“不得好死”等等。此类谩骂似已成风，大多数人声讨反对，也有少数人狂热叫好。其实，“骂”也有是非善恶、卑劣粗鄙和义正辞严之分，不可一概捧杀或骂倒。重温鲁迅对作为国粹“骂文化”的诸多论说，对当今的骂风及其反映的社会病态，以及如何区别不同“骂”的品格，排斥恶骂、学会“文骂”的艺术，仍很有启迪。
“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
这是鲁迅题赠其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一副郑板桥对联，对他准备写《鲁迅传》表示了自谦的期望。其实，这后一句也可说是鲁迅作品的一个特色。
鲁迅作品中有些是属于“骂亦精”的文学。当然，那是文学的“骂”，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鲁迅的文章有幽默的讽刺，有愤怒的抗争，也有入木三分的热骂。害怕鲁迅的人诅咒鲁迅杂文集是“骂人文选”，这当然是诬蔑。不过，鲁迅也常接过这种攻击，自认“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
“骂”是鲁迅的一种战斗武器。鲁迅号召青年要敢说敢笑敢怒敢骂，“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这可诅咒的时代”。鲁迅之“骂”，就是同旧社会的黑暗与丑恶斗争。他说：“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罢。”
鲁迅所憎恶的“骂”
什么可算是“骂”？鲁迅说：一些批评家对“骂”字是“用得非常模糊”的。不是骂，被当成“骂”；是骂，则往往一概加以否定。其实，骂有多种多样，性质、风格各有不同。辱骂、谩骂是一类骂；笑骂、热骂则是另一类。冷嘲热讽，有时也被认为是骂。生活中的泼妇骂街，同少妇的打情骂俏就有很大不同。政治斗争中的“奉旨申斥”，与“吊民伐罪”也大不一样。鲁迅文章中提到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刘备）文》，骂曹操是“赘阉遗丑”，骆宾王《讨武檄》，骂武则天“狐媚偏能惑主”，都是千古骂人名句。鲁迅说，往昔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也曾相骂甚至相打。托尔斯泰在欧战时也写过骂皇帝的信。骂，也是文学艺术的一个品种。别德内依的讽刺诗是一种热骂。中国清末的谴责小说、黑幕小说则是骂人小说。戏曲中有击鼓骂曹、贺后骂殿、义责王魁等等以“骂”取胜的表演艺术。
可见，骂，从动机到效果，立场与方法，风格与体裁，都不尽相同，或截然相反。所以鲁迅不赞成不分青红皂白、含含糊糊地扑灭一切“骂”，而应当对各种“骂”作具体分析。
辱骂不是战斗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这是鲁迅的名言。辱骂是用人身攻击的办法去侮辱对手，这只显出辱骂者的下劣。像创造社的人骂鲁迅的时候，把鲁迅的籍贯、家族、年纪作为奚落的资料：因为鲁迅是绍兴人，绍兴酒很有名，就骂鲁迅“醉眼陶然”；为了贬低《呐喊》，就挖苦这书是“由令弟编的”；又以鲁迅年岁比他们大，就骂鲁迅是“老生”，说“老头子的确不行”。再如说鲁迅“尖酸刻薄”“气量太窄”，等等。这就使严肃的论争变成了“态度战”“量气战”“年龄战”。在《文学月报》上署名“芸”的那首诗，开头也是在别人姓氏上找岔子加以辱骂。其实，“姓氏籍贯都不能决定本人的功罪，因为这是从上一代传下来的，不能由他自己”。抓住姓氏作文章，就变成了无聊的人身攻击。至于某些中国人的口头语“他妈的”，鲁迅称之为“国骂”，写了专文进行考证，指出这或许是出于对旧的门阀观念的一种反抗。但用侮辱别人的血统的办法来咒骂人，“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这使我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血统论”甚嚣尘上，“老子反动儿混蛋”“狗仔子”“臭老九”之类的咒骂声不绝于耳，大概是国骂“他妈的”的新版。
“正人君子”的谩骂与“粪帚文人”的诅咒
被鲁迅称为“麒麟皮下露出马脚”的“正人君子”陈源，在他《致志摩》公开信中，恼羞成怒，大骂鲁迅“张着嘴站在泥潭中，后面立着一群悻悻的狗”，还造谣说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是剽窃日本作家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说，“正人君子”的骂法究竟还有所不同：那就是“先举一些美点，以显示甚公平，然后，接着是许多大罪状——由公平的衡量而得出的大罪状。将功折罪，归根结蒂，终于是‘学匪’，理应枭首挂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众”。对此，鲁迅名之为“陈教授的批评法”。这种貌似公正全面的批评法，至今也能时或见到。
与这种骂法异曲同工的，还有鲁迅称之为“粪帚文人”的骂。这种人骂起来就像鲁迅故乡里的无赖打架，好用粪帚。对方即使是勇士，也望而却步。鲁迅指的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上那些“造谣生事，害人卖友”，“甚至动辄要你生命”的流氓文人。像曾今可公开在小报上登文章指朋友为共产党，还公布他的地址。还有那自称“坐不改名，行不改性”的“三角恋爱小说商”张资平，化名写文章攻击对手，造谣说别人“姊妹嫁作大商人作妾”。有的流氓文人化名写稿“告发”鲁迅与内山书店的往来，造谣说店主内山完造是日本侦探，而鲁迅是请他救过命、保过险的。鲁迅愤慨地说：
“文章的战斗中，大家用笔，始有胜负可分，倘一面另用阳谋，即不成为战斗，而况专持粪帚乎？”
这类“粪帚文人”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心凶笔弱，不能文战，便大施诬陷中伤，又无效，于是就诅咒”。
对这些文坛小丑的骂，鲁迅应对的态度是“哀其无聊，付之一笑”。对付它“第一切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付之一笑，徐徐扑之”。
当有人在报上造谣说鲁迅得了脑膜炎，天津大公报进一步渲染为“重性脑膜炎”，医嘱鲁迅“停笔十年”，否则“完全无治”云云，鲁迅则以笑骂还之：
横眉岂夺峨嵋冶，
不料仍违众女心。
诅咒而今翻异样，
无如臣脑故如冰。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与“奉旨申斥”
有时候，帮闲文人变成帮凶文人，他扬起的不一定是粪帚，而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下斥骂他的敌手”，“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这就不只是弄你一身脏，而是以笔杀人，要骂杀对手的。对此，仅仅“付之一笑”就不够了。当柔石等同志被捕后，一些幸灾乐祸的文人借机发动向鲁迅攻击：通讯社员发电全国，小报记者盛造谰言，或历数鲁迅的“罪状”，或公布鲁迅的住址，意在怂恿国民党当局加以搜捕。有的甚至造谣说鲁迅已然被捕了，以致引起鲁迅的亲友的震惊。鲁迅忿忿地对友人说：
“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则甚大。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十日以来，几于日以发缄更正为事，亦可悲矣。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而三告投杼，贤母生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丁（于）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东望扶桑，感怆交集。”
这是对在指挥刀下仗势骂人者的愤怒控诉。这类骂人者在十年浩劫中人们都曾见识过。梁效、罗思鼎之类在四人帮的指挥刀下不正是这样吗？“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他们一家独骂，万籁俱寂。不过最终还是埋葬在亿万人的唾骂声中。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的战法也是古已有之的。那就是鲁迅讲的“奉旨申斥”：一个官员犯了过失，便叫他跪在一个什么门外面，皇帝差一个太监来斥骂。这时候须得用一点花费，则骂几句也就完了；倘若不用，他便从祖宗一直骂到子孙。这算是皇帝在骂，然而谁能去问皇帝可是要这样骂呢？
鲁迅举出这种“奉旨申斥”的骂，是借以讽刺创造社的某些人对鲁迅的攻击。他们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唯我是无产阶级”，俨然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或革命文学家的代表名义，斥骂鲁迅是“封建余孽”“有闲的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所谓“拉大旗作虎皮”。是革命阵营里常见的现象。古已有之，于今犹烈。
“焦大式的粗骂”与奴才式的批评
从指挥刀下仗势骂人或奉旨申斥，大都属于奴才骂奴隶的。此外也有奴才骂主子的。
《红楼梦》里的焦大，是贾府里忠心耿耿的奴才。他眼看贾氏的不肖子孙把门风和家教败坏得不成样子，仗着酒醉，大骂主子“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结果呢，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鲁迅说：
“其实，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是说主奴如此，贾府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一篇《离骚》之类。”
焦大这种“忠而获咎”的遭遇，是由于他骂得太直率和粗野，剥得主子一丝不挂。在受奉承迎合惯了的主子和尊贵的老爷听来太刺耳，在驯服惯了的其他奴才听来太大胆，怕连累，要赶快将它遮盖起来，所以给他塞一嘴马粪。
焦大式的直言粗骂不可，文雅一些的提醒可行？也不见得。鲁迅说，“新月社诸君子”和焦大也有类似遭遇。他们在《新月》杂志上发表的《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本来也是为国民党政府好，引了一下英国经典，对党国有一点微词，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却也被塞了一嘴“马粪”：动用了警察特务来检查书店，逮捕店伙，没收《新月》。
可见，对主子，粗骂固然不可，文骂也犯忌。鲁迅在《隔膜》一文中对此有精到的分析：“思不出其位”，提意见，作批评，或者骂，都自有被允许的人与范围在，不是谁都可以，也不是骂什么都无碍。焦大式的粗人也好，新月派的文人也好，尽管粗骂文骂有所不同，其不允许骂（批评）则一也。
当然，人们可能要怪鲁迅对新月派过于苛刻或刻薄。这恐怕应当放在当时的政治历史环境和各派知识分子的不同阶级地位和处境上加以对比考察。联系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些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因言遭罪、忠而获咎的历史悲剧，也不是没有可资借鉴的教训。
鲁迅所赞赏和奉行的“骂”
上述的各种骂，大都是鲁迅所憎恶的骂。那么，什么是他赞赏甚或提倡、奉行的“骂”呢？
笑骂与热骂也是战斗
鲁迅说：“战斗的作者应当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鲁迅这段话，可说是把辱骂谩骂同热骂笑骂的是非善恶作了最明确的区分，指出了战斗的“骂”或以“骂”来战斗所应遵循的原则。
鲁迅的杂感大多不免于“骂”。他较早的杂文集书名《热风》，是因为“觉得周围太寒冽了”。“热风”即有“热讽”“热骂”之义。至于他的一些讽刺诗，更是笑骂的杰作。如《公民科歌》：
“何健将军捏刀管教育拜何大人，后拜孔阿丘，拜得不好就砍头，砍头之际莫讨命，要命便是反革命。大人有刀你有头，这点天职应该尽”
又如《南京民谣》：
“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
还有像《好东西歌》，嘲笑蒋介石与汪精卫宁汉两派内讧，由武力争夺到分赃谈判，由相打到相骂，煞是好看：
你骂我来我骂你，
说得自己蜜样甜。
相骂声中失土地，
相骂声中捐铜钱。
失了土地捐过钱，
喊声骂声也寂然。
大家都是好东西，
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
这样的诗，嬉笑怒骂，淋漓尽致，讲的都是事实，并无污秽的语言和人身攻击，却是一击致命。这种“骂”，实在是一种战斗的本领。
“公骂”与“私骂”
——秉持公心还是私怀怨毒
鲁迅反对辱骂而肯定笑骂，排斥冷嘲而主张热骂，其中一个重要的界限是，骂的出发点是“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还是“私怀怨毒，乃逞恶言”。前者是“公骂”，后者是“私骂”。
有人曾把上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上的斗争一概归入私骂，说：“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鲁迅反驳说，这是抹煞骂的是非。纵使文坛上的批评与反批评都名之曰“私骂”，也不能各打五十大板，要看到“在‘私’之中，也有较近于‘公’的，在‘骂’之中，有较合于理的”。私骂“所刺的是他个人”，公骂则是出于公心，“讽刺社会”。有一次《申报·自由谈》副刊编辑黎烈文请鲁迅撰稿，鲁迅打趣地说：“你要是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骂。”“骂谁呢？”“骂国民党”。可见，鲁迅的“骂”属于“公骂”。正如他自己说的：“我的杂感集中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
鲁迅的小说也是如此。在《阿Q正传》逐日发表时，那些“头上长着癞痢”的人，以为是骂他。“正传”每发表一章，某些人就栗栗危惧，担心以后会骂到自己头上，甚至有人出来对号入座，自认某一段就是骂他的。到这篇小说收入《呐喊》时，还有人问鲁迅是骂谁的。有的人还对鲁迅小说进行索隐，说某篇是骂谁，另一篇又是骂谁。鲁迅声明说：“那是完全胡说的。”他的小说和杂文一样，都是指摘社会的弊病，引起疗救的注意，并非特定要骂某个人。
鲁迅认为，私骂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它攻击的是个人，没有社会意义，会随人而逝。而讽刺社会的公骂，则可能悠久得惊人。因为只要这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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