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伯父傅炳翰
我的伯父傅炳翰(1902年-1969年)，字墨亭，河北省盐山县旧县镇(现千童镇)后韩村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我的记忆中，伯父自幼读书，聪颖好学，思想进步，一生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是我人生中成长的典范。
办学校传播进步思想
1913年，伯父考入韩集李莲村高小，上学期间因得天花停学。他立志学医，买了《张寿甫中医验方》等中医书籍自学，并向本村老中医吕跃亭先生请教。1917年，伯父考入马村“三高”第一班学习(当时学校建在郝庄)，与张隐韬（河北省南皮县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黄埔军校一期生，曾任津南农民自卫军司令，1926年2月英勇就义）是同班同学，更是要好的朋友。当时旧县镇前韩村有学校，和后韩村相距不足一华里，但前韩村的地主任长龙拒绝学校招收后韩村的学生。伯父与“冀鲁边区的慈母”马振华同村，为了争口气，他毕业后回村与马振华一起办起了自己的学校，还办起了农民夜校，建立了农民互助会，传播进步思想。当时全村大部分农民都入了会，既学习文化，又解决了实际困难，对反抗地主阶级的歧视和压迫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参加革命伊始险象环生
1932年旧历8月，伯父经刘格平(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人盐山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盐山旧县、圣佛一带组织农民抗租抗税，扩大党的影响，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伯父采取各种形式宣传党的主张，不顾危险到人员聚集的地方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飞行集会，受到老百姓的拥护。有一次，他与南马庄村的共产党员马学全在集上踩着板凳演讲，突然“局子”来人要抓他两个，老百姓争着抢着簇拥着他两人，把他们保护起来。1934年，马颊河大罢工后，盐山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王连壁被捕叛变，向敌人出卖了党的组织和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派人到后韩村抓伯父，多亏本村一名姓赵的农民发觉后报信，伯父及时转移，才脱离了危险。
建立救国会首举抗日义旗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伯父与一些共产党员在盐山一带四处奔波，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动员当地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斗争。7月14日，伯父与马振华、王俊峰、邸玉栋、邢仁甫等人在韩集镇李连村周砚波家里开会，决定在日军尚未到达之际，迅速成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宣传党的政策，联络各阶层群众共同抗日。为确保救国会能顺利开展工作，根据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决定同时成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会议讨论决定了“救国会”和“救国军”的领导机构及负责人。7月15日，数千人在旧县北街集会，宣布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救国军）成立。大会号召广大劳苦大众和社会各阶层人士联合起来，团结一致，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大会公布了救国会（救国军）的组织机构和领导人，其中：周砚波任救国会会长、伯父任救国会秘书长、邢仁甫任军事委员长、张耀曾任粮秣委员、曹培刚负责家属和优抚工作、王俊峰任锄奸部长，救国军编为两个大队共600多人。救国会（救国军）的建立，极大鼓舞了边区人民的抗日斗志，各地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至10月底，发展到13个分会，救国军发展到1500余人，救国军的建制由大队改为两个团，伯父任一团政治部主任，李广文任二团政治部主任。
广为动员壮大队伍实力
救国会（救国军）建立初期，部队针对武器缺少的情况，采取群众自愿捐枪、向民间借枪的方式筹集枪支，但有的战士在工作中态度很生硬。为此，伯父编了动员顺口溜：“动员动员，好说善劝；一次不行，多次动员；如再不给还去黏缠，黏缠黏缠，黏缠起来没完，不准捆绑打骂，不准发火急眼。”顺口溜在动员工作中起到了积极地宣传引导作用，极大促进了借枪收枪工作，到10月底群众自动捐枪达到800多支。为了扩大抗日队伍，伯父多次做地方武装的动员收编工作。当时，十四户团队的仉鸿印就是响应伯父的动员工作，率部加入了党的抗日队伍。仉鸿印后来入了党，担任了冀鲁边区一分区副司令员。
指挥解放无棣
夺取庆云县城战斗展士气
伯父担任一团政治部主任后，先后参与并指挥了两次战斗，并取得胜利，极大鼓舞了队伍的士气。一是1938年2月解放无棣的战斗。战前，在无棣县委的协助下，派出侦察人员摸清敌情及路线，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后，率部队500余人直捣无棣城。敌人居险顽抗。战士用火烧毁门，很快攻入城内，击毙了伪无棣县警备队长王岐山，活捉伪县长马培伦，缴获长短枪500余支、子弹若干。二是夺取庆云县城。当时庆云县城驻有伪军一个营，营长于之岩专横跋扈，经常出城抢粮，老百姓又恨又怕。1938年4月，首先派人打入敌人内部做动员工作。伪连长李栋臣受到革命思想影响，愿意投入抗日队伍，作为内应约定以红灯换绿灯为信号里应外合。战斗开始，伯父率一团一个营在特务团部分武装的配合下，看到城上的信号一变，迅速组织战士架起云梯，爬上城墙，包围了敌人大队部，并向里喊话。于之岩从睡梦中惊醒，见已被四面包围，士兵哗变，只得投降。少数企图顽抗的伪军被击毙，多数投降了抗日的队伍。战士们打开监狱，放出被抓来的老百姓，并打开粮仓，将伪军抢来的粮食分给了群众。之后，随着边区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和稳定，党抽调大批军队的政治干部转入地方工作，建立了地方政权。先后在沧县、南皮、宁津、盐山、庆云、东光6个县成立了县委、县政府。1938年7月，伯父任沧县抗日政府县长，10月转入庆云县任抗日政府县长。
四柳林战斗死里逃生
冀鲁边区抗战史上损失最大的四柳林（东光县赵家柳林、孙家柳林、王家柳林、宫家柳林四个村的合称)战斗发生时，伯父时任地委秘书主任，是战斗的亲历者和幸存者。
1942年4月，冀鲁边区接到中央军委电令，内容如下：
“敌酋冈村宁次指挥3万日军，将于5月1日向冀中根据地发动空前“大扫荡”，军委命令你们派部队到津浦路沿线接应冀中军区突围出来的部队。”当时115师政委罗荣桓针对日寇的扫荡专门电示冀鲁边区指出，“边区的位置十分重要，日寇很可能在扫荡冀中以后，来扫荡边区，你们务必作好准备。”
按上级指示精神，边区党委召开了反扫荡动员会，指出扫荡的重点可能在东光、鬲津县的中心地带。要求大家动员群众，藏好粮食衣服，主力部队转移离开中心地带。边区党委动员会后，伯父与地委专署机关人员离开了中心地带，到乐陵的边沿和沧县一带活动。过了半个多月，见敌人大部分回原巢，一连平静了10多天。伯父与机关人员误认为敌人扫荡已经结束，又回到了中心地带，第二天又得到敌人可能扫荡的消息。地委专署领导立即召开会议，参会人员对反扫荡斗争存在严重分歧。有的认为这一带北有大洼、南有鬲津河，交通沟纵横交织，我们既熟悉地形，又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占尽了地利人和，可以与日军手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有的认为这次日军的目的性强，明摆着是针对领导机关来的，和敌人硬碰硬肯定要吃大亏，应转移到安全地带。地委书记杜子孚的意见是马上转移，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冲出包围圈。正在这时，接到消息冀中三地委书记翟晋阶带领几十人要来驻地。为迎接翟晋阶一行，机关人员转移延迟了一天。第三天，日寇3000多兵力把地委专署驻地紧紧包围起来，由于寡不敌众，除少数人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绝大部分都牺牲了。包括地委书记杜子孚、专员石景芳、组织部长邸玉栋、冀中三地委书记翟晋阶和他带领的干部战士。这次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中午，异常惨烈，共有400多人牺牲，是冀鲁边区抗战时期牺牲人数最多、损失最大的一次战斗。
1968年，伯父回到老家后韩村故居养病期间，我曾问到这次战斗。当时伯父心情沉重，说教训太深刻了。首先是对敌人扫荡的迅猛来势估计不足，思想麻痹、行动迟缓，没有迅速转移，造成绝大多数干部战士牺牲；再是敌我力量悬殊，敌人3000多人，武器装备先进，我一分区只有机关人员100多人，再加上两个警卫连还是从县区武装人员升级组建不久的新兵连，武器装备差，战斗经验少，战斗力不强，突围一开始就遭到日军轻重机枪的扫射，兵员损失大。敌人有备而来，我们队伍被动突围。伯父向边区党委汇报时，边区领导周贯五同志痛心地说：“转移太慢了，被动了，血的教训啊。”
临危担重任深入虎穴“望子岛”
1943年6月30日，冀鲁边区司令部在新海县大赵村（现属黄骅市）主持召开军区侦察工作会议，被收编的伪军冯冠奎带人突然闯入会场开枪射杀。军区副司令员黄骅、参谋主任卢成道等5人牺牲，另有4人受伤。7月17日，边区党委和军区发出了《告全区同胞书》，指出黄骅、卢成道被叛徒冯冠奎杀害事实真相是：受已叛变革命仍藏在抗日阵营中的邢仁甫所指示，他企图杀害更多的抗日领导干部，拉走抗日武装投降敌人。面对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上级党委的意见是：只要邢仁甫还没有公开投敌，要做最后的争取，当前首要任务是瓦解邢仁甫身边的队伍，把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回革命队伍。这时邢仁甫和他的几个亲信正盘踞在渤海湾一个叫“望子岛”的小岛上。边区党委决定派伯父去岛上做争取工作。周贯五同志代表组织和伯父谈话：“边区党委决定派你到望子岛上做工作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认为你党性强，原则性强，经过大风大浪的考验，从自身条件看，你是特务团政委，回岛上做工作最有说服力的。”伯父说：“上岛容易下岛难。”周贯五说：“你的顾虑我们都考虑到了，如能争取回来最好，争取不来就自己回来，若回不来就留下做敌伪工作，这样不算叛变。”领导都说到这份上了，伯父就不好再推辞，在警卫人员的护送下向狼坨子出发，再经海路到了“望子岛”。伯父一上岛，见到了邢仁甫的亲信杨铮侯、潘特、陈二虎，他们气势汹汹的围着伯父说：“你又上岛来干什么？”伯父说：“是周政委叫我来的。”杨铮侯说：“你抱上了周贯五的大腿了吧。”伯父说：“我来的时候周政委要我捎信，请大家回去，过去的事既往不咎。”他们哪里相信，伯父无论怎么解释，他们都听不进去。伯父知道再说下去也没有结果，便把话头一转问：“邢司令怎么不在，我有周政委的亲笔信交给他。”杨铮侯抢着说：“邢司令有病，去海墅养病去了。”边说边向其他人使眼色，又说：“你和邢司令这么多年，别辜负了兄弟的情分。”伯父说：“我回来就是为了这份交情。”杨铮侯说：“非常时期岛上不能随便走动。”随后，把伯父关在一间小屋里，外边有两个人看守。
伯父在望子岛上被软禁时，伯父发现陈二虎向伯父眨了眨眼，似乎有话要说。果然，晚上房门一开，陈二虎闪了进来，伯父招呼他坐下说：“你看铮侯这是弄的哪一出，分明是把我当奸细关了起来，你是个明白人，可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呀！”陈二虎小声说：“这个邢司令，一走就是一个半月，见不着人影，谁知道这路怎么走哇。”伯父问：“邢司令去哪儿啦？”陈二虎是个直筒脾气，他全盘托出了邢仁甫两次去天津的经过。陈二虎自从归顺后，邢仁甫对他称兄道弟，吃喝玩乐，他就将邢当成了知心大哥。黄骅惨案发生后，眼见邢仁甫方寸大乱，他也不由得为以后的日子打起了心思。陈二虎叹了口气说：“真他妈煎熬啊，俺和弟兄们投过来指望着有好日子过，可现在怎么搅进了这滩烂泥里。”伯父说：“这样下去邢司令的路肯定会跌跟头，你可拿好主意呀！”陈二虎说：“俺怕没有回头路了。”伯父说：“怎么没有，周政委叫我来，就是告诉弟兄们，谁的事谁负责，不牵连别人。”陈二虎犹犹豫豫说：“俺再合计合计。”最后他说：“你还是快走吧，岛上的这滩泥你挪不动。”陈二虎走后，伯父躺在潮湿的铺上辗转反侧想着怎样才能把真相告诉同志们。这样一天天熬着，说不定哪天邢仁甫回来拉走队伍，任务就没法完成了。他推开那扇柴木小窗想透透气，一眼看到一个熟悉的背景向院子一角的简易厕所走去。便拉开房门，硬向外走，两位监视他的人走了过来。伯父拿出两支烟递了过去，用手指了指厕所，走进厕所，贴进前脚进来的人低声叫道：“相轩。”那人回头一看“啊”了一声。伯父使了个眼色小声说：“邢仁甫叛变了，快告诉大家下岛！”伯父连说了两遍。这人是特务团文化教员李相轩，当初陈二虎这股海匪收编后，为了加强党对部队的教育，曾派了一批党员干部，李相轩就是其中一位。李相轩点点头，用眼神告诉伯父，坚决完成任务。伯父紧握住他的手对视一下离开了厕所。伯父走出厕所，被监视人送回小屋。过了一会，李相轩才若无其事地走了出来。邢仁甫叛变的消息很快传开，岛上的部队一拨一拨带着武器逃离出岛，不几天跑了一大半。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邢仁甫突然回到岛上，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他在天津还没有等到国民党方面的答复，生怕后院起火，星夜赶了回来。李相轩在逃下岛时，不幸被发觉。邢仁甫问他为什么散布谣言，听谁说的，李相轩始终没有将伯父供出来。邢仁甫瞪着伯父，气的直喘大气，对伯父说：“咱哥们是什么关系，你还从背后捅我一刀。”伯父说：“邢司令，咱们是一块建起救国军打鬼子，可现在你干的这一套我不赞成。”邢仁甫说：“我是被逼到这条道上来的。”伯父说：“你糊涂啊！这样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边区的大好形势，别再执迷不误了，赶紧回头吧！”邢仁甫说：“回头，怎么回头！你没见我周围都是明枪暗箭吗？我不能伸着脖子叫人砍。我舍命闯下冀鲁边的天下，怎么说不用就不用了呢？”伯父发现邢仁甫真的变了，对他说：“调你去延安党校学习是件大好事，怎么说不用你呢？我们都是党的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决不能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党的利益之上。”邢仁甫说：“你给岛上的弟兄说个透明的话，就说王卓如、李启华、刘贤权这伙人阴谋搞垮边区，别上他们的当。”伯父摇摇头说：“不行，不行，我不能说假话。”邢仁甫吼道：“他们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最后扔出一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谈话不欢而散。
一个漆黑的夜晚，下着毛毛细雨。伯父慢慢将门拉开一条缝，发现没有监视的人影，便侧身出屋，把门关上，一溜风跑到湾口，纵身跃上一只小舢板。一会儿，伯父发现有渔民划着船，赶紧跳上渔船，催促渔民划了起来。伯父浑身湿透，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逃出去快逃出去。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当太阳刚跃出海平面，船就划不动了。伯父下船趟着泥水，一溜歪斜地走到岸边，才长长舒了口气。伯父上岸的地方是大口河堡，距离“望子岛”20多里。在这里他意外地遇到了特务团六连指导员崔奎生和特务团政治处干事国宝麟。崔奎生原是1941年跟随黄骅来到冀鲁边区的干部，开始任旅部政治部干事，收编陈二虎海匪武装队伍时，被派到特务团做党的基层工作。崔奎生问：“老领导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伯父把党组织派他做争取工作和被扣逃出的经过告诉了他，并代表党组织和军区给崔奎生布置了任务。要求崔奎生继续装作不知道真相，隐蔽一段时间，争取更多的战士回到抗日阵营中来。伯父通过崔奎生了解到国宝麟是可以信任的人，便给国宝麟下达了命令：“立即弄条小船，到清河区找王卓如同志，告诉他邢仁甫已死心塌地叛变投敌了。我已逃出“望子岛”到大口河堡，三天后可到达根据地，如三天后见不到我，也可能被他们抓回去了。”国宝麟一字一句记在心里，点了点头就执行任务去了。按事先商议的路线，伯父一路跋涉，先回到盐山境内，找到三分区驻地。当时脚肿的像萝卜，袜子也脱不下来了，腿僵硬不能打弯。分区领导立即派交通队护送伯父到清河区，见到了王卓如等同志。伯父向组织上详细汇报了“望子岛”的情况。王卓如说：“你回来的正好，国宝麟因没有你的亲笔信已被隔离审查了，快放出来！”伯父回到清河区不几天，被邢仁甫扣压的边区唯一的一部电台，由吴鸿儒、刘国占、孟庆余及崔奎生带回了根据地。
回忆伯父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眼前。解放后，伯父历任山东省德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地委统战部长、山东省卫生厅中医处长。伯父于1969年病故，全家14口人，伯母及两个儿子、五个孙子、五个孙女都在家当农民。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将自己节省的5000元钱全部捐了出去，其中支援灾区3000元，支援家乡农田水利建设2000元。
傅铁桂(作者为傅炳翰同志之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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