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被安徽省桐城中学录取，分在高一（三）班。
“安徽省桐城中学”，是国学大师吳汝纶先生于1902年创办的，它是首批安徽省重点中学之一，也就在我考取桐中的那一年的六月份，桐中校长史跃民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并获得了国家授予的“教育先进单位”的锦旗；从此，1962年，桐中获得了高考成绩“双八十”的佳绩，各科成绩达80分以上，考取本科生80%以上，名列全省笫一、全国第二，后续三年均居全省笫一，直至文革以前，这是桐中发展史上最辉煌的阶段。作为63级的学生，不仅分享了桐中巅峯时期的荣耀，同时也为辉煌添加了一些色彩。
到桐中第一学期的农忙假，我班就被派到附近的生产队，帮助社员割稻子，整整忙了十多天。插秧、割稻子等农活，我从小就会干，与同龄人相比，干得又快又好，既不怕脏、也不怕累，很受班干和班主任的赏识。假期结束后，就发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我们班有近三十个男生，都被安排住在“左光斗祠堂”的大厅里，睡的是上下高低床，比睡大通铺要好一些，有了一定的个人空间，但一到晚上其热闹程度，远远超过了初中时代。
进入桐中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饥饿席卷着中国大地，粮食及副食短缺最为严重。学生虽然有定量供应，但定量也有所减少，而且缺少正常的米、面供应，最困难时期，只供应扫仓库的垫脚粮而加工的“三合粉”，即含有石灰、六六粉味道的小麦而加工的面粉，戏称为“三合粉”，味道十分难闻。由于定量减少，做的糊也吃不饱，正如当年学生们所调侃的那样“一吹三层浪，一喝三条沟”，十六、七的小伙子，吃了不到两小时就又饿了。为了学生能吃饱，学校组织学生，在后山及河滩上开荒种菜，每到成熟季节，还组织各班轮流值班看守，以防被偷。那时候，学校种的莴笋特别多，一日三歺吃莱就是它，早上吃的是腌莴笋，中、晚歺吃的熟莴笋，要么炒片，要么烧块，主食不够，副食来凑，为了学生能吃饱，尽量地增加莱的数量。
当时桐中的史校长是山东人，和天城初中的赵校长（山西人），都是解放时的南下干部，不仅领导能力强，而且领导有方，办事公正，关心群众。特别是史校长，人们又怕他，又敬佩他。平时他在学校很少露面，他高大的身材、四四方方的脸，不苟言笑，但和蔼可親，总是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聆听着学生们的意见1，总是给人一种親切而威严的感觉。但他每天晚上，都要在学校巡視一遍，主要是巡查各教研室老师的批改作业和备课情况；以及查看各年级和各班学生上自习情况，及各班主任监查本班学生自习情况和有关教师到班辅导情况。
当年的团委书记方尔文
当年63届同学再聚首
作为生长在农村的小孩，念书的目的只是为了不当“睁眼瞎”子；读到初中时，认识到除了种田，还有工人、教师、医生等工作可做，如果将來能当个工人或老师也不错，至于“骑高头大乌”当官的事，那只是祖父的幻想而已。
在小学时，由于受到语文老师的影响，我就逐渐地喜欢上了语文，以后又听到刘绍棠写“青枝绿叶”的故事，就暗自学习写作，并以家乡春天的田园美景为题材，练习写散文。到了初中，受到古文的影响，又练习写诗词，记得58年的国庆节，我填了一首词，登在国庆日的黑板报上了，赢得很多老师和同学的赞譽。到了桐中，教古文的是姚沛生老师，教语文写作的是石老师。姚老师是桐城派“四祖”之一的姚鼐的后人，与当年在上海任教的马茂元教授同过事，他知识淵博、教学有方，深受学生的敬佩，在他的教导下，我的古文功底逐渐加厚，当时不定期发行的“中华活叶文选”，每期我都要买，边查词典边翻译，迅速提高了我的古文水平。据说石老师原是長春日报社的记者，58年打成右派后，先下放到淮南，后调到桐中。他讲的写作课特别能吸引学生，构思巧妙、引人入胜，是我最崇拜的年青教师。正是在他的教导下，我迷上了写作，而且立志想当一名记者，为此我还自学了函授速记。高中三年，除了学习课本知识外，业余时间主要练习翻译古文和自学新诗创作，我最喜欢藏克家、贺敬之和郭小川的诗，尤其喜欢有气魄的朗诵诗，我也经常在学校黑板报上发表一些诗作。从此，就想学文，立志想当一名记者。
我记得到高一时，认识了学校一姓蒋的理发师（也是青草人），高三时，他突然找到我，叫我教他古文，他说他在自学中医，古文太差，很多医书看不懂。因为复习迎考前时间紧，我只能下晚自习后教他，一直教他到我毕业，后来他下放回到老家，居然还当上了一名赤脚医生；他的毛笔字也写得不错，居然还能给人写对联，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自我考入桐中后，在我叔叔（当年生产大队队长）的努力下，大队汪书记同意给我祖母“五保户”的生活费增加60元，也即是增加一个五保户的指标，也即是说我家每年可以在大队借支60元，以交生活费，这种优惠待遇在当年仅此一例。当年桐中伙食费每月7元5角，除享受助学金外，每月还要交3元左右，再加上书藉等费用，这样大队给的五保费用基本购用，每学期开学时，我也能和其它上学的同学一样，借到5到10块钱的费用。当年的汪书记，在四清运动中被撤职，但我及考取桐中的同学，永远不会忘記他当年对我们上学的支持。
当年高三分班时，教务处按照一、二年级时每个人各科成绩，分为理工、农医、文史各两个班，一般是分到理工班的的成绩最好，中等成绩的分到农医班，而数理化不太好的同学和文史成绩好的同学分到文史班。我当时是被分到理工高三（一），虽然我的数理化成绩也很好，因我酷爱文学，一心想当记者，到教务处找到慈主任，要求将我分到文史班，有很多同学和老师劝我，为了有把握地考上大学，还是学理工好。我的倔犟，使我冒着考不取的风险分到高三（六），即文史二班。填写高考志愿时，我过高地估计了自已，只是填了一些名校和相关专业，没有考虑到政冶因素的影响和我自身的政冶条件。而值到高考结来后，迟迟接不到录取通知，我才感到有些后怕。后来接到安徽财贸学院的录取通知，与我当初的志愿差了十万八千里，还是什么会计专业，这与当记者有关系嗎？当记者的理想彻底破灭了，只能当个“账房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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