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浙江省委文化工作会议提出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系统开展宋韵文化研究传承和南宋文化品牌塑造。作为曾经的“南宋古都”,杭州有着深厚的“宋韵”基因。今年,正值杭州成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杭州市园林文物局牵头主办“行在山水间——南宋视野下的杭州临安城”展览,杭州博物馆、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策展,以近40年南宋临安城考古发现为主线,围绕城、看见人,展示800多年前杭州城的社会风情与文化意象。
本期回顾,我们邀请到展览策展人之一,杭州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许潇笑为我们讲述她眼中的杭州城。在主题推荐部分,我们也选取了关注城市历史与当下的相关活动和书籍。
(本期主持:Jady Liu)
近期回顾
城市的“忒修斯之船”:临安城与杭州城的“双城记”
我是一个杭州人,上世纪80年代出生在杭州,在2000年上大学之前都在杭州生活,大二那年因出国留学离开,2009年再次回到了这座城市。
然而,直到担任展览“「行在」山水间:南宋视野下的杭州”的策展人,才发现这座城市对我而言犹如“最熟悉的陌生人”——比如,小时候暑假在外婆家爬的山头,是曾经的南宋大内皇城禁苑;童年间住的清波门外坊巷弄堂,是南宋临安府治(那个时候的杭州市政府)所在地;后来搬家去了运河边的卖鱼桥——那已经是南宋临安城的城外了,聚集了大量从京杭大运河南来北往的货运船与商贾人流。
“历史宛如异乡”,在对这座城市历史的摸索中,这种沧海桑田的感受尤为强烈。当然,并不是每座城市都能让人产生这样的错觉,而是杭州太特殊了——从隋代建州造城开始,直到清末民国,杭州是一座极为典型的古今重叠的城址。各个历史年代的城址地层依序叠压在今天的地面之下,南宋临安城,就位于2-3米左右的地下,这意味着,900年前的杭州城,在一个极为具体的物理空间中存续下来,可以被发现、测量、整理、保存与展示。历史是一条河,我们与自己的过去,互相支撑着摇曳的船。
张光直先生说,中国古代城市“是权力的象征,也是维护权力的必要工具”。南宋1127年建立政权,1138年杭州从一个州城升为临安府,被定为“行在所”——“天子以四海为家,故所居曰行在所”,成为南宋实质上的都城。至1279年南宋结束,杭州在这141年间,从一个州城到实质上的国都,经历了一个非典型的“旧城改造规划”:以前朝旧城为基础,无论是宫宇营建还是中央与地方的衙署布局,因陋就简、便宜行事;衙署多是由寺庙等中高级建筑改建而成,分散于市巷之间,与民居、商业杂处。只是这并非是当时社会进程与经济发展、自下而上即自组织的结果,而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意识主导的产物,却彻底打破了北宋以来已经松动的坊市分离制度,进而推进了工商业的繁盛、城市组织形态的平民化——被特殊历史情境、政治政策扰动而成的非典型城市格局,生成了当时的“城市变革”。这场“变革”让临安城变得像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中国古代城市的样子:高大的城墙、低矮的木构建筑、喧嚣拥挤的街市、高低不平的砖石或泥土路面、吱呀作响的牛车马车,还有偶尔可见的卖艺人。
城市,是独属于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兼具物理空间、社会形态与精神投射的多重维度。个人记忆与集体经验、社会记忆与文化身份在这里交汇。12世纪的临安城与21世纪的杭州城,不经意间总会显出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从南宋一直保留下来的街巷里坊的名字,就是最清晰可见的证据:清河坊、太平坊、羊霸头、后市街、白马庙、相国井、太庙巷、八字桥、西林桥、断桥、望山桥、跨虹桥、上八界巷、宝祐桥……物与人的关系、人与城的联系,昨天的城与今天的城、今天的城与未来的城,它们在历史的叙述中不断互相映射与交织。
普鲁塔克记载中的那艘“忒修斯之船”,在时间的海洋上航行千百年后,它就是时间外化的物证,就像我们的城市一样。
(文/许潇笑,杭州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文中图片均由杭州博物馆提供,为“南宋视野下的杭州:临安城”特展实景照片与设计稿。展览在杭州博物馆南馆特展厅,展期至2023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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