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南政法大学《现代法学》专职副主编董彦斌
编辑｜马蓉蓉
《水浒》成书演变的过程，因资料所限，难以确切叙出，但无论如何，可以确信的是：《大宋宣和遗事》是《水浒》的前身或原型之一。
我在阅读《水浒》时，渐渐有了一个感觉，感到这个故事虽然应是成书于明代中期之后，离北宋的背景越来越远，但是其原型却始终不离对几个权势人物的谴责：宋徽宗、蔡京、高俅。进一步，我想到这是对家国之痛的一场剧情化反思，当北宋亡于金人之手，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这是个北部的亡国遗民和南部的流亡人士都不能不痛思痛虑的问题。
《水浒》也晚，其间隐藏的对于宋徽宗与蔡京的反思已然模糊，更多看到的是几个小丑式官员——高俅、蔡九知府、梁中书之类。但是，只要深看，字里行间能察觉到其对于亡国责任的追问，我感到，《水浒》的原始作者，是想把责任追究到宋徽宗和王安石身上的，责任在于两方面，一是政治，二是思想。
带着这些问题，再来阅读《大宋宣和遗事》，就非常明朗了。《大宋宣和遗事》里使用了“中书省”这样的词汇，足见即使最后成书是在元代，但是，作者对宋代的故事又有深切关怀。尽管元代成书，对北宋政治的褒贬却远远多于《水浒传》。其贬，主要集中在宋徽宗、王安石和王安石的政治同道蔡京。
《大宋宣和遗事》首先以民间推崇的神秘主义名人邵康节用神秘主义的内容来预言北宋将要迎来的灾难——朝廷要任用南方人做宰相，天下自此将多事起来。民间小说喜欢谈到神秘主义人物，正让人想起一句箴言：“你们所相信的，不过是奇迹、秘密和权威。”对于宗教信徒与民众来说，宗教哲学自然过于玄远晦涩，神秘主义倒是通俗易懂而深不可测。
民间小说既然是围绕市场而展开的表演话本，自需把神秘主义当做招徕顾客的物料。作者要贬低王安石，自可从邵康节这位名人的语言当中说出来。何况除却民间赋予的神秘主义身份之外，邵康节本人是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列的理学家之一，这个学派本身与王安石的新学之间就存在着学术竞争关系，这样一来，邵康节的身份更加复合，自然被抵制王安石的群体所认同。
且说英宗皇治平年间，洛阳邵康节先生因与客在天津桥上纵步闲行，忽听得杜鹃声，先生惨然不乐。客问其故。先生道：“洛阳从来无杜鹃，今忽来至，必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过二年，朝廷任用南人为相，必有更变。天下自此多事矣!”
王安石将任宰相，受到了极为严厉的弹劾。这里的弹劾包含人品、政治理念、政治素质三方面。从人品来说，安石见利忘义、贪图名位、奸诈机巧;从政治理念来说，泥古迂腐、以此图变;从政治素质来说，不识君臣上下之分，一派师尊般骄傲姿态。
《大宋宣和遗事》记录，神宗是个聪明的官家，朝廷上大纲小纪，一一要从新整理一番。恰有那曾参政名做公亮的，荐那王安石为丞相。神宗准奏，召王安石拜相。正宣麻时分，有唐介做著谏官，上疏论奏：“王安石泥古迂儒，若用为相，必多更变，重扰天下。”那时有吕诲亦上疏弹劾安石，有弹文，其略云：“好名嗜进，见利忘义。凡在经筳，力请坐而讲说，将屈万乘之重，自处师氏之尊，不识君臣上下之分……奏对强辩，陵轹同列。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奏上，神宗不报。安石居相信，专务变更。
作者讲述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对其兄长的劝告、对新法的恶评和对家庭命运的忧虑，同样谴责了王安石的公子、与王安石享受过尊崇待遇的王雱。同样以为人险恶来指责王雱。“安石弟安国，每憎他兄所为误国……安国又尝力谏安石，言：‘天下不乐新法，皆归咎于兄，恐为家祸，宜速罢之。’安石不听。安国泣于影堂前道：“是吾家灭门矣!”安石的孩儿王雱，为人性险恶，喜杀，因病疽而死。”
宋徽宗登场，在《大宋宣和遗事》作者笔下，这是个风流才子，当然更是浪荡公子和政治庸才。像史上被描述为昏君的那些皇帝一样，昏君徽宗与奸臣为伍，治国无方与灾荒饥馑叠加，民变骤起。当此君臣在位时，发生了宋江三十六人和方腊十三人的举事，宋江由此开始登场，宋史故事与宋江故事从这里接壤。
哲宗崩，徽宗即位……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论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贯、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杨戬。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人民劳苦，相枕而亡。加以岁岁灾蝗，年年饥馑，黄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树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飨者。宋江三十六人，哄州劫县;方腊一十三寇，放火杀人……用丞相章惇言，举蔡京为翰林学士。满朝上下，皆喜谀佞，阿附权势，无人敢言其非。
徽宗用王安石系的改革者蔡京为“右丞相”(这又是个元代词汇，或许表明《大宋宣和遗事》作者为了迎合市场而使用当时的词汇，或许表明其对宋代具体职官并不熟悉)，重启神宗改革。
崇宁元年七月，徽宗除蔡京做右丞相。制下，中外大骇。又赐京坐延和殿。徽宗向蔡京道：“昔神宗创法立制，未尽施行;先帝继之，两遭帘帷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历观在朝，无可与为治者。今朕相卿，其将何以教我?”蔡京顿首谢：“愿尽死以报陛下!”
《大宋宣和遗事》作者终于归纳：宋朝败亡的原因，就在于王安石及其女婿蔡卞，以及蔡卞的兄长蔡京之改革的先后推进，王、蔡之改革，被作者解读为“陷害忠良，奸佞变诈，欺君虐民。“话说宋朝失政，国丧家亡，祸根起于王安石引用壻蔡卞及姻党蔡京在朝，陷害忠良，奸佞变诈，欺君虐民，以致坏了宋朝天下。”
到《水浒传》时，正如人所周知，依然将徽宗描绘为一个风流倜傥的昏庸人物，而蔡京、李师师等《大宋宣和遗事》当中的人物，大体上都予保留。更将“朕欲要抬举你，但要有边功方可升迁，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这样的昏聩台词放到徽宗这里，像个小丑一样地安排官员职务。“后来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金圣叹这样文字敏感的人，当然感到了《水浒》作者对宋徽宗的不满，金圣叹点出：“一向无事者，无所事于天下也。忽一日与高俅道者，天下从此有事也。作者于道君皇帝每多微辞焉，如此类是也。”但是金圣叹只是慨叹“乱自上作”，只是发现了《水浒》作者对宋徽宗的微辞，却没有深挖出《水浒》之早期版本中对徽宗—王安石—蔡京一脉的批判。
正如前述，以我之见，《水浒》大致成书于明代中期。当《水浒》成书时，作者能否看到《大宋宣和遗事》，是不是在《大宋宣和遗事》的基础上做增删修改，我们当然不得而知。或许作者已不知《大宋宣和遗事》之谴责徽宗—王安石—蔡京的苦衷与明线，但从《大宋宣和遗事》到《水浒》，宋徽宗与蔡京的昏聩如故。虽然金圣叹式的点评及其反思更加指向皇帝及其体制了，看上去不再关心变法、思想史上的新旧之争，虽然《水浒》的痛点聚焦于“官逼民反”这样一个普世话题，而不像《大宋宣和遗事》一样附以宋亡之痛的追问和派别之争，但我们仍然从故事深处能够发现隐微，发现原型当中的鞭挞与痛思。
宋亡，诚大事也，宋徽宗、宋钦宗作为亡国之君，只能被宋代遗民置于历史的审判台上。而反对王安石改革派主张及其实践的守成派别，进一步将王安石、蔡京一系之先后变法视为宋亡的制度原因——变法折腾使然。所以，亡国之痛引发亡国之思，反思的结果，就是要让宋徽宗—王安石—蔡京这三个当事人承担历史责任。
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成书于明代中期的《水浒》故事精彩绝伦，仍然是一部隐含着宋亡之归因与批判的义理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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