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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识
2009年09月23日 11:13新华社《参考资料》【】【】
国会议员通过立法对中国商品征税，以此迫使人民币升值。这些议员所在选区的企业通过把就机会转移到中国扩大利润。领先的美国科技公司向国会游说，要求为更多的中国工程师发放签证，让他们在本公司的实验室工作，从事技术开发，而华盛顿后来又不准向中国输出这些技术。然而，这些工程师热切地回到中国。中国的复杂性，它的不可穿透性，它经常的自我保护性的欺骗，这一切都使大部分分析陷入爱因斯坦斯说的困境:我们的理论决定了我们观察的结果。
在90年代末与艾伦·格林斯潘的一次私下交谈时，他向我解释了他自己，鲍勃·鲁宾和拉里·萨默斯制订的政策与阿瑟·拉弗等里根时代的经济学家制订的政策的基本差异。他说:“我们的自尊，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基于我们的分析的质量，而不是我们的结论。”拉弗在他的税收曲线导致大规模赤字的时候仍盲目地相信这种税收曲线的结论。这种税收曲线试图表明，减税实际上会增加税收。关于中国的研究常常陷入这种结论在先的分析陷阱。这并不总是意图不良的错误。相反，这些失误代表着处理一个比历史上任何社会变化都快的社会时的智力困难。人们依赖他们自认为了解的情况。但是，在中国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关于中国的十几年之久的老论调已变得毫无意义。
使外国观察家感觉好受一点的是，中国人自己也对中国常常迷惑不解。事实上，此刻最能说明中国特点的一件事情是，它在发生飞速的变化，以致于几乎不可能跟踪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形势比任何其他情况都更能说明需要为认识中国建立一种新的概念。在2002年秋天的第16次党代会上，江泽民发表了90分钟的告别讲话，其中用了90次“新”字。
现在根本没有其他字眼描述中国发生的情况——以及必须继续发生什么事情才能防止一场悲剧。江泽民的要点是，我们认为的我们对中国的了解极有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过于简单，以致于它与实际情况毫不相干并在“新”的冲击下破灭。这种“变化的烟雾”也使中国人迷惑不解，领导人和农民都是如此。但是，最成功的中国人已经学会适应变化。他们顺应这种变化的形势。他们发明新的规则，同时注意观察和推动他们的社会新秩序，设法找到各自的位置。面对这样的迅速变化，中国人不断地倾听变化的声音。他们有时发现，正是声音的消失，也就是寂静反而是最大变化的前奏。
以前用于讨论中国的语言已不再适用。有关是否与这个国家“接触”或“孤立”这个国家的辩论，使人们回想起10年前有关正视还是避开穆尔(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定律和梅特卡夫(以太网创始人)定律的技术后果的辩论，这些关于集成电路技术革新速度每18月翻一翻的定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规律。直至1999年，美国《外交》还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重要吗 》的文章，该文竟认真地提出中国与全球毫不相干。中国的崛起，正像因特网当年崛起那样，讨论其可以避开或者说可以接触，是毫无意义的。它是生活的事实。不管最终发生什么情况，中国的崛起本身都足以改变我们世界的现状。
但是，如果目前对华关系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以前关于中国大陆的有意义的想法现在已经不适应了。在一些情况下，例如长期以来对台湾采取的战略上含糊不清的态度，这些陈旧的思想实际上是危险的，把“战略上含糊不清”，变成战略负担。有人会在建造一架飞机的同时让某些物理学问题“含糊不清”吗 你与中国离得越远，你的思维就越过于简单。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决策者们正在就他们社会的面貌和如何与世界接轨进行深入细致的辩论时，国外的学者们总的来说仍受“接触/遏制”这个过时的二元论的支配。
华盛顿的方针是，美国支持“出现这样一个中国，它是一个繁荣，安全，开放的社会，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富有建设性的成员”。这一方针反映了政策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中国领导人(更不用说中国百姓)对于“开放”和“建设性”这样的形容词意味着什么有自己的特定想法，并且常常与华盛顿的想法不一致，而且这些想法不是静止的。当然，部分语言问题是，旧中国仍然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很难看到与过去的明显决裂。中国的变化如此之快，以致于不得不依靠笨拙的过时语言描述新事物，这可能使局外人和局内人都感到困惑。胡锦涛主席不久前访问欧洲时以异乎寻常的激情说:“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主义。”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句口号，现在具有超现代的重要意义。中国尚无这样或那样的明确动向。
以目前的速度，中国正每隔10年将产出(及收入)翻一番。世界银行估计，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让3亿人脱贫，这是历史性的成就。这种变化速度意味着中国并非表面上看来的那样；它不能被简单归类，因为它已是今非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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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识
2009年09月23日 11:13新华社《参考资料》【】【】
新华社《参考资料》编辑部翻译 崔之元 校对
作者简介:乔舒亚·库珀·雷默是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和清华大学教授。雷默的咨询工作集中于政治，经济和商业领域，重点放在中国。拉莫以前担任过美国时代公司编辑。他在1996年加入《时代》杂志并成为该杂志最年轻的助理执行主编和外事版主编，负责《时代》杂志的国际报道。雷默还担任过CNN电视台国际问题分析家。他是美国外交委员会成员，阿斯彭学会荣誉会员，美中年轻领导人论坛两发起人之一以及世界经济论坛明天的全球领导人会议成员。乔舒亚还是一位出色的特技飞行员，是两项美国飞行速度记录的保持者。他一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一部分时间在美国度过。
第一部分 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
序言:新方法
见到丹麦科学家第谷，大多数人首先会注意到他的金属鼻尖，那是为了掩盖他在一次决斗中所受的伤而花了很多钱装上的假鼻尖。用佩剑决斗在15世纪的德国大学里是很流行的。但第谷的银鼻子也是一种象征。他是擅长在那些据认为解释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论中找出漏洞的人。例如，他研究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科学家对行星在某一天的确切位置所作的预测。他多次发现这些预测都不准确。天空中出现了有趣的事情:火星似乎在轨道上向后移动，彗星穿过据认为应当是行星所在的天穹，月亮跳过了早就预测到要发生的日食。这是因为第谷时代的理论是建立在对遥远天体进行的很不完善的偶然观察的基础之上的。这些理论可以很出色地预测星体前些天夜晚的运动——相当于预测昨天天气的预报。
因此，第谷把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花在对行星运动的研究。他每晚观察行星，星体和天空中的其它物体，非常精确地详细记录这些星体的位置变化。他在1572年和1577年所进行的两次观察改变了天文学理论。第一次他发现一颗仙后座新星，第二次他观察一颗彗星的移动轨迹。这两个天体无可争议地比月亮高得多，这一事实证明天空并不象亚里斯多德等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永远是以地球为中心进行划分的。此外，他还得出结论，如果彗星是在天穹，那么它们肯定要在天穹移动。这就打破了以前认为行星在无形的天空中运行的观念。伽利略，开普勒等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根据第谷的观察开创了全新的天文学理论。第谷的思想改变了一切。他的思想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如果你要了解天空是如何运行的，你就应当更加关心天体是如何移动的，而不只是关心它们的最终归宿。
人们往往会考虑中国在20年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它会成为充满民族主义仇恨的国家吗或者成为一个富裕，超大型的新加坡，一个只是在会议室表现得好战的国家 大多数中国以外的政策规划者的共同看法是，20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旗鼓相当”的强国，在经济实力以及可能在军事实力上直逼美国。因此，这种理论认为，今后20年必须作出努力，要么跟中国密切接触以影响它的崛起方向，要么努力遏制中国使它不能获得超过目前全球实力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的实力。但是，事实是，谁也不知道中国在20年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样。
这种想法多少有些帮助，但却不能成为理论的根据。它完全忽略了最重要的事实:中国的崛起已经通过引进发展和实力的新概念而改变国际秩序。使决策者认为中国在20年后会成为一个问题的因素，其实并非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的基本组成部分。根据它拥有多少艘航空母舰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陈旧的规则来评估中国的实力，会导致极大的错误估计。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不对称超级大国，一个有史以来最少依赖显示实力的传统手段的国家，它以惊人的榜样力量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国影响作为显示实力的主要手段。
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不只是中国的模式，而且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改变整个国际发展格局。一方面，美国正在推行旨在保护美国利益的单边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国际事务的许多领域调动削弱美国影响的资源，营造将使美国更难采取霸权行径的环境。现在不是判断中国崛起是好是坏的时刻。我希望把如何对待中国崛起的讨论留给有关接触/遏制的激烈的意识形态辩论，尽管我马上就要说明就中国而言为什么诸如接触和遏制等观念已经是过时的陈旧观念。我在本文中想要做的只是概述中国新实力基础的大概情况，进一步证实，如果从综合国力的角度来衡量，中国在许多重要领域已经是美国的对手。我还要简单地谈一谈这一方法的潜在含义，如果允许继续下去的话。从全球社会的角度来看，到处疏导交通，检查警报器和抓捕坏蛋的人被称作警察。对其它所有的事情都要操心的人被称作市长。
中国的发展正在使它发生变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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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识
2009年09月23日 11:13新华社《参考资料》【】【】
它取代了广受怀疑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一种经济理论，它认为华盛顿最清楚如何告诉别国管理自己，这种理论曾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傲慢的历史终结的标志。它使全球各地的经济受到一系列的破坏，使人们产生反感。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
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北京共识从结构上说无疑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它与他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
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变化如此之快，以致于没有多少人，甚至本国人都赶不上形势的社会的产物，它也是由这样一个社会决定的。求变，求新和创新是这种共识中体现实力的基本措辞，在中国的报刊文章，吃饭聊天和政策辩论中像祷告一样反复出现。本文中反映的大部分思想曾在亚洲经济危机之后在中国的智囊团和政府研究中心讨论，但只是过去12个月才开始实施。我对这个进程的分析基于与中国大学，智囊团和政府的著名思想家的一百多次非正式的讨论。
北京共识既涉及经济变化，也涉及社会变化。它是利用经济学和统治权改善社会，这是在由华盛顿共识推动的90年代未能达到的原先的发展经济学的目标。当然，中国的发展和富强道路不能由任何其他国家照搬。它仍然充满矛盾，紧张和陷阱。然而中国崛起的许多因素引起了发展中世界的兴趣。其中一些的根源是中国的商业影响日益扩大，但是，另一些表明新的中国物理学的精神有吸引力。这有两个重要的影响。
首先，不管中国的改革成功与否，北京共识都已经引出一系列的新思想，这些思想与来自华盛顿的思想截然不同。第二，适用于发展的北京共识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一大变化，一个易受外部因素影响的不成熟改革进程已经转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改革进程，它像连锁反应一样进行，更多地由内部动力决定，而不是靠外国因素推动，例如加入世贸组织，核不扩散规则，甚至大规模的病毒性流行病。中国现在正总结自己的经验，开始写自己的书。这些经验把中国的思维与从其他地方的全球化文化失败中吸取的教训融合在一起。世界其他国家开始读这本书。
北京共识与此前的华盛顿共识一样，含有许多不涉及经济学的思想。这些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对比。这个模式必定使中国及其追随者与现有的发展思想和强权需要形成对立。正如印度经济学家贾扬塔·罗伊所说:“我高兴地看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有希望在相当短的时间里超过这些巨人。”或者，正如对中国思维的一份概要所解释的那样:“当今世界面临一些严重的问题，例如南北鸿沟扩大，环境恶化，国际恐怖活动和国际毒品走私。应该加快从强权政治向道义政治的转变。”如果美国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这些问题，那只会加快对北京共识的接受。中国领导人把今后20年称为“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已经制订了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某种总计划，并且在利用这种意识形态理论巧妙地实现这种力量转移。事实上，许多中国领导人现在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和平崛起”。但是，甚至这一点都将需要国际力量物理学的变化。这种变化正在出现。
第二部分 关于中国发展的一些有用的原理
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与中国社会
对中国的大部分分析出现的错误是，它从观察到理论，从事实到希望或恐惧的发展太快。“中国将会毁灭”，或者说“中国是一个未来的敌人”。甚至中国人也掉入这个陷阱。他们说:“中国永远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决不允许台湾独立。”这种结论推动的政策分析必然导致错误的估计。因此，由于任何人其实都不知道中国将走向何方，有关中国的辩论越激烈，它就越没有意义。美国可能像几个月前那样欢迎一个中国贸易代表团到美国进行数十亿美元的采购，然后在代表团离开后几天就对北京实行制裁。美国国务卿可能把美中关系描绘为“记忆中最融洽的”关系，而同时华盛顿却在推行对亚洲部署导弹防御力量的计划，北京认为这会引起一场新的军备竞赛。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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