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记者 张玲 11月7日午夜已过,北大六院(以下简称“北大六院”)儿童抑郁症门诊里,家长们还在带着孩子等待。 “请为1号诊所的患者添加20号!” 电子呼叫器响了,一位母亲赶紧把孩子摇醒。 这名12岁左右的男孩从椅子上爬起来,睡眼惺忪,被父母拉进了诊室。
作为中国顶尖的精神病医院,北大六院的门诊白天总是人满为患,每个座位、走廊都挤满了人。 到了晚上,除了儿童诊所外,大多数地方都变得空荡荡、漆黑一片。
进入门诊大楼后,穿过空荡荡的成人门诊,再穿过两条安静的走廊,就变得热闹起来。 孩子们玩耍的声音、家长交流的声音、拨号机的电子声都会持续到深夜。
从下午开始,已经有很多孩子在等待治疗。 他们有的已经休学,有的已经请假。
等待电话的15岁广西女孩是她第二次来北京。 两年前她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后,她的父母暂停了她的学业。 她讲述了自己的求医之旅——喝中药、旅行、去各个诊所和医院。 上次来北京时,她被带进一间仿古风格的房间,在一位“玄学大师”的陪伴下呆了三个小时,费用为5000元。
一位母亲带着她9岁的女儿去看医生。 她花了1000多元,从黄牛那里得到了一个特殊的号码。 为了早点看病,老公中午就过来拿号挂号。 即便如此,她的女儿仍然在排队。 座位还不少,她有些着急:“至少今晚十一点才能排队。”
北京室外气温降至3℃,诊所外仍站着约30人,座无虚席。 空地上,几个三四岁的男孩开着玩具车吵闹地跑来跑去。 大一点的孩子则拿着手机看短视频,有的打瞌睡。 家长们坐在一旁,拿着医疗箱、X光片、保温杯,甚至还有教科书。 坐了一会儿,他们站了起来,环顾四周。 他们追着助理医生问道:“还要多久才能到?”
电子屏幕上不断变化的数字表明队列的进度。 几乎每个医生的“当前患者”栏都显示“添加xx”。 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没办法,孩子们千里迢迢来北京了,医生不叫他们怎么办?”
凌晨两点,一位女医生看到了她的最后一个病人。 在诊所坐了18个小时后,她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专门从事心理健康领域的互联网医院“好心情”联合中国麻醉药品协会心理卫生分会发布的《2023中国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中国青少年抑郁症检出率与四年前相比几乎翻了一番。
《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健康时报》等联合发布的《2022全国抑郁症蓝皮书》显示,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至20%,其中50%抑郁症患者在学校。 学生。
“我爸爸也该去看医生了”
诊所里,一位情绪激动的父亲指着女儿喊道:“你为什么这么沮丧?我过得很辛苦,但我一点也不沮丧,我相当沮丧!”
听到这句话,女孩哭了,但父亲的态度没有改变,冲出了诊室。
这是11月初发生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学心理科副主任医师谢志娟的门诊里的一幕。 女孩今年14岁,病情严重。 她可能需要转院到专科医院,但她的父亲并不理解她。
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严秀平也经常见到这样的家长。 一位高中一年级的小女孩来到她的门诊。 她原本在河北衡水上学,成绩很好。 父亲特别着急。 他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否真的病了,但他还是对孩子提出各种要求。 当女儿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发脾气,甚至和女儿打架。
女孩告诉严修平:“你得和我爸说一声,让他也去看医生。”
品喜曾经是一位热衷于“鸡宝宝”的海淀妈妈,女儿展展是市里一所重点中学的学生。 2017年12月,在展展的强烈要求下,品熙带她来到北京最大的公立精神病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 坐在诊室里,看着女儿“重度抑郁、中度焦虑”的诊断结果,品兮不知所措。
看到诊断结果的那一刻,我“挺高兴”。 事实证明,我的很多情绪上的不适都是真实存在的,我被“认出来了”。 她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开始补课。 她每天晚上都要补课,周末要从早到晚补课。 当时,课外班不得不“迎头赶上”,异地搬迁。 很多学生都没有时间吃饭。 家长自带饭盒,在教室或路上吃。
品希在家哭了一周,开始反思自己的育儿方式。 “2012-2015年,北京小学升初的斗争很激烈,也是课外班的鼎盛时期,对孩子们来说太辛苦了。”
品熙原本是一名药品销售经理。 她总是催促销售代表与医生打交道,她也总是去看医生。 工作压力很大。 医疗代表不需要工作。 他们每天中午和晚上都需要去门诊与医生沟通。 但中午她渐渐不敢出门,到了晚上也没有力气出门了,就只能躺在家里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可能心情很郁闷。
“当时很分裂,动不了,还想做‘鸡宝宝’。”品兮说,后来她干脆辞职了,专心做“鸡宝宝”。 当她状态不好的时候,她就拿女儿作为发泄情绪的出口。 每当女儿犯一点小错误,她就会歇斯底里,不停地训练她。 如果考试失分,她就会给女儿增加压力,让她多写论文,多补课……
“先养育自己,再养育孩子。”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主治医师赵梦洁分析,从整体环境来看,大部分家长都面临着比较高压的状况,无论是工作、财务,还是养老、孩子。 。 如果不注意调节情绪,可能会在家庭中积累负面情绪。
回想起来,我女儿已经出现症状了。 初二的时候,她每次考试都会发烧、心跳、腰酸、头痛、四肢僵硬。 然而,品希只是带着女儿喝中药调理身体。 她脑子里只想的就是不能耽误学习。
品希慢慢地放下了控制和期望,让女儿自由地成长。 九个月后,女儿重返校园。
在陪伴女儿治愈情绪的五年里,品曦也帮助了很多陷入同样困境的家长。 她专门为青少年抑郁症家长建立了微信交流群。 当父母沟通孩子的失控状态时,她会告诉他们,要想改变孩子,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己。 父母是孩子的港湾。 只有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持、自由和爱,他们才能成长。
“教育是有病的”
“病态的孩子背后是病态的教育,要么是家长有问题,要么是老师有问题。”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昆明市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告诉经济观察报。
2023年10月,詹大年作为主办方之一,在昆明举办了“首届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 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多名中小学教育工作者以及医学、心理学专家挤满了会场。
会后,数百名校长和教师参观了詹大年于2011年创办的丑小鸭中学。这所学校专门接收无法上学或与家长正常交流的孩子。 90%的学生来自“三高家庭”——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
詹大年是一位在体制内工作近20年的校长,对教育问题有长期观察。 在他眼里,没有“问题孩子”。 孩子们无法适应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评价标准,在与家人、老师、同伴的相处中遇到障碍。 抑郁症只是一个表象,其背后隐藏着当前教育生态的弊端。
他认为,在评价和教学标准化的学校里,孩子如果不能穿自己喜欢的衣服,留自己喜欢的发型,不能读自己喜欢的书,学自己喜欢的东西,怎么能喜欢上学呢? “连课间十分钟都消失了,生活必需的一切都被删除了,这很可怕。”
近日,安定医院医生严秀平也关注到了“课间少了十分钟”的现象。 有些学校不允许孩子们在上课期间外出活动,因为担心玩耍造成意外。 她希望家长能够有一个良好的态度,学校能够更加负责任。 孩子们通过玩耍学会与他人相处,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必要的成长过程。 长时间处于封闭的课堂环境中,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发展。
严秀平注意到,很多学校对有自残风险的孩子特别紧张。 他们担心孩子们在学校会遇到危险。 如果孩子有哪怕一点点的情绪问题,他们就不会愿意让他们去上学。 当孩子想要重返校园时,很多老师会要求医生写上“建议去学校”或者“治疗已经完成,疾病已经痊愈”,但这并不是医学标准。
严秀平说,有些孩子会自残。 如果不是特别严重,只是特别烦躁的时候抓挠自己,也没有特别严重的自杀倾向,其实是可以去上学的。 孩子上学可以有事可做,和同龄的孩子在一起可以帮助调节情绪。
一些“丑小鸭”孩子还弄伤了自己。 詹大年认为这是孩子们发泄、寻求帮助的一种方式。 他相信,只要处理得当,孩子们会逐渐不再这样做。
在《丑小鸭》中,孩子们可以加入学校的“法庭”来管理自己。 书籍随处可见,走廊里的钢琴可以随意弹奏,操场上的防腐木舞台也经过拖地和清洁,让孩子们可以“平躺”晒太阳。 读书、聊天。 詹大年觉得这些做法正好符合心理学界提出的运动疗法、阳光疗法、团体疗法、音乐疗法、工作疗法……
有一个孩子,最初被医生无助,但经过“丑小鸭”后逐渐好转。 孩子的主治医生是西安一家医院的医生。 他去学校看望孩子后,对詹大年说:“说实话,我什至不想当医生了,我想和你一起工作。”
为什么? 医生回答说,抑郁症单靠医院是无法治愈的。 最好走向自愈,需要心理、医学、教育、支持,但医院只有医疗功能。
2021年6月修订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建立未成年人心理问题早期发现、及时干预的机制。
同样是在今年,在《丑小鸭》的内部心理评估中,该校90多名学生中,有71人被评为“重度抑郁”。
这个评价给詹大年带来的困惑与西安医生的困惑类似:很多事情不是学校一个人能解决的,必须多方联手。
经过两年的构思和筹备,2023年10月,詹大年与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联合举办的论坛人气超出预期:原计划300人,最终来了600多人,不少人搬到了小凳子上坐下。 过道、地板和墙壁都挤满了人。
詹大年希望向全社会抛出一个理念:不要害怕抑郁症,多方联手最终治愈抑郁症。
和孩子一起治愈
九月下旬之后,儿童精神科医生变得忙碌起来。 暑假期间,严秀平一个门诊通常要接诊20多个病人。 最近,她每次看病的人数接近40人。很多家长看病的第一句话就是“孩子最近没上学”。
“很多孩子寒暑假都待在家里,没有压力,心情也好很多。一开学,心情又不好了。” 严秀平分析,除了学业压力,孩子们还特别关心同龄人对自己的看法。 在这种环境下,一些特别敏感的孩子会很不舒服。
无论是在学校老师、精神科医生的观察中,还是在统计数据中,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出现情绪问题。
2023年10月发布的《2023中国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40%的中国青少年感到孤独,高中生抑郁检出率为40%,初中生抑郁检出率为50%,大学生面临轻度焦虑的风险。 达到38%——4年前,青少年抑郁症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症检出率为17.2%,重度抑郁症检出率为7.4%。 “这种变化是因为青少年患病的人数确实增加了,大家尤其是孩子们自己的意识提高了。” 谢志娟告诉经济观察报,很多孩子决定自己来医院,有的孩子多次询问家长,但家长还是忍不住带了过来。 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能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 有些家长总是抗拒、回避孩子抑郁的事实,认为孩子就是不会思考、自命不凡、不坚强。 “整个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认识还比较薄弱。精神疾病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不像发烧可以通过检测发现。” 赵梦洁说,很多家长听到孩子情绪低落,感觉天塌下来都会否认。 你可能会感到愤怒,甚至认为医生诊断错误,或者孩子在装病。
虽然家长的意识往往有待提高,但医生有一个共识:愿意带孩子去看病的家长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即使他们还不了解这种疾病。 这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理解的开始。 他们会鼓励这样的父母。
在北大第六医院、安定医院等顶级精神病医院里,外地儿童特别多,其中不少来自河北、内蒙古、山西、河南等省份。 对于难以治疗的病例,或者自伤、自杀甚至冲动攻击行为风险较高的儿童,医生可能会建议住院治疗。
每次看病,严秀萍总是尽可能多地与孩子们交谈。 当病人不多的时候,她会问更详细的问题,进行一些心理治疗式的聊天,这对孩子来说更好。 然而,医疗资源是有限的。 遇到病情相对稳定、正在进行复诊的患者时,她只能开药,叮嘱几句,整个过程只需要几分钟。
儿童和青少年抑郁症的症状与成人不同,治疗可能更加困难。
赵梦洁说,抑郁症的症状在成年人中比较典型,他们能够非常清楚地观察和表达自己的情绪。 儿童青少年可能会发脾气,家人可能会觉得孩子进入了青春期。 患病的孩子也可能会经历外在的行为变化,例如在学校不听话、与同学发生冲突、成绩变化和学业困难。 年幼的孩子更有可能出现身体不适,并且可能经常抱怨胃痛和头痛。 儿童的身体代谢比成人快,对药物更敏感,因此不良反应可能更大。
她介绍,孩子的情绪问题可能有社会心理因素,比如学业压力、同伴压力、家庭关系等,治疗只针对孩子。 如果整个系统不变,孩子后期的情绪改善可能会更慢。
孩子和父母的情绪是相互影响的。 近年来,赵梦洁感觉门诊家长的态度有所改善。 他们比过去更能接受孩子的情绪问题,更快地调整家庭环境,并尽力寻找资源来帮助孩子变得更好。 “我也想告诉孩子们,当你遇到困难时,要向父母、老师寻求帮助,大家都很爱你,愿意帮助你,一切问题都可以克服。”严秀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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