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王朝：19位皇帝中，其中10位竟然都先后放弃帝位，选择出家为僧！
它，就是中国历史上西南地区建立的多民族政权–大理国。共传22代皇帝，历317年，跨越宋、元朝。
他们为何甘愿放弃人间至尊的帝位，选择出家为僧呢？
是这个坐拥江山美人、人间梦寐以求的地位不诱人吗？
是这些皇帝想自甘平凡、放荡不羁过一生吗？
是吃斋打坐、念经颂佛的福利待遇，比当皇帝还好吗？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奇葩现象呢。
大理国政权的特殊性以及政局复杂性
公元937年，南诏国大将、后晋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合当地贵族高方、董伽罗，消灭大义宁国，定都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国号”大理”。
段思平称帝，高方受封为岳侯，分治大理国一部分地区；董伽罗担任国相，也即宰相，掌握国家的行政管理权。
大理国参照南诏国、中原政权的特点，结合云南地区的民族传统，对众多开国功臣按功行赏，分封诸侯。诸侯世袭领有封地，在领地内是最高统治者。
在大理国前期，这种“分封制”稳固了统治基础。
但是时间一久，这种体制就暴露出了弊端：权臣、诸侯自成体系，形成势力集团，各霸一方，皇帝也就成了象征性的国家元首。
中国历史上的周朝实行分封制，导致出现了一百多个诸侯国、春秋战国长达五百年的分裂割据纷争局面。
之后的秦始皇吸取此教训，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并被后世沿袭实行至清末。
首先，是皇室同姓兄弟发难。
开国皇帝段思平的儿子段思英，是内定的皇位继承人。
《滇史》记载，段思英性情残暴，荒淫无度。段思平对他很失望，在临终前就将国家命运托付给了弟弟段思良。
兄长认为不肖儿子难以继承大统，临终前就将国运托付给权臣兄弟。
这种桥段，在历史上屡有出现。但是很多时候的结果并不理想，引发皇室血腥斗争甚至篡权。
关系再亲密，哪怕是亲兄弟，玩得好就是上海滩，玩不好就是水浒传。
段思英继位才不到两年，段思良就联合国相董迦罗发动政变。
长辈、顾命大臣、联合创始人、原始股东一起发难，结果皇帝宝座刚暖热的段思英让位。
大理国刚传到第二代皇帝，就出现了麻烦。段思英退位后，保住了小命，选择了出家为僧。开辟了大理国皇帝出家之创举。
从而，大理皇位的继承，由段思平血脉，转到了段思良血脉。
段思良逼侄逊位后，自己称帝，成为大理第三代皇帝。
这个操作，与北宋初期、明朝初期何其相似，都是叔逼侄逊位、自己当皇帝！不知开国皇帝大哥在九泉之下得知，作何感慨。
所以说，即使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但历史往往会重演。因为，古今中外，人性亘古不变。
当然，这也是“家天下”王朝的内部事务，也是托孤之人的无奈之举。皇室内部再怎么争斗，毕竟都还是一个窝里的，总比外姓人夺了江山社稷好。
段思良的儿子段思聪继位。
此处解释一下，与中原姓氏不同，段氏子孙几代的名字中都共同有”思”字。这是受到云南当地父子联名的影响。
段思聪时期，大理国联合创始人之一董氏的势力衰退。
此起彼伏，另一联合创始人高氏势力迅速膨胀。
三角制衡关系，演变成了跷跷板关系。
第五代皇帝段素隆、第六代皇帝段素真最后禅位为僧，与高氏势力膨胀就有很大关系。
第七代皇帝段素兴时，喜欢游玩，荒淫。
高氏集团的代言人、国相高智升看不过眼，就发动政变，废掉段素兴，让开国皇帝段思平的玄孙段思廉继位。
于是，大理国的皇位经历九代之后，重新回到段思平的血脉。
权臣废掉皇帝，并使皇位脉系重新洗牌，说明皇室势力的退化、孱弱。
同时也说明高氏集团的政治野心和铁血手腕。而这往往是权臣玩弄皇帝于股掌，甚至篡权窃国的前兆。例如汉朝时的霍光、王莽、梁冀家族。
段思廉即位后，高智升以拥戴之功而大权在握。
段思廉为了感激他，甚至将王室直辖的白崖、茹甸两个领地分封给他。分地意味着分国土、分兵、分实力，此消彼长。
高氏凌驾于诸姓之上，一家独大，权倾朝野。
最后，当了三十年皇帝的段思廉不想继续仰人鼻息，就禅位给儿子段廉义，选择出家。
段廉义在位期间，高智升更是有恃无恐。
后来，贵族杨义贞突然冒出，发动政变，杀了段廉义而自立，自号”广安皇帝”。
高智升命儿子高升泰率兵平息了杨义贞叛乱。同时，立段寿辉为皇帝。
于是，高智升被封为布燮(国相)，加太保，封德侯；儿子高升泰封为鄯阐(今昆明)侯，世袭。
高氏精心经营鄯阐，其规模建制仅次于皇都大理，号称“东都”，成为“国中之国”。
1094年，高升泰悍然发力，废段正明，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大中国”，自号“大中国正德皇帝”。
段氏大理国政权在157之后被篡位，国亡。
也许是老天眷顾段氏。高升泰仅仅当了两年皇帝，就病逝。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鉴于大理国很多部落的反对声，高升泰临终前嘱咐还政于段氏。
段正淳继位，段氏大理得以复国。史称”后理国”，之前的称为”前理国”。
这类似于中原王朝的西周、东周以及北宋、南宋等。
但是国柄继续牢牢掌握在高氏手中，世称“高国主”。
到段正严为帝时，也就是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段誉的原型。
他勤政爱民。特别重视外交关系，被宋徽宗册封为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西南地区小国、部落纷纷宾服。
大理国逐渐恢复元气，蒸蒸日上。
按理说段正严可以悠然自在地做个土皇帝，但是势力强大的高氏依然强大掣肘。
即使高氏当面辱骂他，派人刺杀他，段正严也只能强装宽宏大量，赦免、嘉奖他们。
段正严晚年时，几个儿子为争继承人发生内讧，骨肉相残，背后由高氏控制、引导。段正严心有余而力不足。
段正严当了39年皇帝，是大理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但是也没能改变高氏专权的局面，更没能改变大理的国运。
于是，他心灰意冷，最终也选择了出家为僧。
所以，自大理国创始，政权的特殊性就埋下了政治隐患。
皇室、联合创始人、权臣、贵族、领地部落等多方力量，轮番上场僧，争权夺利，错综交织，使得政治生态复杂，政局不稳，皇位动荡，国势衰退。
那么，皇位的安全系数和含金量自然严重下降。在位者的眷恋度低，不乐为帝，主动禅位成为政治常态。
同时，觊觎皇位者也不多，期望值也不高。即使如杨义贞、高升泰先后夺位称帝，也只是短暂执政。因而段氏皇权得以维系22代、317年。
佛教在大理国的地位崇高僧，影响到国家意识形态。
段氏先祖是北方的武威郡人，属于名门望族，深受汉族文化熏陶。
武威是古代佛教圣地，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鸠摩罗什曾在武威译经十七年。
大理临近佛教发源地天竺（即印度）。唐初，印度佛教传入大理。
中原汉族信仰的显教诸宗，也陆续传入大理。
这些，与大理地区世居白族人的”本主”信仰、当地文化，混合交融，形成一种颇具地方特色的佛教信仰，不断发扬光大。
在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成为国教，全民信佛，也是大理佛教的鼎盛时期。
佛经、佛寺、佛雕相当发达。
寺院林立，有“妙香国”之称。著名佛寺有崇圣寺三塔(又作三塔寺)、宏圣寺、感通寺等。此外，在洱海东岸的鸡足山上有寺刹五十余座，印度、缅甸僧人常至此礼佛。
“‘叶榆三百六十寺，寺寺半夜皆鸣钟。”、”伽蓝殿阁三千堂，般若宫室八百处”，就是当地佛教兴盛的写照。
元朝郭松年《大理行记》记载，大理无论贫富人家，皆有佛堂，老少手里把玩佛珠，一年之间的斋戒时间将近一半时间。
儒家文化思想与佛教道义融合，成为大理统治阶级的执政思想。
大理建国后，军事实力不弱，但统治阶级不喜战争，与各方交好，克制用兵；对内，则体恤百姓，轻徭薄赋。
段正严退位后，度过了39年的寺僧余生，享年94岁，也是大理国高寿的皇帝。这是个典型样板，具有很大的示范效应。
据传段氏原本出身武林世家，家传武功不曾荒废。皇帝出家为僧后，则研究更高深的武功。
段氏的一阳指、六脉神剑，在江湖上赫赫有名。
与其当个仰人鼻息的傀儡皇帝，还不如出家为僧，逍遥自在，云游四方，练武健体，乐享人生高寿。
段素英在位时，笃信佛教，刺文著述《传灯录》，举行开科取士，以僧人读儒书者应考，这些人称”释儒”。
而且，官吏多从”释儒”中选任。学而优则仕，僧人也难以免俗。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葩现象。
他在位24年，佛教在大理得以迅速传播、发展。
段智廉在位时，派人到宋朝求得《大藏经》1465部，放置在大理都城内五华楼。
按照佛教说法，修造寺庙、浮屠（即佛塔）是行善积德之举。因而，大理国皇帝在位期间往往大建佛教建筑。
段智兴在位时，极其崇佛，很多大臣也信佛，于是君臣在朝中终日念经礼佛，不理国事。
他还大兴土木，兴建了60座寺院。结果使得大理这样的小国国库大空，国力衰退。
段思廉退位出家后，在浪穹观音山建大兰若寺，以禅修身，收弟子百人。又建禅台于恭罗崖、建水目山八寺等，号本源大法师。他81岁时无疾而终，建舍利塔于玉案山。
即使皇帝退位出家，不但可以保住性命，还能在大理保持体面人望。
他们虽然不再是国君，但待遇却远超一般僧人。
野史记载大理国民谣曰：“帝王出家，随臣一邦，嫔妃一串，素裹红妆。出家犹在家，举国敬菩萨，早晚拜大士，禅室如世家。”
段思廉退位出家后，经常返回朝廷，为诸臣讲经，被国人称为“老活佛”。
在这样佛教思想浓郁的国度，人们都不喜战争、杀戮，因而大理国政权斗争血腥味甚少，废掉皇帝的方式就是逼其退位，而不取性命，更不会杀全家、灭族。
皇位几乎都是和平转移、交接。
皇帝也是佛系思想，在位期间好静自守。
若皇权受到挑战、生命受到威胁时，也不会龙颜大怒、调兵罚罪，而是顺从地退位甚至不想当皇帝，第二职业就是去寺庙为僧，静心吃斋念佛。
什么家仇国恨、蓄势复国等，都是云烟。
佛系的国度，佛系的国民，造就了佛系的政治，佛系的皇帝。
不当皇帝，就出家为僧！
人们迷信“天命”，影响到统治意志。
在古代，受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们对很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就理解为神或上天的意志。
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全世界在古代都有类似的“天命”思想意识。
尤其是地震、彗星等不常见的天象，古人认为是因为人间做错事而使上天发怒的表现。
国家的灾祥祸福与当朝帝王有关，一国之君须承受其咎，往往要祭天、斋戒、自责甚至退位，以求得上天原谅，保江山社稷长存。
在大理国，只有帝王出家为僧、抄经颂佛，才能消灾免难。
大理国王出家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主要原因是为了遵从“天命”而出家避祸。
段寿辉在位时，”日月交晦，星辰昼见”，于是在位仅一年，就只得退位。
段正严在位时，地震、彗星、火灾等天灾多次发生，象征国运不祥，这也是促使他后来退位为僧的原因之一。
在我国几千年历史中，帝王出家为僧，还有南北朝时的梁武帝和清朝的顺治皇帝。
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四次皈依佛门，都因群臣的苦谏而归座龙椅。
顺治皇帝因心爱的皇妃去世，悲痛不已，看破红尘而出家。
但是，象大理国帝王前仆后继地出家为僧，极其罕见。
虽然政治局势是很大原因，但是信仰才是根源。
何况，政治局势是人为造成的。
在政治危机面前，他们没主动出击反抗，更没有动以刀兵，而是安静地选择了出家为僧，作为人生的最后归宿。
只有信仰，国家信仰和个人信仰，才能使人在如此关键时刻，听从内心的召唤，从容、平静地做出如此重要的抉择，而且无怨无悔。
可见，信仰的力量。
“驻马寻幽入梵官，空阶铃铎响天风。波风远映三干顷，雪里高悬十九峰。”
这是形容大理国王们出家为高僧后祀典盛况的诗句。
其意境之高远、内涵之深邃，凡夫俗子们难以体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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