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铜镜卷》于2022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精选馆藏铜镜293面，配以详细图文说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专访《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铜镜卷》主编、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盛为人和霍宏伟，请他们谈谈国博馆藏铜镜之美。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铜镜卷》书影
澎湃新闻：请介绍一下国博馆藏铜镜的整体情况。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博人在收集铜镜的过程中作出了哪些努力？
盛为人：国博馆藏铜镜收藏历史已逾百年，现经过系统编目定级整理的历代铜镜约有2000面。收藏来源多样，有征购、考古发掘、捐赠、调拨、划拨等多种途径。最早的收藏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国立历史博物馆时期，1921年馆方委派裘善元赴河北钜鹿发掘北宋钜鹿城遗址，发掘出的200余件文物中就包含了数面铜镜，应是最早入藏的发掘品铜镜；鲁迅先生在1923年7月23日将清薛晋侯造福禄寿喜镜等文物无偿捐赠国立历史博物馆，是最早入藏的铜镜捐赠品，该镜在1956年与鲁迅先生的其他捐赠文物一起调拨给北京鲁迅博物馆，一直在该馆陈列中展出。海内外各界对我馆的无私捐赠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余年间和上世纪八十年代，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后，社会各界对建设新中国的热情高涨，纷纷将自己的毕生收藏无偿捐赠给博物馆，如贺孔才、霍明志、陈大年、徐梦华、史树青、李华明等先生的捐赠中就包含了不少铜镜精品；上世纪八十年代又迎来了社会捐赠的又一高潮，其中章立凡遵先人遗愿，在1981年将章乃器先生的千余件收藏（内含铜镜30余面）捐赠我馆，为弘扬此义举，我馆在章乃器诞辰120周年之际举办了《爱国情怀：章乃器捐献文物展》，展出文物中就有历代铜镜10余面。
图1 委角弧边方形镜，最早入藏国博的发掘品铜镜之一
图2 鲁迅捐给历史博物馆的明代铜镜、大碗
为支援“中国通史陈列”展出和之后的改陈工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末，全国各省市文博单位向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调拨的大批文物中，就有为数不少的传世和出土的铜镜精品，有力地支援了我馆的陈列展览并充实了馆藏。
铜镜的征购蕴含着百余年来数代国博人的不懈努力，馆藏铜镜中半数以上来自征购，在经费有限和待征集计划目标众多的情况下，探索征购性价比规律，针对馆藏查遗补缺、重质不重量，使馆藏铜镜库藏序列得以更加丰富完善。
国家文物局对我馆的文物征集还给予了许多直接的支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数次将香港缉私文物拨交我馆，其中铜镜就有数十件；前几年更是将原寄存中国文物总店的39万余件文留文物划拨我馆，内有铜镜数千件，以宋金仿汉唐镜和明清镜等为主，为摸清家底，我和藏品保管部等相关同志申报了对该批文留铜镜进行系统整理研究的馆级科研项目，将于今年底结项，相信通过此次系统研究鉴定整理，能使馆藏铜镜数量得到明确的飞跃增长，为馆内各项陈列增添丰富备选，大大增加库藏序列的板凳厚度，使国博馆藏铜镜无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位居国内前列。
澎湃新闻：从国博馆藏看，中国各个朝代的铜镜有哪些特色？铜镜的纹饰、形状等的变化与传承有着怎样的规律？
盛为人：经过数代国博人的辛勤努力、国家及国内各文博单位的大力支持、海内外各界爱国人士的无私捐赠，使国博藏镜呈现出数量众多、品种齐全、题材广泛、造型多样、制作精良的特点，序列和品类和我国古代铜镜的发展演变是基本契合的。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铜镜是距今4千多年前的齐家文化铜镜，但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铜镜才开始流行，战国、两汉、唐代是我国古代铜镜制作的三个高峰期，这几个时期的铜镜铸造精良，题材丰富，镜背纹饰至今仍十分清晰，同时还陆续出现了透雕、错金银、金银平脱、螺钿、金银背等绚丽多彩的特种工艺铜镜，属于当时贵富阶层享用的奢华艺术品；宋代至明清，铜镜逐渐成为了日常生活用品，虽然不断有新的题材出现，镜形也趋向多样化，但已远无法企及汉唐铜镜艺术的辉煌了。
中国古代铜镜纹饰、形状、铭文形式等的变化，是与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的变化密切联系的。如战国铜镜中出现的蟠螭纹、云雷纹、羽状纹等镜背纹饰就是沿用商青铜器上的纹饰；汉镜中有不少体现阴阳五行和神仙信仰等内容的纹饰，镜铭中也包含了众多祈望寿如金石、大乐贵富、君宜高官等吉祥用语，它们在镜面上的共存，也是汉代人不同思想追求的集中呈现；三国孙吴时期的四叶八凤佛兽纹铜镜，巳将佛像图案和飞禽瑞兽一起作为装饰纹样反映了佛教自东汉传入后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传布状况；唐代出现的金银平脱、螺钿、金银背等制作繁复奢华的特种工艺铜镜，是展现盛唐艺术水平高峰的产物；宋代的铜镜上出现了标注字号、售价及广告用语的铭文，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商品普及化的真实体现；金代铜镜外缘或纹饰内习见阴刻的地方官府检验官押，是当时铜禁管理的具体物证。这样的情况在历代铜镜上还有很多，都是密切联系呈现当时各领域变化演变的印证。
图3 孙吴时期四叶八凤佛兽纹铜镜
图4 湖州真石三十郎葵花形铜镜
澎湃新闻：在《铜镜卷》的编写工作中，选取入册的铜镜有着哪些考量？
盛为人：《铜镜卷》在编写初期对选取入册的铜镜主要有以下考量：
主要呈现馆藏铜镜时代连缀、品种题材丰富多样、整体品相优良等特点。因此在选取时，从齐家文化至明清，每个朝代包含的各种镜型只要有收藏就尽量吸收，有相同或类似复件的，优先选择其中品相佳或纹饰铭文镜形等有特点的，同一镜型有多个纹饰或图案不同的，也尽量都予选取。不过限于本卷的篇幅，极少数镜型或题材品相虽优但纹饰过于常见的，我们一般就选取该镜型或题材中纹饰图案相对不同的，而不以品相作为第一选择了，如没有只能放弃选择该镜型题材了。
《铜镜卷》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系列之一，在进行文物挑选和照相阶段，恰遇博物馆大楼改扩建搬迁前夕，且相关库房的保管员既要完成文物搬迁前各种文物贴身包装保护设备的随形设计订制，又要抽时间配合挑选丛书各卷的文物、提取照相，时间紧、任务繁重，好在相关保管员多对所管文物十分了解，且富有文物操作经验，我们的专业摄影师技术精湛，不知疲倦地连续拍摄，用最短的单位时间保证了每件文物，在胶卷拍摄的条件下一次拍摄成功，正是他们两者的良好配合，按时安全高效地完成了包括本卷在内的全部丛书文物的拍摄工作。当然有选入本卷的个别铜镜因原修复处粘接材料老化开裂，需要进行修复保养，时间赶不及只能遗憾放弃了。
澎湃新闻：研究人员如何鉴定铜镜真伪？如何对铜镜断代、定名以及对铜镜上的铭文进行释读？
霍宏伟：关于鉴定铜镜真伪，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由于条件所限，我只能略说一二。首先，从宏观架构上来讲，理想化的状态应该是争取各种学习机会，观摩大量历代铜镜实物真品，并结合阅读铜镜相关书籍，建立自己的铜镜真品形象数据库，在自己脑中形成一个历代铜镜标尺序列。其次，就微观方面而言，具体到看某一面铜镜实物或图片，从形制、镜钮、钮座、主区纹饰（铭文）、镜缘五个基本要素入手，认真、细致地观察铜镜背面。再次，注意反复观察铸造、加工微痕及镜体两面原有颜色及后来生出的锈色。最后，将其与脑中所储存的铜镜标尺形象进行比对，从而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的结论。如果说有铜镜鉴定秘笈的话，那就是北宋欧阳修文中所写卖油翁说的一句话：“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大道至简，一语中的。
铜镜断代的基本原则，是由已知推导未知。尽可能寻找与研究对象形制、纹饰及铭文相似的纪年镜，进行详细比对，从而对某一铜镜传世品做出年代上的判断。可供比较的纪年镜，包括纪年铭文镜与纪年墓出土镜，它们是重要的断代标尺。关于传世品断代，不能仅仅满足于判断属于某一朝代，尽可能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如属于某一朝代的某一时期，以便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至于铜镜定名，主要是根据镜背主体纹饰来定，有时也要考虑一些约定俗成的叫法。如果遇到镜背纹饰不甚清晰的情况，可能会引起定名争议。例如，国博馆藏一面唐代双鹰猎狐镜，此镜背画面极简，仅有三只动物形象，均为减地平雕加阴刻，以写意的手法来刻画动物的姿态，动感较强。此镜背下方的动物形象，以往曾有兔子、狐狸两种说法。我对此做了考证，将兔子与狐狸形象从头到尾进行比较，发现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部位：一是嘴部，从侧面看，兔子的嘴略呈圆弧形，狐狸的嘴瘦尖；二是耳朵，兔子的耳朵较长，狐狸的耳朵较小，略尖，呈三角形；三是尾巴，兔子的尾巴小，几乎看不见，狐狸尾巴大，椭圆形的尾部硕大，约占全身的三分之一。由上述三条标准判断，该镜钮下方动物形象应是狐狸。
在撰写《铜镜卷》文物条目时，我们偶尔也会遇到铜镜铭文难以释读的问题，需要向学术界的老师们虚心请教，以集体的智慧来攻克铭文释读的难关。如国博收藏一面南宋当年己丑双剑盾形镜，有个别铭文无法释读。此镜形制为盾形，镜背中部铸一尊三足鼎器，一粒金丹腾空而起，下为一条盘绕成团的蛇。三足炉鼎四隅各有单字篆书体阴文。铭文两侧各立一柄宝剑，纵贯上下。双剑纹外侧，各有一列四字篆书体阴文。经过多方请教，最终确定镜背铭文自右至左连读为“光明贵宝，玉镜弗剑，当年己丑。”其中，“光”字与《说文·火部》中“光”的古文写法一致，此字最难识，花费了较长时间；“明”字不全，仅有左半部分“日”，右半部分“月”字缺，据其他宋镜上相同的铭文补全；“当”字，以往释为“富”，这次重新隶定为“当”字。我也想借此机会，向国博镜铭释读过程中给予指点的老师们表示衷心感谢，主要有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四川大学白彬教授、洛阳画院张建京院长、河南理工大学史德新博士、中国美术学院鹏宇副教授等学者。
图5 国博藏南宋当年己丑双剑盾形镜（国博供图）
国博还收藏有一面唐代三乐镜。镜钮两侧各铸一位老者形象，分别为孔子与荣启期。镜钮上方有一横长方形框，被两条纵线分隔为左、中、右三个小框，框内共计铸有三列九字楷书体阳铭，以往学者或自左至右，或从右向左，自上而下连读，分别为“孔夫子问曰答容启奇（期）”“容启奇（期）问曰答孔夫子”。今结合《列子·天瑞》记载：“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我认为，应该分别由左、右框内的铭文向中间框内铭文读，即“孔夫子问曰，荣启奇（期）答”。由此可见，历史典籍的记述对于镜铭的读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参考作用。
图6 国博藏唐代三乐镜（国博供图）
澎湃新闻：传世铜镜和考古发掘的铜镜在研究层面上有着怎样的差别？两者可否相辅相成？
霍宏伟：根据铜镜来源的不同，我将其分为考古发掘品、出土品、传世品三类。在研究中，首选考古发掘品。因为此类资料为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所得，如同有出生证明，有着明确的出土时间、地点及同出器物组合，保留了大量完整的历史信息，可以运用“情境分析”的方法，将铜镜与伴出器物还原到原始出土环境之中，复原历史面貌，有利于学者达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研究目的。例如，2020年11月，国博举办“镜里千秋：中国古代铜镜文化”展览，展出了1957年陕西西安隋代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出土铜镜及其他器物，并在展柜背板上放大展示了该墓石棺中层一端铜镜发掘现状的黑白照片，使观众能够直观地了解到当时这面铜镜的出土状态。学者通过阅读《唐长安城郊隋唐墓》考古发掘报告，可以获得更多相关的考古与历史信息。
图7 西安隋代李静训墓出土铜镜及其他器物（霍宏伟摄影）
相比之下，传世品的来源不明，只见其物本身，不知从哪里来，出土时地信息全无。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先选择流传有序的传世品。在博物馆的实际工作中，传世品的数量巨大，远远超过考古发掘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尽量克服传世品的缺点，努力激发出内在的学术潜力。以考古发掘品作为标杆，通过与同类纹饰考古发掘品的认真比对，来探讨传世品的断代、铸造区域及可能的出土地点等基本问题。
在撰写《铜镜卷》铜镜传世品文字说明的过程中，我也有自己的一些新见解，或散见于卷中，或未收录。后将其系统梳理，选择了部分典型例证，对国博铜镜传世品资料进行了剖析，找出几点规律性认识，以利于今后对馆藏铜镜及其他传世品的讨论。详见《馆藏铜镜传世品研究中时空要素考察举隅》一文，刊发于《博物院》2022年第6期。
澎湃新闻：请介绍几面国博馆藏最有代表性的铜镜，以飨读者。
霍宏伟：在中国铜镜史上，战国、两汉、唐代铜镜堪称巅峰之作，可以从这三个时段分别选出一面镜子来谈，它们均为考古发掘品。
第一面铜镜是武士斗兽镜，1975-1976年发掘出土于湖北云梦县睡虎地九号秦代墓中。以往人们认为，此镜背上刻画的是两位武士与两只豹子在搏斗的形象。关于此镜图像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方式，即该镜背所反映的是一位武士与一只豹子搏斗的两个场景。前一组画面，表现的是搏斗开始的情景，武士执盾持剑，为防守状，豹子一跃而起，呈进攻之势。后一组画面，武士仍保持防守姿态，豹子尾巴朝前，身体向后，回首张望，显露出溃败之姿。由此来看，此镜背的两组图像已具有一定的叙事特点。它不仅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人物镜，也是我国最早具有连续式构图叙事特点的铜镜，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二面是1951-1952年湖南长沙北郊伍家岭211号西汉后期墓出土的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其学术价值有以下三点：一是纹饰布局，常见的博局镜内、外区里的纹饰法度谨严，随形就势，构成适合纹样，国博收藏的中国大宁镜还有另外一类动物纹饰，头在内区，身体在外区，它们打破了内、外区的条条框框，自由度较大，艺术性更强；二是铭文内容，“中国大宁”等52字铭文带新颖别致，含义深远，与当代中国人产生了强烈共鸣；三是铸造工艺，镜背经过鎏金这一特殊加工工艺制作而成，被称为特种工艺镜，较为罕见。
第三面是1955年河南洛阳涧西谷水唐代兴元元年（784年）陈曦夫妇合葬墓出土的螺钿高士宴乐镜。镜背粘贴许多经过打磨、加工为各种形状的蚌片，构成一幅完美、有序的画面。镜钮上部花树居中，枝繁叶茂，叶间透出一轮明月。花树两侧，自上而下，饰以飞鸟、鹦鹉、小猫等形象。镜钮左右，两位高士坐于鹿皮荐之上，一持酒杯，一弹阮咸。其间，放置一壶一鼎。钮下部正中独立一鹤，两侧各有一水池，池内外小鸟静立。此镜将钮视作中心，以钮上部花树、钮下部立鹤为中轴线，左右布置图像，大致为对称分布。两位对坐的高士形象，外轮廓略呈三角形；右侧高士身后立着一名侍女，与左侧山石基本对称，显现出均衡之美。我认为，此镜是目前中国考古所见直径最大、画面唯美的唐代螺钿人物花鸟镜。曾经被选为封面图，印制于收录了212面古代铜镜精华的《中国青铜器全集·铜镜》一书的护封之上，其艺术价值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图8 国博藏螺钿高士宴乐镜
澎湃新闻：在铜镜研究中，您有哪些研究体悟？未来铜镜文化的研究与传播还有哪些新方向？
霍宏伟：在本人十几年的铜镜探索过程中，确实有一些心得体会，希望能够和广大读者分享一下，总结、归纳出如下研究步骤：一是确定研究对象；二是盘点学术史，广泛收集资料，竭泽而渔，做资料长编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三是列出写作提纲，分块写作，连块成片，统一润色。以我个人的写作经历为例，曾经花费了较多时间，下了很大功夫，收集国博相关资料，对国博铜镜的收藏、展览、整理及研究状况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写出《中国国家博物馆铜镜收藏与研究》一文，收录于《铜镜卷》书前，此即“盘点学术史”。拙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铜镜发掘品出土资料长编》，置于《铜镜卷》书末，这部分资料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我将与国博馆藏20余面铜镜发掘品资料相关的考古发掘简报、报告做了较为系统的辑录，共计两万余字，138幅图，以利于其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同时，我做资料长编之后也有较大收获，撰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铜镜发掘品的考古情境》一文，不仅在2020年10月为纪念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创建六十周年而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宣读，而且还正式刊发于《南方民族考古》第21辑。另有一篇《中国国家博物馆“镜里千秋”展览中的铜镜考古发掘品》，发表于《文物天地》2021年第4期。这就是做资料长编的益处，让我对国博的铜镜考古发掘品更加熟悉，驾轻就熟，便于掌握、运用第一手考古发掘资料，写出原创性的文章。
未来有关中国古代铜镜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大致可以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面：一是进一步开展多学科合作，跨界杂糅，在一定广度的基础上做深入的专题研究，与学术界同道进行更为广泛的专业交流；二是以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作为目标读者，继续撰写、出版具有大众学术特色的铜镜文化读物；三是积极支持博物馆等单位开展铜镜文化的活化利用，让古老的铜镜鲜活起来，重新放射出耀眼的文明光芒，恰如汉镜铭文所云“见日之光，天下大明”。
（薛瑞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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