潼川文峰书院到底创建于何时
潼正桥
一、潼川（三台）地方志，对潼川府文峰书院创建年代存在三种不同说法
（一）第一种说法：创建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以下简称“乾隆十九年”说）。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潼川府志·书院志》载：“于乾隆十九年，归安费云轩元龙守潼，度城东隅草堂寺侧地，创建书院曰‘文峰’”。（笔者注：归安，费元龙籍贯，在浙江。云轩，费元龙字云轩。守，秦汉时郡的行政长官，借指费任潼川知府。度：划拨）此为“文峰书院”创建年代的最早记载。
后来，清嘉庆十九年（1814）《三台县志·草堂书院》也这样记叙：“三台为潼川首邑，设于乾隆初年……十九年甲戌，太守归安费云轩元龙始于东门内草堂寺左建造文峰书院”。（笔者注：太守，秦汉对郡守的尊称，借以尊称潼川知府费元龙）
（二）第二种说法：创建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以下简称“乾隆二十年”说）。
清乾隆《潼川府志》、嘉庆《三台县志》以及光绪《新修潼川府志》，均收入吴省钦《潼川草堂书院碑记》的记载：“……而城东草堂寺传是少陵故居。乾隆乙亥，归安费云轩元龙守是郡，割其半为文峰书院。”（笔者注：少陵，杜甫自号少陵野老。乾隆乙亥，乾隆二十年，即1755年）
当代《四川省三台中学校百年校史》（第136页）收录钟利戡《草堂怀故》：“乾隆二十年（1755年）知府费元龙剖于城东观音禅院（原名草堂寺）左半部创建文峰书院。”钟利戡此说，即依据吴省钦《潼川草堂书院碑记》。
（三）第三种说法：创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以下简称“乾隆十五年”说）。
清嘉庆十九年（1814）《三台县志·孟邵
》载：“乾隆十五年，归安云轩费公元龙来守是郡，在城东草堂寺左侧创建书院名曰‘文峰’。”（笔者注：郡，秦汉行政区划，此处借指潼川府）
这是孟邵在《重修草堂书院碑记》中首次提出的新说法，但并未提供任何依据。此后嘉庆《四川通志》承袭此说。
再以后，此说流传于光绪府志和民国县志，以至于流传至今：
1.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新修潼川府志》：“乾隆十五年，知府费元龙创建，名‘文峰书院’。川北道刘益有记。”（卷十四·学校志二·书院）
2.民国二十年（1931）《三台县志》卷十七《书院》：“草堂书院，在县城东草堂寺左。乾隆十五年，知府费元龙创建，名文峰书院。……四十一年知府沈清任重修，易今名。”
3.当代《三台县志》亦承袭此说：“清乾隆十五年（1750），潼川知府费元龙于城东草堂寺（今三台中学内）左侧，创建文峰书院。”（卷20“教育”第一章“书院私塾”第一节“书院”；三台县志编辑委员会编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642页）
4.当代《四川省三台中学校百年校史》及校内卧碑：“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潼川知府费元龙将草堂寺东侧割出一半，创建文峰书院（今三台中学校内东部）。”（第二编“校史沿革”2.1“三台中学校史沿革图”及2.2“三台中学校史沿革”，2006年出版，第5、6页）
今三台中学校园内卧碑《草堂书院记》，碑文落款“清大理寺卿孟邵撰”。其实，此碑文乃孟邵《重修草堂书院碑记》全文。
二、“乾隆十五年”说与史实不符
“乾隆十五年”说，虽为嘉庆《三台县志》和光绪《新修潼川府志》及后世几种方志的流行说法，但与史实不符。其理由如次：
清代潼川（三台）地方志的所有3个版本（乾隆《潼川府志》、嘉庆《三台县志》、光绪《新修潼川府志》），以及民国《三台县志》和1992年新纂《三台县志》，均记载：文峰书院是潼川知府费元龙创建。这是自乾隆及其以降的各种方志的共同说法，概无异议。
可是，乾隆十五年，费元龙尚在绵州任知州，并不在潼川府知府任上。其根据如下：
据费元龙原籍《归安县志》卷三十八《良吏》记载，他的为官时间顺序为：“乾隆元年进士，补盐亭知县，调繁、成都，擢资、绵二州知州，授潼川知府……”（笔者注：繁，繁县，即新繁县。绵州，当时为直隶州）
《绵阳晚报·绵阳一中起源于何时》写道，乾隆十六年（1751），费元龙在绵州知州任上：“乾隆十六年（1751），绵知州费元龙（浙江归安县进士）好文兴学，在白衣庵创修涪江书院（后迁左绵书院）。”（《绵阳晚报》2019年1月6日）
清嘉庆《直隶绵州志》卷十四《左绵书院》记载，费元龙在绵州“城南隅”创建“涪江书院”。
费元龙到潼川就任知府，是在乾隆十九年春。
乾隆《潼川府志》、嘉庆《三台县志》均载刘益《文峰书院记》载：“费守以名进士授四川南部令。乾隆十九年春，自绵州来守此邦……”（笔者注：名进士，费元龙于乾隆元年即1736年，丙辰科殿试金榜第二甲赐进士出身。此邦，指潼川府）
光绪《新修潼川府志》卷十九《职官志》关于潼川府历任知府任职名单（见上截图）显示：“费元龙，浙江归安县进士，（乾隆）十九年任”；下届知府“二十二年署”。可知，费元龙在潼川知府任上的时间，是乾隆十九年至乾隆二十二年。而乾隆十五年，潼川知府是谢祐。
我们不禁要问：乾隆十五年，费元龙还在绵州任上，而潼川知府另有其人（谢祐）；他怎么可能跑到潼川府去越俎代庖，替谢祐创建文峰书院呢？
三、潼川府文峰书院的准确时间
潼川府文峰书院的创建时间实为乾隆十九年（1754），依据如次：
乾隆五十一年《潼川府志·书院志》记载，文峰书院创建时间为乾隆十九年。（引文见第一段，此处略）
创建于乾隆十九年，修志于32年后的乾隆五十一年。乾隆当代人对文峰书院创建时间的记忆，应该是最可信的，且该府志并无创建于乾隆十五年的相异记载。
乾隆《潼川府志》又载刘益《文峰书院记》：“余奉命分巡川北，行县至潼川郡……城东有文峰书院。……郡守归安费君……乾隆十九年春，自绵州来守此邦。……潼川素无书院。……费守下车之始，慨然曰：我朝稽古右文，声教四讫，凡在州邑莫不建书院，以为储才地。……于是集僚属绅士议建书院。……凡七阅月而落成。……书院与文峰山相对，因名曰文峰书院。”（笔者注：费守，尊称知府费元龙。此邦，指潼川府。稽古右文，考察总结古代经验，重视弘扬文化教育。凡七阅月，笔者疑是“凡阅七月”的误写。“阅”，经过。总共经过七个月的时间）
乾隆《潼川府志》编者在《书院志》中确定无疑地肯定“于乾隆十九年”潼川知府费元龙创建文峰书院，又将乾隆同时代人刘益所纂《文峰书院记》收入府志，既体现府志编者对刘益《文峰书院记》“乾隆十九年”说的认同，也体现当时官方的首肯。
同时，刘益是“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奉旨补授四川川北道”（笔者注：川北道，省派出机关；当时川北道辖保宁府、顺庆府、潼川府三府）。在这一年，也就是在文峰书院建成一年多以后的春天，刘益作为川北道长官，巡行至潼川府，在费元龙知府陪同下，详细检视了文峰书院，于是作《文峰书院记》：“乾隆二十一年丙子春，余奉命分巡川北，行县至潼川郡。郡故蜀之名区，巖麓竞秀，涪江带其左，蔚乎兴才地也。城东有‘文峰书院’，采风之睱试一临览。其规制轩朗峻整，门庭堂奧，焕然一新。复莳花种竹，以佐明窗。清玩兼有园林之胜……”
刘益亲历亲见和听费知府介绍经费来源、筹建过程等情况后，带着浓烈情感行文，如数家珍般地描述书院内的格局、碑亭及房宇数量等。如此翔实生动文字，不是身临其境，是写不出来的。
在此后的嘉庆版中亦采用了刘益该文，光绪版中亦称“刘益有记”。因此，笔者认定，刘益所记，十分可信。
四、有关书籍不同记载的分析
在清乾隆《潼川府志》后，嘉庆《三台县志》、光绪《新修潼川府志》和民国《三台县志》，皆有“乾隆十九年”说与“乾隆十五年”说并立的矛盾记载，或有两说委婉存异的记载。笔者以为，内中别有隐情。
（一）嘉庆《三台县志》虽有孟邵《重修草堂书院碑记》创建于“乾隆十五年”的记载（如上述），亦有创建于乾隆十九年的记载。
嘉庆《三台县志·草堂书院》：“三台为潼川首邑，设于乾隆初年……十九年甲戌，太守归安费云轩元龙始于东门内草堂寺左，建造文峰书院……”
嘉庆《三台县志》同时又收入刘益《文峰书院记》。此文记载：潼川府文峰书院创建于乾隆十九年（引文见上）。
（二）光绪《新修潼川府志》和民国《三台县志》虽承袭孟邵“乾隆十五年”说，但是又留下一个微妙的注脚：“川北道刘益有记”。
光绪《新修潼川府志》卷十四《学校志二·书院》：“乾隆十五年，知府费元龙创建，名‘文峰书院’。川北道刘益有记。”
民国《三台县志》卷十七《书院》亦留下“川北道刘益有记”的注脚：“草堂书院，在县城东草堂寺左。乾隆十五年，知府费元龙创建，名文峰书院。川北道刘益有记。四十一年知府沈清任重修，易今名。”
“刘益有记”，指乾隆年间刘益《文峰书院记》（引文见上），此文被收入最早的乾隆《潼川府志》。
推敲“刘益有记”这个微妙的注脚，便知话中有话：读者诸君请注意，乾隆年间刘益曾记，文峰书院创建于乾隆十九年呢！
两书编者似心知肚明，但不便直言，只好姑且如此存异了。
（三）嘉庆十九年（1814）《三台县志》为何两说并立？光绪《新修潼川府志》和民国《三台县志》又为何委婉存异？
“乾隆十五年说”是乾隆年间和嘉庆初年朝廷重臣孟邵在《重修草堂书院碑记》首先提出来的。
据中江县方志记载：孟邵（1734－1815），四川中江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任太常侍卿，选翰林院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升员外郎，升礼科给事中。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成时，乾隆帝指定孟邵参与复核后刊刻。历官鸿胪寺少卿、鸿胪寺卿、光禄寺卿、太常寺卿、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官至大理寺卿，正二品。嘉庆九年（1804年）回川，主成都草堂书院，讲席十余年，门生高才甚众。
考察孟邵的经历，他虽为潼川府中江县人，但并未在潼川读书和做官。对潼川草堂书院的了解是他晚年的事。据孟邵在《重修草堂书院碑记》中记叙：1777年“余乞假在籍（中江县）”，潼川知府沈清任诸君到中江县看望他，“晨夕过从，诗酒盘桓”，叙及草堂书院事宜。但与之“诗酒盘桓”者中，并无创建书院的亲历者，不排除其间的听其传闻和记忆的错误。
再者，孟邵作此碑记是在“诗酒盘桓”30多年后的1810年至1814年间，在成都执教时，仅凭记忆信笔，而此时距创建书院的乾隆十九年（1754）已50多年。孟邵既未到过三台实地考查，又未见其悉心查考潼川方志的记载，因此对潼川府草堂书院的创建年代出现误记误写也是难免的事。可惜这篇碑记收入嘉庆《三台县志》后不久，他便去世，再无修正的机会了。
重臣写碑记，错写年代，树碑传世，不同凡响，影响深广。嘉庆及以后志书编纂者面对位高权重、文才显赫的权威人士孟邵和他写的碑记，心存敬畏，人微言轻，不便言说，只好异说并立或姑且存异，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参与编写方志的编者人数众多，也不排除迷信权威、盲目崇拜名人，疏于考核，盲目抄录的可能性。
（四）乾隆年间川北道刘益《文峰书院记》记载，文峰书院创建于乾隆十九年。此文收入乾隆《潼川府志》后，除嘉庆《三台县志》还保留外，嘉庆后的方志，均不再收录。是何缘故？
是因贪腐。刘益在去世前半年（乾隆三十八年，即1773年）被抄家，差点被杀。因人废言，此后的方志便舍弃他的这篇文章。而有的编者不得已只好委婉地留下“川北道刘益有记”的注脚。这也是造成后世误传“乾隆十五年”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峰书院创建于乾隆二十年的说法，是着眼于完全建成的时间，实质上并不算错。
“乾隆二十年”说，出现于吴省钦《潼川草堂书院碑记》。乾隆《潼川府志》、嘉庆《三台县志》以及光绪《新修潼川府志》均收入此文。
根据刘益《文峰书院记》，费元龙于乾隆十九年春到潼川府上任后，动工修建历时7个月。如果加上事前的筹划、集资、动员的时间和事后的室内装修配备、草木培植、延请教职、筹备开学的时间，就已经到乾隆二十年春了。如果着眼于建成时间，那么，“乾隆二十年”说并不算错。
但笔者以为，根据方志的众多记载，仍然取“乾隆十九年”说最为符合史实，最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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