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赫《画品》提出“六法论”,其第二法为“骨法用笔”,绘画中的骨法用笔,乃从书法中来。传为晋代卫夫人《笔阵图》中说:“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书法用笔讲究多力丰筋,绘画中亦如此,东晋顾恺之在《论画》中评论作品亦讲“天骨”“俊骨”等,到南齐谢赫归纳为“骨法用笔”,并上升为绘画创作与品评的法则的高度。光伟先生深谙书画用笔同法的规律,他的篆书特别是行书有相当功力,其行书作品,注重章法、节奏和线条运用。他将书法的节奏、转折、韵律运用于绘画中,提升了作品的表现力和造型力。此外,他还注重整幅作品的章法布置,即谢赫“六法”中的“经营位置”,他将足球比赛的排兵布阵比之绘画的构图,认为绘画创作要迁想妙得,经营位置,节奏变化,平衡协调,笔精墨妙。他的书法用笔在整个作品的大结构安排和节奏变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光伟先生善于用手卷或横幅表现杜鹃木的雄奇之姿。高山杜鹃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生长的,枝干或直冲而上,或盘亘谷底,那是一种生长的本能,都是为了吸收阳光和水分。《众木之神》这幅横卧的杜鹃图,以书法用笔,快速转折勾画出枝干,遒劲有力,盘曲生长,有如游龙戏海,杜鹃花鲜红怒放,生机勃发。《云闲月静时》、《雨过潮平》、《望月图》等作品则采用竖构图,枝干表现仍用书法运笔之转折画出,支撑画面,形成节律,有一波三折之韵律形式感,杜鹃花叶用花青色画出,鲜嫩肥厚,杜鹃红花点点,提升画面。

文/陈池瑜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沈光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花鸟画家,是当代花鸟画创作成果颇丰并具相当影响力的艺术家。

光伟先生早期画过油画,有扎实的造型能力和敏锐的色彩感受力。后来他专攻花鸟画,对绘画史上的写意花鸟画作深入研究,探索花鸟画创作新的路径,特别是在花卉、果蔬、草木题材的表现中,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饱含当代文人清雅平实的艺术精神,在形式探索方面,吸收恽南田、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人的花鸟画创作技巧,在花卉蔬果表现方面,形成画面简洁,色彩淡雅,生趣盎然的特点;在杜鹃花的表现上,以书入画,用线造型,色墨相宜,独辟蹊径,形成鲜明的形式特征。

现代著名画家陈师曾在《文人画的价值》一文中,认为文人画就是“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宋代苏轼,对文人画理论及创作都做出极大贡献,他将文同的文看成是其德之糟粕,将文同的诗看成其文之毫末,而诗不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为诗之余。而书画诗文皆由德衍生而出。所谓德即人品、品德,在艺术作品中主要体现为作品形式和形象中蕴含的精神品位,审美情趣,所谓人品高艺品亦高,即为此理。

光伟先生对中国画的传统有独自的理解,从传统中获得表现事物的方法,体会用笔运墨,这只是经验的积累。而学习传统,更应体验蕴涵其中不断发展丰富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这是最重要的中国艺术传统。光伟先生认为:“中国画形式本身只是引子,艺术家在与自然的交流中,看到了生命的本质,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大智慧”。(《画外话》)

光伟先生正是在日常见到的瓶花、蔬果,草木中,在雪山写生中见到的杜鹃花上,和自然物象作一种情感上的交流,捕捉到了一种自然精神与生长的力量,感悟到一种生命的本质,他用笔墨形式加以表现。从其创造的艺术形象中,观看到的正是艺术家和观赏者自身本质力量、自我精神价值的感性存在。

光伟先生画高山杜鹃几十载,文人雅士吟咏杜鹃大都倾诉苍凉悲怆之情怀,而光伟先生遍寻名山画杜鹃,最让他感动和不能忘怀的是杜鹃生命的不屈与奔放,这是他于2014年所画的《高山杜鹃入画图》中题款中所表达的画意,所以他画杜鹃,是在表达杜鹃的生命精神,他将杜鹃喻之为“众木之神”,杜鹃的神圣,即抒写了人之生命精神的伟大。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他也能从瓶花、盆景、蔬果中体验到某种生命意趣。他家中客厅放置一大笔筒,友人赠五彩云南干花数扎,恰好插满笔筒,蓬勃可观,数年过去,花色褪。其女儿网购勿忘我鲜花数十扎,重置其中,满厅生辉。光伟先生挥笔成画《勿忘我》,宽大的笔筒用枯涩的干笔画出,紫色的花叶润泽闪亮,鲜活生动。画旁题识“清南田论画曰,惟能淡逸而不入于轻浮,沉厚而不流为郁滞,敷染愈新,光辉愈古,乃为极致。又曰不入畦径,谓之士气,不为时趋,谓之逸格”。

此乃以情观物,借物喻意。光伟从客厅笔筒中平凡之勿忘我花草中,品味到的是不为时趋的“士气”与“逸格”,赋予作品一种特别的艺术精神与人生品格。法国雕塑家罗丹说,杰出的艺术家善于从别人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出美来。光伟就具有这样一双独特的眼光。友人赠金橘,置于案头,每日与之相望,至初冬叶落果黄,遂生画意,创作《金橘》,用枯湿大笔勾勒枝梗,转折处彰显骨力,四只金橘,青中泛黄,给人以果实丰收之感。该画构图简洁,墨色对比强烈,章法疏密有致,是小品中的大手笔,极富大家气派。他画《百合花》,用淡灰画出百合花叶,明快清丽,如清水芙蓉,品位高洁。题识:“余爱百合花,爱其形,喜其色,兼得百年好合之美意”。

他从客厅爬满的地瓜秧中观赏到植物新的生命在萌动;从川西康定跑马岭上拾得高耸松树上的巨大而饱满的松塔一枚,置于案头,发现松果的生命含意;从玻璃花瓶中的水仙花上看到顽强的生命绿色;从石榴迸裂中联想到“笑口长开”、吉祥纳福的祝愿;从泰山岱庙院中老植木绣球花开,体悟到十里薰风,一片云锦。他赋予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草木花果以丰富的精神意蕴和审美意趣,并巧妙构图,创作出妙趣横生、形式独特的花卉写意作品,我们观看他的这些花卉作品,仿佛在阅读一篇篇日常生活美学之朴实而华美的锦绣文章。

光伟先生花鸟画作品另一特色,是对杜鹃花木的表现,这一题材和表现手法,成为他的标志性艺术风格与形式特征。高山杜鹃是古人极少表现的绘画题材,他从1984年到黄山写生第一次见到高山杜鹃就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又到黄龙、九寨写生,并多次到川西海螺沟原始森林,观察感悟高山杜鹃的生长特点,他对杜鹃花开花落,即含苞、怒放、败落的全过程进行写生,他对高山杜鹃在恶劣环境中不屈地生长与绽放深为感动,这都激发了他对杜鹃花题材的创作冲动。

光伟先生对杜鹃花木的喜爱到了崇拜的地步,他誉之为“众木之神”“花神”。他创作杜鹃花木以书入画,将书法用笔的骨力、节奏、韵律、快慢运用到绘画创作中,特别是对写意水墨画创作,有很大的帮助。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就提出“书画同体”的概念,指出:“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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