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正在于此。
民族的精神标识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中庸》第20章）中华文化经典之所以重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因经典而凝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藉经典而延续，中华文明脉络藉典籍而传承。经典记录着我们的探索实践，沉淀着我们的精神追求，保存着我们的道德规范，彰显着我们的人文历史，因此历代学者莫不注重经典的研习和传承，形成了丰厚的经典阐释著述。
《四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元典，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奠基性著述之一。其中，《中庸》和《大学》皆主张以修身立诚为成人之本，都强调人文化成为立教之基。文明的传承是世代延续的宏大伟业，既要修治其身，也要修治礼乐文化；既要继往，又要开来。而二者皆离不开一批勤于思考、修道以诚的学者通过学术传承对民族精神的揭示和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按照《中庸通解》的说法，《中庸》一书从天道人道谈起，揭明修身、诚身是社会谐和的基点；它细论中庸、中和的原理，申论诚明、慎独是人的教化原发机理；它出自日用常行，入乎哲理思辨，至平常又至神奇，至庸凡又至高远。朱子说：子思“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盖其忧之也深，故其言之也且；其虑之也远，故其说之也详。”明代穷经巨擘郝敬说：“中庸莫要于诚明，诚明亦自夫子发之。”《中庸通解》说“从根本上说，儒者之学即尽性成德的尊德性之学。”故而，它自诞生以后就得到儒者的重视，后世更将其与《论语》《大学》《孟子》一起构成了人尽皆知的《四书》经典，不仅塑造了唐宋以来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与社会认知，也为中华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丰厚的滋养。
至诚的学问思辨
经典研习离不开立诚，经典传承离不开解释。儒家经典的研究和诠释，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猎奇趣味的需要，也不是为了满足人们鉴赏古董的趣味，它的真义在于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它的要义在于接续传统、启迪后人。解释经典，需要坚守“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第20章）的学习态度，如此才能真正地把见贤思齐、海纳百川的学习精神转化为我们文化自信的精神动力，通过经典的阐释，揭示历史的演化，激发我们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研习经典，需要坚守“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中庸》第28章）的学习立场，如此才能真正地把历史的经验转化为当代的智慧，通过经典意义的阐发，揭示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从而坚定我们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理解中国经典离不开细读文本。文本的细读就是围绕着本文展开有针对性的论述，任何一个论断皆有本文所引发，任何一个判断皆有本文的理据，任何一个判断皆有本文的逻辑，如此一来细读的文本也就具有了内在的文本关联与互动。首先，《中庸通解》一书按照朱子《中庸章句》的分段，对《中庸》33章进行逐章逐节、逐字逐句的全方位解读。其次，作者对每一章每一节的主旨都进行了有效地阐发。比如，第一章为总纲，阐明了中庸“诚身以致中和”的思想主旨；第二章所论是“君子乃用中（即以中和为用）之人”；第三章，既盛赞中庸至德至道，又表达作者对不能持行中庸之道的优思，并暗含上失其教、民失其性的批评；第四章，解决忧思的关键在于“为政者能修道立教，引领日用而不知的百姓步入中正之道”；第五章，因慨叹道之不行，而有伤时感怀之情，等等。通过主旨的解题，让我们更好的理解了《中庸》作者之思以及其文本内在的脉络关系。
其次，《中庸通解》一书注重字词句的辨析。许慎说，“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中文的独特表达方式是要在语句脉络中，在识文辨字中，在音声韵动中多彩的呈现，因此我们要理解文本就需要在书证、句证、理证中寻找记忆的智慧线索，要在疏证、注解、集注中采撷古贤的吉光片羽。作者对《中庸》文本中的单字，如“天”“率”“修”“教”“中”“致”“位”“育”等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解释，也对“率性”“天下”“戒慎”“之谓”“谓之”“达道”“中节”等词汇进行了梳理，还对“天命之谓性”“修道之谓教”“率性之谓道”等短语予以解读，不仅字词意涵的辨析，更注重话语脉络的分析，为读者更好的理解文本做了细致的疏通。
第三，《中庸通解》一书注重教化哲理的阐发。作者同意李泽厚关于中华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中华思维是一种实践理性的假说。作者将《中庸》的“道”理解为“礼乐文化”或者“礼乐文明”，这种礼乐文化的实质是经由先贤殚精竭虑所设计的一种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的文化，它的独特性就在于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将野蛮与文明区分开来，将人与非人区分开来，将圣贤与庸凡区分开来。这种区分是一种人为的事实，即它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人生和更好的社会秩序而作的美好愿景规划。因此，这种区分并不是一种不平等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区隔，而是通过这种区分来表达如何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即良知之人），如何才能实现社会的王道之治（即良制之国）。培养良知之人是《中庸》的教化哲学，实现良制之国是《中庸》的政治哲学，只有同时将政治哲学与教化哲学予以合一的理解，才能实现对《中庸》的哲理充分理解，才能实现对《中庸》的价值衡断。
得一善则拳拳服膺
思想即行动。思想的《中庸》，即是行动的中庸。《中庸通解》说，“正因为诚的道德和道德修养的关键，故《中庸》把求诚、实现诚，看作修身之根本，以诚乎身为说，并把一切为学功夫放在明乎善上：以明善为手段，以诚身为究竟，而身诚则智慧之明自在其中。”正是因为古典本质上就是一种以良善良知为基本出发点的学问，所以它用一开始就确定了我们思想的方向，即行动的哲人。
《中庸》言：“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第4章）自汉代以来，经学成为中国思想的中心，释经学并非以一种微不足道的形式，在两汉魏晋的思想世界中打下了烙印。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五经》《四书》成为知识分子所熟习的文本，读者作者何其之多，然成一家之言者却并不多见，其原因不外知味者鲜。至于国学成为一文化热潮时代，更有无数弄潮儿，冲浪手，或有眼如针孔者，寻字摘句，割段剥章；或有援东附西者，生搬硬套，不中不西；或有强析义理者，专事诡辞，信口雌黄。如此一来，古典成为一门生意，经典成为空壳，而经书成为故纸，经师成为反面教材，不仅难知经典味道所在，遑论通古今之变？
庸常之人不知其味，似无可厚非，而修身垂范之师、修道立教之士则不能不知其味且有所为。自尧、舜、文、武、周公以降的历代圣君贤相，自孔夫子、子思、孟子以降的贤哲大儒，无不以知味之政、之言立于当时，书于竹帛，传诸后世。那么，身处我们这个时代，当以何种态度、何种方法、何种精神去读经典？我们又当如何深入《中庸》的思想世界？《中庸通解》一书在此做出了典范性的尝试。
首先，博采群书、抉异致新。《中庸通解》一书广泛征引历代学者经典阐释著作，计有一百一十余家，其中宋代十八家，唐代和元代各四家，明代二十六家，清代五十四家，今人十家。既有通经儒者，也有专守一经学者；既有鼎鼎大名者，也有寂寂无闻者。这些学者的观点，经由作者审慎择取，成为我们理解《中庸》的思想资源。
其次，条分缕析、落落星布。《中庸通解》一书还对百余个思考岐解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辨，带领我们细致辨析疑难课题。从道与性的属人性质到修道的礼乐文化内涵，从朱子的诠释框架到阳明的思考理路，从郑玄的注解辨析到郝敬的通辨解读，等等，无不充满了思考的艺术和精神的洞察。通过诸问题的申论辩驳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学者正是基于人性向善的坚守和盛世治道的期许，不断将个人的思考与《中庸》的文本相关联，不断与前贤展开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用他们的学术想象为礼乐文化添砖加瓦，最终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国经典阐释传统。用《中庸通解》的话说，就是“以人行道，道由德出，以至德凝至道”；用《中庸》的话来说，即“子曰：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矣。”（《中庸》第8章）
第三，卓然立识、自成一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于述胜教授就立志从教育史的视角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先后出版了《朱熹与南宋教育思潮》《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中国教育哲学史（第二、三卷）》等专书，探究自先秦至近代的教育哲学传统，提出了“思想、制度和实践”综合研究的教育学术史主张，为中国教育史研究做出了创发性贡献。进入新世纪以来，于先生又矢志经典的阐释，在教学之余，奋力经典，“日日尽其诚身功夫”，“有贞常恒久之功”，先后完成了《四书》中《大学》与《中庸》的诠解工作。于先生通经治学的特色是：秉承讲好经典故事的学术追求，明确以章句解释为基础的经典研习思路，确定以文本义理结构的经典解释方向，揭橥圣贤精神要义，衡断古今阐释利弊。《中庸》说：“至诚无息”，唯有坚持学术的奋进之心，坚定学者的诚敬之道，才有可能在为学为师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诗》云：“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以渊深静默之德，做敛藏笃敬之功，以成其至诚之学，当为后学仪型之范。
成己成物昭昭无穷
“四个自信”根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189年春，思想家、教育家朱子完成《中庸章句》一书。他说，这是他多年沉潜思考的结晶。在反复思考的过程中，他领会到了《中庸》的要领之所在，并以此来折中北宋以来诸性理学者对经典的阐释成果。朱子自信地认为，经由他的《中庸章句》《中庸或问》等书的解说，《中庸》一书大旨已明白呈露，该书的内容也得以“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自此以后，《中庸》的阐释进入了朱子时代。
八百三十年后，一位以研究朱子思想起家的教育哲学家、教育部“马工程”首席专家，经十余年苦思探索写就《中庸通解》一书，用新时代的思想关照《中庸》，带领我们重温经典的成人成己之教，它是否意味着《中庸》阐释史会进入另一个时代呢？这就有待读者诸君的评判了。
从宋儒到当代，从章句到通解，其作其述，皆为用心的诚明之作。《诗》云：“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毛公说：“内有其性，乃可以有为德也。”这是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和弘扬的内在理路。
总之，笔者认为《中庸通解》一书，作为一部充满了作者精神追求的学术专书，作为一部阐释中华独特精神标识的研究著作，不仅是我们进入《中庸》世界的一部好作品，更为中庸研究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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