宕渠先民族群——巴人考论
刘 渠
一、巴人是什么人
巴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古文献记载和学者解读的说法略有：
1.《华阳国志·巴志》：“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又说，西周初周武王“以其宗姬封于巴。”
2.《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太昊生咸鸟…后照是始为巴人”《左传》昭公十七年：“大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杜预注：“太昊，伏牺氏，风姓之祖也。”
3.《山海经·海内南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水经注》引郭景纯：“丹山在丹阳，属巴。”《路史·后纪十三》罗苹注：“丹山之西即孟涂之所理也。丹山乃今巫山。”故有“丹阳巴人”之谓。
4.《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据《世本》云：“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巴氏子务相因共立之，是为廪君…君乎夷城。”《水经·夷水注》：今清江，古称盐水。武落钟离山，即佷（hen）山，在今湖北长阳境。《世本》说：“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廪君蛮”史称巴人，是影响最广的一个说法。
5.早些时的学者各有考论。缪钺先生提出，廪君之巴与板楯蛮不同族，廪君祖先化为白虎，板楯蛮则以射白虎为事，两族非一。邓少琴、童恩正等先生坚持巴人出自廪君的看法。李绍明先生则提出了广义的巴人和狭义的巴人概念。
6.巴蜀史专家段渝在《巴人来源的传说与史实》一文中认为：先秦巴人是由多支族群所构成的多元化亚民族集团。巴人不等于巴国，先秦只有一个巴国，即周武王所分封的宗姬巴国，是著名的汉阳诸姬之一。宗姬是巴国的王族即统治者，而史籍所载的巴地八族以及廪君蛮，则是居息在巴国境内的属民。他特地将《华阳国志》所不举的廪君蛮别出巴地“八族”，则另有深意。
不难看出，巴人来源问题歧说纷繁，至今也还未有定论。宗姬巴国进入川东峡江地区后，廪君蛮成为巴国主体民族而重叠巴人名号。
二、从图腾看族属：蛇巴人
早期人类族群是基于种族血缘、文化传承、语言文字与其他人群有所区别的群体，并有与之对应的活动地域。在中国史前时代，图腾崇拜广泛存在。图腾是个外来语，印第安人称图腾是“我的亲属”“我的标记”。图腾崇拜在于确认氏族成员在血缘上的统一性，图腾是群体的保护神。其意义是氏族、胞族甚至部落的社会认同，表达不同祖源及血缘、不同语言、不同生活习俗、不同性格及行为方式等等种族类别。
巨蛇图腾：巴。大巴山古称“蛇山”，即《山海经.中山经》岷山以东“中山九列”之“蛇山”。这里是温暖湿润、四季分明，植被茂盛，动物孳繁的地方，以其多蛇具名，常有巨蛇出没。史前氏族最初走进这片土地，因为地缘环境而崇蛇，谓蛇为“巴”，并以巨蛇为图腾，然后移作人群自称。“巴”也是他们自称的语音。这支巴人通过地理认知而有了“蛇山”“巴岭”“巴遂山”等等系列地名、物名称谓（有人说，应该先有巴的地名，然后称这些地方的人群为“巴人”，确称应为巴地人，如四川人、湖北人。甚至说这是个“绝对值”。这个逻辑明显有误，因为这是在地名已经明确的情形之下才有此统称。不然，这个四川、湖北是怎么得名而来的？那就还得回头找地名的来历，得搞清楚“发现人”或“发明权”。正是由于人的认知而赋其名，即最先识别某个地方的人给出一个名号或者叫法，后来者沿用其名而已）。先有巴人，后有巴的地名、物名则是勿庸置疑的。巴山之名无疑从蛇山演变过来的，至于什么时段易其名，却是失考了。钱穆先生作《史记地名考》，指出“古巴国境以巴山、巴水求之，大体可知。”这是一个历史逻辑。这支“巴人”族群不仅完成了大巴山地区的“地理发现”过程，进而又开发了渠江流域，走上了与长江流域相类同的农耕文化的发展路径。古老的“中国文化圈”虽有华夷之分，其“四海之内”的文明背景由早期人类所处的宏观地理环境所决定，无一例外。秦汉之世，区域文化受到国家力量的强势推动，开始了民族逐步融合、文化趋同的态势。
《山海经》中的巴蛇吞象（图片来自网络）
据达州市文物管理所马幸辛老师《川东北考古》一文介绍，南江县擂鼓寨新石器时代遗物测定，其年代距今约7000年；宣汉县罗家坝遗址采集的石器、陶器测年距今约5300年。明确了大巴山、渠江流域先民清晰的足迹，呈自北向南逐次前行、聚落生息、再开辟新的生存空间的状态。
先民们首先经历了所谓“认知革命”。在此期间，凭借日益完善的语言系统，发展了丰富的想象力，寄望于在新的地方将会找到食物和有用的东西。在地理发现和识别过程中，知道了山涧多蛇，而且印象极其深刻。因为惧怕毒蛇的威力，又惊奇蛇类时隐时现、上树入地的“超能力”，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崇蛇心理。因惧畏而崇敬，由日常单个的惧怕心理而上升为族群的集体崇拜意识，巨蛇成了氏族的图腾徽记。他们称蛇为“巴”，图腾徽记自然也称“巴”，因而谓之“巴人”，即蛇种巴人。“巴”也是他们自称的语音。然而，图腾不只是一个摆设。“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族人每逢祭祀、干旱祈雨、对外征伐或抵御外敌，或者做出重大决定等要务，都是要祭拜、祷告和奉献的。一经形成传统，以图腾为之魂灵，“巴”为族源祖先，为亲缘所系，为族群保护神，拜之祷之、言之道之，“巴”自然而然又成了氏族名号的自称。由此可知：巴人是以巨蛇图腾作为氏族徽记的族群，因而称为“蛇巴人”。
蛇巴人族源，是大巴山先民缘于氏族图腾——巨蛇。就是说，《淮南子》所说的“修蛇”跟大巴山所举的巴蛇不是一回事，没有什么联系。蛇巴人不可能从百越太湖地区跨越长江、辗转数千里迁徙到大巴山地区来；也不会是六朝时期岳阳一带演绎巴蛇传说的源头追述，因为汉代已经流行“巴蛇”传说，东汉《说文》故称“或曰”，跟所谓“后起之说”也没有关系。至于先民为什么会崇蛇而不是以其它动植物为图腾的诘问，没有实质意义（据称，濮族也有崇蛇的习俗。据《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考古卷》第456～457页的记载：湖北黄梅陆墩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墓主人为濮人，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发现有用泥条做成的蛇图纹，成组的附加于陶器的腹部，形象生动逼真，说明新石器时代生活在湖北的濮人先民有崇蛇的习俗。还有论举苗蛮集团中，也有崇蛇的氏族支系。原始人群仅管发祥地不同，在近似的环境中不约而同地产生相近或相同的自然崇拜、祖源崇拜的现象的确存在，不能因为百濮中有崇蛇的支系，或者百越先民中有人崇蛇，就简单地认定巴人是濮系或百越的旁支，关键在于本质特征及其流变的差别）。蛇巴人祖先排除来自百越、百濮和东夷集团的可能性，笔者以为，蛇巴人的先祖应出于早期的苗蛮集团。
三、大巴山是“巴人”的发祥之地
巴人世世代代生息繁衍于此，是这里的土著氏族群落，处在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状态。如前所述，史前阶段，巴人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漫长岁月里，从事采集、渔猎生产，“宕渠居式”（即溶岩洞穴和傍水结庐而居的居处样式）是他们原始生活的一种样貌。伴随土地的开发，又经历了“农业革命”，在这一漫长的进程中，经过两三千年亦猎亦农、亦渔亦农的过渡与发展，使部落定居生活成为可能，从而推进了渠江流域农耕文化的发展。
大巴山风光（图片来自网络）
按东汉文字学者许慎《说文解字》解读“巴”是个象形字，本义为虫（即蛇），写作小篆象形字，指出不从“已”。还附记传说信息，称“或曰食象它（蛇的古写）”，表明当时也流行《山海经》大蛇的说法，巴就是“巴蛇”。“巴”的字型、词源与巨蛇原型或图腾徽记的造型有关，跟巴蛇传说或许无关。
学术界认为，迄今为止，甲骨文中所谓的“巴”字，属于一种误释。这意味着商代的巴人尚不为外界所知。然而，地名具有文化记忆功能，从地名的标记属性来说，赋予地名本身就是先民主观活动的产物，是认知载体，当然具有史料证据的功用。我们可以考证地名的涵义是什么，而勿须证明地名之谓为什么。比如，“蛇山”以多蛇而具名，但不必证明为什么一开始叫蛇山而不叫巴山。从蛇山、大巴山、巴岭、巴遂山、巴蛇洞等等地名看，这应该是先民对这一地区认识上的直观反映，后起的“大巴山”得名，或以巴人世居的缘由，或跟这里有巨蛇关系极大。所谓“巴人”，就是大巴山以“巴”为图腾的蛇种巴人，即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的“蛇种南蛮”。正是板楯蛮的先祖最先来到大巴山，认识了大巴山，开发了大巴山，世代居处于大巴山及其南坡渠江流域这片广大区域，成为大巴山地域的土著族群。可见，“巴”能成为氏族名称，应当是其族人有此自称或氏族图腾为“巴”（蛇），汉字“巴”乃依据其图腾造型或蛇的象形而用其自称之声。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1998）据《说文》认为，“巴为一种大蟒蛇, 而古代巴人一支的图腾就是蛇, 因此巴人是因蛇图腾而得名的。”四川大学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也认为巴字是根据蛇的象形而造。作为地名，是因巴人世代所居而来。从《山海经》透露的地理、神话、民族、物产等“巴”系列信息看来，则是土著先民蛇巴人认知后的传说。这样理解恐怕才符合“巴”字的本义。
四、蛇巴人自古以来独立发展
介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他们相对“封闭”，既受到天然屏障的保护而较少受到外族“打扰”，又要直接面对生存条件的严峻考验。在早期的“认知革命”阶段，靠采集、狩猎、捕捞及驯养小动物来获取生活资料，因而锤炼了他们坚韧、悍勇和粗犷、质朴的种族性格。史前阶段，他们就发明了集体围猎时相约呐喊、有节奏的歌舞助阵的捕猎方式。这种很有效率的捕猎方式在后来与外族的战斗中又成为威慑力很强的进攻模式。从后来的表现（征战中“前歌后舞”）反观可知，采集、渔猎生活方式，在巴人发展历程中具有主导地位，并且占据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可能在三千年以上。在这片梯级降低海拔高度的地貌条件下，随着自然获取物的逐渐减少和人口的逐步增加，凭借良好的气候、水源以及物种的极大丰富，他们又开始培育农作物，或者移植了曾经掌握的农作物栽培技能。开启“农业革命”模式后，氏族成员相互带来不少新的消息和故事，开始相信虚构的生活景象和群落样式。族群里渐渐分离出专司祭祀的卜筮和讲述氏族掌故的“长老”，在氏族社会中越来越受到敬重。伴随土地开发，人们逐步向适宜农耕的地带展布而形成自然村落，从而使定居生活成为可能。经过两三千年亦猎亦农、亦渔亦农的过渡与发展，最终完成适宜耕作土地的全面耕种，农耕文化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剩余产品与财产、数字概念与抽象能力、物品交换与一般等价物等新事物，也逐步衍生了出来。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论，随着剩余劳动产品的增加，社会化大分工不可避免地到来，必然地带来私有制、阶级和领主国邦的起源。
公元前4世纪初期，秦并巴蜀，打断了渠江流域的文明进程，代之以郡县。“宕渠”一词，作为臣属于强大民族征服者的地方建置，“赋码工作”却极其讲究。以“宕渠”命作县名，寓意深远，寄托了对先民时代的追思和怀念，无疑也通过久远的族群历史信息，锁定这里的先民就是板楯蛮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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