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口语中，人们对自己父亲的称呼，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可谓千奇百怪、五花八门。
有些地方叫“爹”“大”，有些地方叫“爷”“伯”；还有以“叔”称父亲的，如河南一些地方；有以“相”称父的，如安徽歙县；有以“官”称父的，如福建福清；更有以“哥哥”称父亲的，如浙江武义。还有很多，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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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些丰富多彩的父亲称谓，很少有人再叫了，人们就像一起商量好似的，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管自己的父亲叫“爸爸”。
有语言学家分析，“爸爸”是70%的人类语言中都存在、且意义相近的一个词，因此，这个称谓词应该是人类语言最早产生的词汇之一。换句话说，很早很早很早以前，人类还没有学会说话的时候，就会喊“爸爸”了。
可是，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当中，“爸爸”这一称呼大规模进入汉语社会，并成为对父亲的主流称谓的时间，非常之短，不过就是近三五十年的事情。
那么，古代中国人真的不喊自己的父亲叫“爸爸”吗？
事实上，古代人最初称呼父亲，也喊“ba（音同爸）”，只是写出来不是“爸”这个字，而是“父”。
“父”是汉语文献中看到的对父亲的最早称谓，这个称谓来源极古，早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有了，其字形是以手持杖，也有人说持的是石斧。
“父”字的演变
东汉召陵许慎所撰《说文解字》解释说：“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是说“父”为会意字，象以手举杖之形，是指立规矩、统率全家、以法度教子的一家之长，即父亲。
“父”作为父亲讲，早在先秦就有了。如《诗经·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到了后来，“父”多与“母”连在一起使用，表示父亲和母亲。如元杂剧《拜月亭》：“俺父母多宗派，您昆仲无枝叶。”
“父”是中国社会中历史最悠久、最稳定、也最有地位的称谓，从古至今，无论是字书、辞书记载，还是人们的口语习惯，一直都没有改变。直到今天，“父”仍然是人们对父亲的一个重要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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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汉语中，“父”有时候也称“父亲”。一般来说，“父”多用于背称，少用于面称，而“父亲”，由于是“父”的口语化、交际化，可用于面称，也可以用于背称。
如元杂剧《拜月亭》：“父亲息怒，宽容瑞兰一步，分付他本人三两句言语呵，咱便行波。”
《拜月亭》又：“自从俺父亲就那客店上，生扭散俺夫妻两个，我不曾片时忘的下俺那染病的男儿。”
那么，为什么说“父”在上古语言中读“ba”音呢？
清末民初，有一位叫章炳麟（1869-1936）的古文经学家，在1907年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新方言》，他在书中说：“今通谓父为爸。古无轻唇，‘鱼’‘模’转‘麻’，故‘父’为‘爸’。”
章炳麟的意思是说，“爸”实即“父”之本音。也就是说，在上古语音中，“父”这个字，从人们口中念出来，就发“爸”这个音。
章炳麟的这个结论，是以“古无轻唇音”为理论依据的，它是清人钱大昕（1728-1804）提出的一条著名的汉语声母音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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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古无轻唇音”，简单一点说，就是在汉魏之前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里，没有“f［佛］”这样的唇齿音，只有“b［玻］”“p［坡］”“m［摸］”这三个重唇音。今天很多由“f［佛］”作声母的字，都是后来从重唇音声母中分化出来的。
举个例子：比如“孵小鸡”的“孵”字，普通话读作fū（音同“扶”），轻唇音。而山西平定方言则读作“菢”（bào，音抱）；到了南方，吴方言的上海话则读作bu（音同“布”），都是重唇音。
又，在晋方言区，如平定、清徐、太谷、祁县、寿阳等地，把“马蜂”的“蜂”说成“peng（音鹏）”，这也是上古汉语重唇音读法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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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广东有个地方叫“番禺”，这个“番”字，在当地不读作番茄的“番”，而应该读pan（音同“潘”）
上古汉语中，父亲的“父”字读作ba（音同“爸”），也是这个道理。
“父”，今音拼作“fu”，但在上古读音中，“父”的声母不是“f［佛］”，而应是“b［玻］”。
至于说韵母[u]，由于“鱼”“模”转“麻”的缘故，也就是说，上古音韵中的鱼部、模部，经常通转为“麻”，所以，“父”的韵母在上古读音中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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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上古语音中，至少在唐宋以前，“父”的发音为“ba”，跟今音“爸”极为类似。
那么，“爸”这个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爸”字见诸文献，始于三国时期张揖所撰训诂书《广雅・释亲》：“布可切。爸，父也。”
古代没有汉语拼音，人们只得用汉字来给汉字注音。“布可切”，就是古代对汉字的一种注音方法，即“反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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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反切，简单来说，就是把两个容易识别、极为常见的字，合在一起，第一个字取其声母，第二个字取其韵母和声调，然后二者相切，这个生字的读音就拼出来了
比如，“布”的声母为b，“可”的韵母为e，声调为阳平，两者合起来，反切的音则为“be”，与今音“波”相同。
南朝梁顾野王《玉篇》亦载：“爸，浦可切，父也。”这里，反切的音为“po”，与今音“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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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张自烈《正字通》对“爸”字的注音更为明确：“旧注浦可切。婆，上声。吴人呼父也。引杨升庵曰：‘今南夷呼父曰波，概此字之转也。’”
这些文献显示，在汉魏六朝时期，作为对父亲称谓的“爸”字就已出现了，但其发音为“波、婆”等，并不是今天“爸”的发音形式。同时，还未出现“爸”的叠声词“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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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到了唐宋时期，“父”和“爸”字今天的读音形式，开始出现。
约成书于唐开元二十年(732)之后的韵书《唐韵》，将“父”字注音为“扶雨切”，折合成今音即为fu（音同“父”）。
成书于北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的官修韵书《集韵》，将“爸”字注音为“比驾切，音霸”，折合成今音即为ba（音同“爸”）。
由此可见，中古以后，就开始有两个称谓父亲的词，一个是与脱离口语的“父”，一个是记录口语的“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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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父”字读音转变成[fu]后，人们就创造出一个形声字“从父巴声”来记录原来的口语音[ba]，这样“爸”字就产生了，此种情况属于“父”（语音[ba]）这个旧瓶装上了新酒的“爸”字。
“父”在古代典籍中的出现频率很高，一直延续到现代书面语中。而“爸”字则不同，在书面语中久久未得到普及，直至在清代文献中才偶然显示其踪迹。这说明古人重视文言、书面语, 轻视口语、俗语。
那么，“爸”的叠声词“爸爸”又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爸”的重叠形式“爸爸”，最早见于明末清初张自烈《正字通》：“夷语称老者为八八，或巴巴，后人因加父作爸字。吴人称父曰爸。”
古代书籍《正字通》
张自烈《正字通》又称，“爸”字为“俗音，非正音也”。可见该词到了他那个时代，仍未确立“正统”地位，只是吴越一地的方言而已。再者，他还认为，“爸爸”一词从“夷语巴巴”而来。
张自烈所谓“夷语”，即外族人的语言，“八八”“巴巴”，显然是音译。
与张自烈同时代，有位著名学者叫方以智，他编撰了一部辞书，叫《通雅》，他在书中这样说：“八八，乃迻语之称巴巴也。《唐书》，德宗以怀光外孙燕八八为后八八，盖迻语称老成者曰八八，或巴巴。今回回教以老成者呼八八，其声近‘把’。”
迻，读作yí，通假“移”，就是“迁徙”的意思。“迻语”，即今所谓“外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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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书》中提到的“怀光”，是指唐朝将领李怀光。他是靺鞨族，其父茹常，以战功赐姓李氏。
李怀光自幼跟随名将郭子仪，颇有军功，累迁御史大夫、朔方军都虞候。因功勋日盛，引发宰相卢杞的妒忌与构陷，也引起唐德宗的猜忌。李怀光遂反叛朝廷，后兵败被杀，他的两个儿子也都死于这场兵变中，故李怀光无后。
后来，德宗念李怀光旧功，可怜其绝后，赐李怀光的外孙燕八八姓李，赐名承绪，授左卫率府胄曹参军，为李怀光后嗣。
古代典籍
李怀光家族世居渤海郡（今吉林敦化），从他父亲那一代迁居中原，属“迻族”。估计李怀光外孙这个人比较稳重老成，人们便称他为“燕八八”。
“巴巴”一词，阿拉伯语为对男性长者的尊称，放在人名的后面。例如，人名“阿里”者，若上了年岁，人们会称呼为“阿里巴巴”，跟我们汉族人称呼老年长者为“王大爷”“张大爷”一样。
因此，有学者认为，汉语中的“爸爸”，是由阿拉伯语“巴巴”转化而来的。
但是，也有更多的学者坚持认为，“爸”非外来，而是汉语的自产词，且古已有之。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黎锦熙。
古代典籍
黎锦熙（1890-1978）是一位的语言学家，1933年的时候，他在《国语周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爸爸”考》，他在文章中指出，“爸”并非外来，而是地道的汉语词汇，且历史非常悠久。所以，国语统一过程中以“爸爸”来称呼直系血统上一代男性，完全遵循汉民族古老的传统，合情也合理。
那么，“爸爸”一词是从何时开始普及的呢？
虽然自《广雅》开始，其后《玉篇》《广韵》《集韵》，直到《康熙字典》，逢字书必收录“爸”字，释义也都相同，但我们很难在其他书面文献中找到“爸”类父亲称谓词的记载，直到清代，在一些白话小说中才开始使用“爸爸”这一称谓。
如，晚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天已向午了，忽然一个小孩子走进来，对他道： ‘爸爸快回罢，妈要起来了。’”
又，晚清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当下都让这中举的赵温走在头里，屁股后头才是他爷爷、他爸爸、他叔子、他兄弟，跟了一大串。”
古代典籍
即便如此，从清朝直到民国时期，“爸爸”在众多表示父亲的称谓中，一直没能脱颖而出。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爸爸”只是对老者的尊称，也可能是对父亲的专称，这两种涵义是同时存在的。
如，民国笔记《花随人圣庵摭忆》：“西太后手指诸女，语德宗曰：‘皇帝，谁堪中选，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德宗对曰：“此大事，当由皇爸爸主之。”
这里的“皇爸爸”指的是慈禧，毫无疑问，“爸爸”在这里并非父亲之意，更可理解为指对尊长的敬称。
《老残游记》
而在《老残游记》中，有这样的文字：“我也是听人家说的：府里南门大街西边小胡同里，有一家子，只有父子两个：他爸爸四十来岁，他女儿十七八岁，长的有十分人材，还没有婆家。他爸爸做些小生意，住了三间草房，一个土墙院子。”
这里出现的两处“爸爸”，指向就非常明确，无疑就是父亲的意思。
在清末后十年直到1949年的国语运动中，教育部将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父亲”称谓词依北京话改为“爸爸”，引起了一场小风波。有人对此很不赞同，认为这么改是改错了，“爸爸”不是对“父亲”的专称。
王少伦 《父与子》
到了1945年，上海申报刊文，倡议设立父亲节，因“八八”谐音“爸爸”，便定在八月八日。可以想见，这一时期，“爸爸”这一称谓在世俗生活中有了更宽广的接受度。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爸爸”作为父亲的主流称谓词，渐渐崭露头角。但是，在很多方言中，它还处于从老派称呼向新派称呼过渡的阶段，似乎比较“年轻”。除了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之外，绝大多数地方的人们依然对“爸爸”一词不太接纳。
张洪赞 《父子》
据相关资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爸”“爸爸”“阿爸”等爸系称谓，只分布在134个方言点中的39个点上。
“一夜春风过万家，满园深浅吐芳华”。“爸爸”一词的真正得到普及，是在改革开放后。人们受到以普通话为标准的大众媒体的影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爸”系称谓已扩散分布至各大方言，现在已成为对父亲最流行的称谓。（张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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