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离开仙台医专重返东京之后，先后在三个机构学习，学的是德文，俄文和《说文解字》。
学习德文和俄文
1905年春，鲁迅将学籍列于东京德国语协会所办的德语学校，以便继续享受公费留学生待遇。明治时期，日本政府学习德国法律和陆军军制，以医学为代表的西方学术也常以德国为典范。德语协会所办的德语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1883年10月22日开学，并于1901年设立德语专修科。由于协会的会员中有许多知名人士，如担任过贵族院议员的山胁玄、担任过首相的桂太郎等，所以学校名气很大。校长大村仁太郎，是歌德作品的爱好者和研究者，常在讲堂上吟诵歌德的诗歌。但鲁迅学习德文的目的，并不是研究德国文学，而是想以德文为敲门砖，敲开“弱小民族文学”的大门。所谓“弱小民族”就是在殖民主义统治下挣扎和反抗的民族，具体指匈牙利、芬兰、波兰、保加利亚、捷克、塞尔维亚等。这些民族的文学作品缺少英文译文，但在德文版的“瑞克阑姆小文库”中有不少种，可以通过日本丸善书店去德国邮购。鲁迅列名于德语学校虽有七个学期，但几乎只是挂了一个名，住在校外，并不按时听课，主要时间用于自学和译作。可以说，正是德语学校帮助鲁迅打开了一扇饱览世界文学风景的窗口，成为他从事文学活动的真正起点。
1907年秋，由陶望潮发起，鲁迅等6人还跟旅居东京的一位犹太人马理亚孔特夫人学习俄文。马理亚孔特夫人用俄文讲授，一位在外国语专门学校半工半读的日本学生担任翻译。陶望潮是清末著名革命家陶成章的族叔，当时在日本学军事，先后参加过旨在反清的南社和光复会。光复会会员崇敬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学习俄文跟他们从事的革命活动不无关联。因为在他们看来，俄国青年是革命的好手，尤其是那位苏菲亚姑娘，既英勇又漂亮，是那时中国革命党人的偶像。对鲁迅而言，俄文也帮助他打开了一片文学的新天地。从俄罗斯文学中，鲁迅“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鲁迅还说：“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
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
1908年至1909年，鲁迅还持续了半年多在《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因此，鲁迅无疑是章门弟子。有趣的是，鲁迅对章太炎印象极深，而章太炎则似乎忘了鲁迅是他的及门弟子。
作为弟子，鲁迅对章太炎执礼甚恭。1914年8月章太炎因策动讨伐袁世凯而遭软禁，鲁迅不避风险，于当月22日跟许寿裳前往钱粮胡同拜谒。1915年9月，章太炎之女因悲愤自缢，鲁迅于当月7日赴章寓吊唁。章太炎晚年由“排满的骁将”退居“宁静的学者”，鲁迅曾撰文给予公正评价。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鲁迅于10月9日在病中撰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表示悼念；第二天又续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因病未能完稿，成为他的绝笔。
说章太炎似乎忘了鲁迅是他的及门弟子，根据是章太炎1932年撰写并在苏州印行的《弟子录》（亦称《同门录》），有五十余人，但无鲁迅的名字。章太炎自知“恐有脱矣”，于1935年又进行补录，仍无鲁迅。其原因，是从1901年开始，章太炎即自由讲演、讲学，历时三十五年，弟子甚众，以至民国初年的北京文史学界泰斗，大多出自太炎先生门下，其中有叩头拜师的，也有未正式磕过头的；有正式入门的，也有旁听的；章太炎当然不能尽知姓名，所以写《弟子录》时宁缺毋滥，绝不随意取舍。
1936年4月20日，钱玄同致章太炎信建议：“窃思三十年来，著弟子籍者甚多，但师讲学多次，异时异地，其同时受业者，已多散处四方，音书辽绝。至于时地不同者，彼此互睹姓名而不知为同门者甚夥。鄙意似宜先生在南北大报上登一通告，属各人开列姓名、字、年岁、籍贯，何年在何处受业，现在通讯处及现在在何处任事各端，并定一表格，使之照填，集成目后，刊《章氏弟子录》一册。”因章太炎很快逝世，所以这本仓促印制的《弟子录》未能增补。
鲁迅受业于章太炎门下是始于1908年7月至1909年初，当时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被日本政府查禁。作为《民报》主编的章太炎不仅丢了工作，而且被处以一百五十元罚金。章太炎一时赋闲，便在《民报》社寓所开了一个小班，逢星期日讲授《说文解字》。听讲者有鲁迅、周作人、龚未生、钱玄同、朱希祖、许寿裳、钱家治、朱蓬仙共八人。《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撰写的文字学著作，录载了汉字的形体、发音和原义。讲完《说文解字》，章太炎还讲了《尔雅》《庄子》《楚辞》《广雅疏证》等。章太炎坐在一面讲，学生围着三面听。因为是在日本的榻榻米上席地而坐，好提问题的钱玄同便拖着肥胖的躯体在席上爬来爬去，鲁迅便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作“爬翁”。鲁迅博物馆至今保存了当年鲁迅听讲时的札记十八则。
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
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革命精神；二，教学态度；三，渊博学识。
鲁迅认为章太炎是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但他在革命史上的业绩要超过他在学术史上的业绩。特别是在跟主张保皇的梁启超的论争中，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章太炎“所向披靡”，鲁迅在论争中继承了章太炎的战斗精神。章太炎晚年觉得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所以手定“章氏丛书”时，将斗争之作抽出，自藏其锋芒，鲁迅深以为憾。在鲁迅看来，在章太炎的遗著中，最有价值的其实正是这些战斗的文章。鲁迅本人之所以“活在战斗者的心中”，也正是由于他那些锋芒毕露的战斗文章。
章太炎是一位蔑视权贵的学者。袁世凯阴谋称帝时，他以大勋章作为扇坠，临总统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但在门生弟子面前，他却态度谦和，像跟家人说家常话，娓娓动听，毫不摆什么大学者的架子，而且诙谐间作，妙语解颐。鲁迅后来在致曹聚仁信中说：“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鲁迅生平曾在多所大专学校任教，跟学生也保持了良好关系。这种教学态度，正是对章门学风的一种承传和发扬。
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家，一代国学宗师。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谈及章太炎学识对鲁迅的影响：“鲁迅对于国学本来是有根柢的，他爱楚辞和温李的诗，六朝的文，现在加上文字学的知识，从根本上认识了汉文，使他眼界大开，其用处与发见了外国文学相似，至于促进爱重祖国文化的力量，那又是别一种作用了。”鲁迅自己感到后来不敢多去拜见章太炎，因为章太炎教他的是古文字学，而他自己主张的是白话文，其实鲁迅的白话文之作之好用古字，致使当今的青年读者看不大明白。鲁迅和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用的是古文，胡适认为其翻译水平超过了林琴南。这显然都是章太炎潜移默化的影响。鲁迅编著的讲义《汉文学史纲要》中专门论述了《说文解字》，也受到了章太炎观点的启迪。
鲁迅尊师重道，尤尊“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原则。在《民报》社听章太炎讲学时，鲁迅曾发表意见，认为文学创作跟学术理论的区别，在于理论重在启发人的思索，文学重在激发人的情感。章太炎认为这种区分虽有新意，较胜于前人，但仍有不当之处。比如《昭明文迭》中有东晋郭璞写的《江赋》，描写长江的发源流程，还有西晋木华的《海赋》描写大海的壮丽多姿，何尝能打动读者的情感呢？鲁迅对章太炎的意见默然不服，曾对挚友许寿裳说：“章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江赋》《海赋》之类文体，虽然文辞奥博，但并没有什么文学价值。”章太炎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鲁迅也认为这“仅止于高妙的幻想”。
章太炎晚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鲁迅表示遗憾，不过他认为这是白圭之玷，仍然应该弘扬章太炎“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种不屈挠”的精神。（陈漱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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