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一辈翻译家里,许渊冲先生始终是一个异类。很少有同行像他这样,在人生步入黄昏时仍燃烧着青春年代的炽烈与激情,丝毫不打折扣。对翻译事业永无止境的追求,对美学观点寸土必争的执拗,让他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饱受争议。他抗争过,自省过,也曾在不同时期一次次地发表文章,主动或被动卷入围绕他的作品所展开的论战之中。

在众声喧哗的互联网时代,许渊冲的名气越来越大,但论战激起的水花却越来越小。时代变了,文学翻译与出版的处境在变,读者群体在变,许渊冲却丝毫不变。6月17日,这个身形高大,说话嗓门同样高亢的老人平静地离开了世界,离开了他战斗了一辈子的翻译舞台,那些笔下的壮怀激烈,将继续替他诉说着一个文人的清高与坚守。

许先生将莎士比亚那句著名的“To be or not to be”翻译成“要不要这样过日子”,他用一生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答案,可能不尽完美,也无法令每个人满意,但能活得纯粹而坦然,将全部精力投诸毕生所爱,这已是大多数人难以奢望的成绩。公众不吝于将溢美之词送给这位穿越了百年中国近代史的学者,这是一种朴素而真诚的反应。许渊冲代表着那个群星闪耀的年代,也代表着传统知识分子的执着与热忱。他传奇而天才的语言天赋,与杨振宁、钱钟书等大师的交游轶事,与夫人照君模范式的爱情,所有这些共同组成了一个值得仰望的神话。

许渊冲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独创的“三美理论”,即意美、音美、形美,坚持翻译出来的诗歌和原诗的格律一样齐整合韵,在情境与韵味上尽显中国古典诗歌的美感。在直译与意译之间,他坚持选择后者,有时候甚至直接改动原作,要么去掉原作中的已有内容,要么添加本来没有的内容,以达成心目中理想的翻译效果。

比如,在《包法利夫人》的译本中,许渊冲不止一次改掉福楼拜的比喻,用自己的二次创作取而代之;更著名的例子来自《红与黑》,全书最后一句的“Elle ”,在法语中明白无误地表示“她死了”,许的版本将其译为“魂归离恨天”。这部译作在1995年引发了一场论战,如潮水般的批评声音将许渊冲淹没。在这场论战中,不少评论家认为,翻译的三原则“信、达、雅”,“信”是不可动摇的基础,任何脱离了作者本意的“达”与“雅”都是虚假的空中楼阁。许渊冲则提出,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译者应该发挥母语优势,战胜作者原文的观点。他还将自己的翻译称为“不忠实的美人”,为了追求美的至高信念,可以部分舍弃求真,把意境与韵味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力求表现出中文语言和中国文化的精髓、风骨与神采。

翻译是一门关于缺憾的艺术,在语言与语言的转换之间,一代又一代译者总要撞上那个近乎无解的问题:如何尽可能减少翻译过程中的损耗与误解,让译文无限接近原文,甚至超越原文?怀着对翻译巨大的爱与使命感,许渊冲为此付出了近一个世纪的光阴。这是一位老人与时间的赛跑,虽然步履蹒跚,却从未停止前进。

在许渊冲成长的那个年代,翻译一度承载着开启民智、传播先进思想的重要意义,这也给译者留下了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时过境迁,如今的翻译行业早已形成了一套高度专业化、逻辑化的工作流程。忠于原文、对等翻译往往意味着平稳与安全,个人风格过于鲜明的翻译越来越不为业界所推崇。对翻译速度的追求与读者群的萎缩,令从业者承受了更大的压力,而这份工作带来的报酬与获得感,却已无法同日而语。这一切,更令许渊冲与时代有了某种奇妙的错位。他像一位持灯者,穿行于不同语言文字的隧道;他像一面透镜,折射出那个远逝年代里的风雨激荡与浪漫洒脱。

如今,我们不缺少引领文化潮流的路标与光源,层出不穷的网络语言更是令人感到乱花渐入迷人眼。曾经被奉为经典的翻译,已经难以追上时间。所以,我们会怀念许渊冲先生,怀念他那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顽强,也怀念他将翻译事业视为使命的如痴如狂,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稀缺品质。只要许渊冲这一代译者尚在,我们似乎仍能安慰自己说,当下和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之间仍存在着某种微妙而神秘的联结。

时间是译者的敌人,任何翻译都是某时某地、某种社会心态与个人理念的特定产物,因此总会随时代的变迁而产生新的隔膜。从这个角度上说,今时今日仍有那么多许渊冲先生的译本被人阅读、珍视与崇敬,已是一个翻译家所能希求的最高礼遇。“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人已逝,文字长存。

在批判争鸣中持续地阅读与超越,为下个时代保留一份更优秀的翻译。不造神,不遗忘,这或许是对许渊冲先生,以及他代表的那一代翻译家最好的纪念。

(作者林好男系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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