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招募30余万人移民我国东北以实现其“拓国”计划，日军溃败后这些弃民得到中国人民善待
日侨在葫芦岛龙湾公园内立起的感恩碑。朱永红摄
日本来访者在方正县日本人公墓旁立的木牌。朱永红摄
日本来访者祭拜日本公墓。资料照片
背景
日本移民东北为了真正占领中国，使伪满洲国真正成为日本领土，除向中国派来军队之外，日本政府还招募了大批人员向东北移民。据不完全统计，自在“爱川村”开始移民实验至战败投降，30年间，日本共向中国派遣“开拓团”860多个、33万多人。
“开拓团”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的土地，使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离或在日本组建的12000多个“集团部落”中忍饥受寒，其间冻饿而死的人无法计数。
1945年8月，关东军在苏联红军打击下仓皇溃退，大批移民被抛弃，在战乱中伤亡惨重。大部分人在战后被中国政府遣返，一部分无力回家者被中国人收养。
夏日的早晨，一束带着露水的菊花躺在一座坟冢之前。碑上写着“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这座位于黑龙江方正县伊汉通乡的陵园，是东北地区惟一的日本人公墓，埋有5000多具日本人的尸骨。
方正县是东北最大的日本移民基地，也是移民死亡最多的地方。战后，中国政府特地在这里建起了公墓，以纪念既是侵略者，又是受害者的日本移民。
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即开始向我国东北地区移民。1915年的“爱川村”实验则揭开了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的序幕。“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更制定了从1937年起20年内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计划，这个移民数字相当于当时日本人口总数的1/8。截止到1945年，日本向中国派遣的“开拓团”总数达到860多个，实际移民数10.6万户，共31.8万人，侵夺土地152.1万公顷。
但随着日本的惨败，这部分担负着拓国使命的日本人被仓皇撤退的军队抛弃，在战乱中伤亡惨重。
中国政府和人民善待了这部分弃民，不但将幸存者遣返，一些无力回家者还被中国人收养，从而产生了一个特殊群体：日本遗孤。
爱川村实验
金龙村，是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大魏家乡一个普通的村落。但村中的老人都知道，这个村子曾被叫做“爱川村”，这是一个日本名字。
1915年3月，主张移民侵略的日本关东都督府都督福岛安正把40多名日本农民带到这里，占据了附近大片土地之后，给这个村取名“爱川村”。
“爱川”是从日本山口县的爱宕村、川下村中各取一个字而成。据史料记载，这批日本农民均来自这两个村庄。
大连市史志办主任王万涛说，当时的日本移民共占有土地670亩，其中497亩属于抢夺。当时一位中国农民因此和日本移民打官司，当时的媒体还进行了呼吁，但最后的结果仍然是中国农民被迫成为日本人的佃户。
72岁的村民金长武经历了那个时代。在他记事的时候，村里就有丙田、小义、暗藤、高雄等五户，其中一户住在铁皮房子里的忘了名字。
但是，爱川村在建立第一年就碰上了旱灾，这些日本移民对前途失去信心，大部分转向经商或漂洋回国，爱川村里只剩下3户移民，年内又有一户退出。
此时已退休的福岛安正立即回到家乡长野县，又招募13户农民补充到了爱川村，但年内又有5户退出。到1937年，常住爱川村的日本移民只有7户65人。
即使这样，日本人仍在金龙村建立了衙门，管理所有大魏家乡的地盘，遗址至今完好。
“日本人一来就种水稻，然后全部运走，应该是供给部队了。一旦发现有中国人吃米，就会被日本人处理。”金长武说，当时日本人还在村里建了学校，但只准附近的日本小孩来这里上学。“谁也不敢惹日本人。”“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共在大连建立了三个大的带有实验性质的移民点。大量中国农民失去土地。
虽然实验阶段的日本农业移民经营状况一直没有好转，后来有些人建立了果园，有些人从事工商业。但到1945年遣返日侨时，25万日本人还是占到大连总人口的1/3，基本上控制了大连的经济命脉。
“大陆政策”的产物
1932年9月，492名日本退役军人被重新召集起来，接受了为期10天的短期训练。在出发去中国之前，他们来到明治神宫进行参拜，在仪式上，狂热的殖民主义者加藤完治鼓励他们为天皇建立“皇村”。
此时，11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东北大地已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速了推进移民侵略战略。1932年1月，关东军在沈阳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移民问题，逐渐形成了以加藤完治为核心的殖民集团。
1936年，广田内阁将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定为日本“十大国策”之一，关东军为此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计划”。随后，大批移民组成“开拓团”向中国进发。
“二十年的百万户计划，它就是要通过这一百万户改变中国的人口构成。通过这种野蛮的或者说很原始的方式，来占领中国的东北。”黑龙江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辛培林说。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盘是，20年后，100万户日本移民经过繁殖可达到1000万人，占东北总人口的1/5以上。
“日本人对大陆有一种渴望。”辛培林说，由于日本地狭人多，绑在战争机器上的经济结构很不合理，农村问题日益严峻，移民被认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出路。早在明治时期，日本政府就确立了以朝鲜、中国为主要侵略、扩张目标的“大陆政策”。
辛培林认为，日本移民东北的另一原因是，为了加强日本在中苏边境上的防线。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即开始向我国东北地区移民。此后，日本也主要是在中苏边境分布移民基地。
为巩固这道防线，日本还实施了一种新的移民形式，即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制度。
1937年11月开始，在日本近卫内阁的招募下，大量青少年以“义勇队移民”名义被派往中国，它和分村移民构成日本政府最主要的两种移民方式。
到1945年日本战败，共有八万六千多名15到18岁的青少年被安置到中苏边境地区。“结果在1945年8月苏军进攻东北的时候，这些青少年义勇军大量地死亡，充当了炮灰。”辛培林说。
中国人被迫进了“挑灶沟”
日本最大的移民基地方正县位于哈尔滨市东部，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雨水丰沛。
1941年，一个日本“开拓团”来到方正县土地最肥沃的伊汉通乡，将内炮台山脚下的正郊屯改名为吉兴村，并在此建起“方正县开拓团本部”。
日本人到来后，基本上并不开垦荒地，而是将中国人的良田霸占，然后把一部分中国农民变成他们的佃户，一部分赶到穷山僻壤开荒。
73岁的迟长河是这里的老住户。他说，当时日本人放火烧了老住户分散在各处的房子，逼迫他们和伊汉通乡等地的农民迁走。
在此世代居住的2000多中国农民被赶到县城西部的山区。当时这里虎狼出没，连地名都没有。被日本人命名为一部落、二部落……六部落。直到光复后，这里才被正式命名为永安西屯、永安东屯等。
这年春天，雪还未化，史载最低气温零下37℃。大批被赶到这里的中国农民无处居住，只能在山坡上挖地坑，支个木头棚子做成地窨子居住。
方正县志记载，这一年，永安西屯一带的山沟里的死亡率在50%以上，一天死亡的人数最多达30余人，“挑灶”（方正土语，意指全家死光）者20余户，140多户人家中只有两户没有死人。后来，这一带被当地人叫做“挑灶沟”。
开拓团长被“误”杀
1996年，时任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辛培林收到一封来自日本人高尾启三的信，请求辛培林协助求证其父高尾雄次是否死于炭疽病。
辛培林至今保存着这封信，信中说，高尾雄次是牡丹江下属宁安市镜泊镇日本开拓团本部的团长。1942年，时年45岁的高尾雄次带领全家踏上镜泊镇半截沟的土地。
高尾启三说，1942年7月，其父到房身沟（现庆丰村）办事。归途中头部被虻咬伤，随即头部红肿、高烧，用冷水洗澡后前胸红肿。
7月23日，高尾雄次一声惨叫后死去。死后，开拓团的医生诊断其死因为炭疽病。
日本出版的《二道沟史》，证明日本731细菌部队曾在此地实验炭疽病菌，且在同年7月20日，一名日本兽医也在相邻村庄因感染炭疽病而死亡。
高尾启三据此认为，其父高尾雄次应死于日本细菌部队的炭疽病菌。
1996年，高尾启三随日本一和平组织的官员率领的“日军731部队与遗弃化学武器真相调查团”来到哈尔滨。但当地中国老人及日本开拓团的遗孤、嫁与中国农民的日本妇女均不知此事。
辛培林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武器实验一直是严格保密的，因此并不能否认此事存在。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日本移民，也在中国人的反抗中遭受伤亡。失去家园的中国农民秘密集结，成立民众义勇军。1934年3月东北爆发“土龙山暴动”。从此，中国农民的反抗持续不断。
日本移民曾在依兰县先后组建了“弥荣村”和“千振村”，弥荣村建立后仅仅两年，就遭受中国人民的武装打击多达二十四次，死伤60多人。
在千振村1933年7月出现了集体骚动，一半以上的移民要求退团撤回日本。
被抛弃的“开拓民”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向开拓团密布的伪满洲国“国防第一线”进攻。第二天早晨，拥有24个师团、78万兵员的关东军向南撤退。
接下来几天内，日本青少年移民组成的“义勇队”构成的防线顷刻间被苏军瓦解，1/3青少年“义勇队”员的生命徒然消失了。日本开拓团败亡的大幕拉开了。
“日本人当年跑得可惨了，大道上扔的到处是汽车啊，刺刀啊什么的，不少中国人捡把刺刀别在腰上，或者捡顶帽子戴上。”方正县伊汉通乡吉兴村农民汪贵回忆。
当时汪贵还在上学，他看到两拨日本年轻人带着枪跑进了林子，但跑不动的日本女人和老人、孩子都被丢在了村里。
“他们没人管了。开始跑的时候，他们往日本军队的汽车上挤，又被军人拖下来。”汪贵回忆。
根据史料，当时日本政府事先对投降的消息封锁得很严密，各开拓团都架有电话，但却都未得到提前撤离的通知，这些当初应政府召唤来到中国的移民们最终被抛弃。
大批日本开拓民，本来准备途经牡丹江回国，但由于苏联红军的包围，纷纷转向依兰，想取道哈尔滨，再从大连乘船回国。
但哈尔滨己被苏联红军占领，位于附近的方正县成为一个集结地。
“于是各地的开拓民都向方正汇拢，估计应该有2万人，约占全部日本开拓民的1/10.因为怕被苏联红军赶上，只敢走山间小道。时值深秋，缺衣少吃，不少日本人选择了自杀。”李宝元说。
方正县外事办的资料说，这些沦为难民的日本开拓民，一路以偷食中国农民的土豆和玉米活命，孩子带不动就扔在路旁或者推进河水淹死，老人实在受不了，就央求随行的日军兵开枪打死自己，一些绝望的人围在炸弹旁集体自杀、自焚。
1945年冬天，东北北部地区最低气温达到零下50℃，为一个世纪所罕见。这时，一场瘟疫悄然而至。到1946年春，暂住方正的1万多人的开拓团员只剩下了不足3000人，其中1000多人成为孤儿。
“这时日本人的境遇类似于被他们曾经驱赶的中国人，加上瘟疫流行，约有四五千人死在方正。方正县开拓团本部所在的伊汉通乡吉兴村更是野地里尸体成堆，中国方面后来进行了掩埋。”李宝元说。
在鸡西市麻山镇，有500日本人选择集体自杀。辛培林说，战争中，全部33万移民中有8万多人死亡，约占1/4。
中国人善待日本弃民
在日本移民陷入绝境的时候，是善良的中国人捐弃前嫌，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根据方正县外事办的资料，中国人把4000余名濒临死亡的日本妇女和儿童接到家中，成为自己的家庭成员。前者被日本称为“残留夫人”，后者则是“遗孤”。
在方正县的日本人公墓旁边，有一座“中国养父母公墓”。5人的尸骨葬在这里，他们都是日本遗孤的养父母。
日本遗孤远藤勇是这座公墓的捐建者。年幼时，他随父母“开拓”到我国东北。日本投降后父母双亡，远藤勇被中国农民刘振全和吕桂云夫妇收养，起名刘长河。
刘家将远藤勇养大，并供其读完黑龙江大学。中日关系正常化后，远藤勇携妻子回到日本，但受到歧视。远藤勇学习非常勤奋，很快掌握了日语，并从事商业活动，现在已成为著名的企业家。
成功后的远藤勇将养父母接到日本，但因刘氏夫妇不习惯日本生活，又回到中国，此后远藤勇每年都来探视中国养父母，直到他们去世。
更多的日本移民则被遣返。1946年5月到11月间，国民政府方面在葫芦岛设立一个东北日侨离境总接待、检查站，随后国民党东北行营和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分别在各自控制区设日侨俘接待管理站，约105万日侨俘得以回国。
1963年5月，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方正县政府将零散的5000多具日本人尸骨收集起来，在水库边建了木结构的日本人公墓。后来迁到现在的吉兴村，改为混凝土结构。
1984年，为便于管理，另一座在鸡西市麻山镇的日本人公墓也迁到这里。两座公墓后面均有两个小小的“墓门”朝着日本方向。
“但是，日本移民侵略这段历史，在日本国内是被极力淡化的，虽然这是日本人直接感受到的与广岛原子弹爆炸同样让人痛苦的两大事件之一，但官方并未对此事件的原因和责任者进行任何追究。在我国，这段历史的研究也逐渐式微。”辛培林说。(记者/朱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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