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士大夫政治体制下，宋代士大夫为了保证精英治国，并防止官满为患，精心设计了官僚选拔制度。士人入仕后，首先成为选人，在选人七阶内循资、磨勘、考课，在当时人所说的“选海”之中翻滚，论资排辈，耗时费日。在此期间，选人必须忍气吞声，小心翼翼，接受地位与待遇低下的现实。对于选人来说，做到这些还不困难，此时的命运主要在自己手中把握。但脱离选海，升迁为京官，则犹如鲤鱼跃龙门，十分艰难，需要好风凭借力。
宋朝制度规定，选人改升京官需要有五份荐举信。这五份荐举信并不是随便找个官僚就可以写的，其中的三份必须要由选人直接主管的顶头上司来提供。有条件的五份荐举信是政府控制官员数量和质量的一道重要关口，也是下层官员通往光明仕途的必经瓶颈。这样的制度设计无疑是理想的。不过，正如无菌状态只呈现于真空一样，理想的制度设计，一旦投放到实际政治运作之中，便会变形走样。
从杨万里为自己子嗣亲戚寻求荐举、斡旋改官的事实，可窥一斑以见全豹。
杨万里本人，可以说是在科举这条狭路上冲杀出的为数不多的幸运者之一。审视他的狭路奔波，22岁乡举失败，24岁再试，方得取解，但在25岁应试礼部，又名落孙山。不屈不挠，27岁再获乡解，遂于28岁以并不年轻的年龄终得登第。其间颇历曲折，备尝艰辛。是年为绍兴二十四年（1154），此时南宋尽管立国未满三十年，但仕途已显拥挤。
登第后，杨万里成为最低一级的选人左迪功郎，授以赣州司户参军。不过，由于僧多粥少，他还不能立即赴任，待阙两年后，方携父母与家人赴任。32岁时杨万里在赣州司户参军任满，被授以零陵县丞，又经历一年多归乡待阙后，再次携父母与家人赴任。
在零陵县丞任上，杨万里一直做到37岁。在此期间，杨万里十分幸运的是，结识了因贬谪居于永州的名臣张浚和他的儿子理学家张栻，从而得以师事张浚。此后政治形势逆转，高宗禅让，孝宗即位，起用主战派张浚出任宰相。大概张浚动用了其宰相的权力，以堂除的方式，将零陵县丞任满赴调的门人杨万里改秩左宣教郎，任命为临安府府学教授。从此，杨万里得以脱出选海，但生活上还一时未能摆脱贫困。
由于有过这种亲身经历，杨万里在官场具有一定的地位之后，便竭力提携帮助子嗣亲属尽早脱离选海。他为儿子、亲属或者门人请求破白、合尖等荐举状的书信，或是请求关照的书信，以及求得荐举状后的感谢信函，就达100多通。
对于并不太熟的人，杨万里要先去信套近乎，往往等到与对方有过两三次通信往复之后，方提出自己的请求。可以说为儿子、亲属或者门人请托，几乎成了杨万里晚年家居的主要事情之一。由于是写给不同的人，所以他为了省事，用的几乎都是同样的词语。晚年的杨万里，身体并不好，右臂麻痹，不能写字，就口述让儿子或女婿代笔。以晚年带病之身，写下几百封请托书信，也着实难为了他。
杨万里有着诗人的狂放，性格倔强。尽管如此，数百封书信的事实表明杨万里的不得已。三个儿子自不待言，其他人也不是与杨万里毫无关系。他们之中，有的是杨万里妻子的亲属，有的是杨万里儿子的亲属，还有就是利益相牵的乡党。
尽管杨万里已经退休家居，但几十年的为官生涯，特别是他曾经在淳熙十二年（1185）担任吏部郎中期间，应宰相王淮请求写下过《淳熙荐士录》，一口气提名推荐了60人。这些都成为杨万里退休后推荐子嗣亲属时可资利用的人情资源。
实际上，对于杨万里来说，在张口求人时，心理也很复杂。长子的妻兄求他向一位不认识的官员写信求荐，杨万里回信说：“陈漕无半面，不曾通书，亦不曾作幼舆托庇之书。彼此无情分，岂可干求，谈何容易！不惜取辱，但无益耳。”
根据制度规定，在五通举状中，顶头上司州府、监司长官的推荐信是必须要有的。在朝廷中，杨万里熟识的高官并不乏人。然而，年辈较浅的地方官员，杨万里则并不是都很熟悉。这些书信，表达多有不同。含蓄而间接的，表明杨万里对其人不甚熟识，或者说交情尚浅。比较直言不讳请求的，表明杨万里对该人相当熟悉，有一定交情，甚至是曾有恩于对方。请求对方，也属于寻求一种利益的回馈。
在杨万里的不懈斡旋之下，长子杨长孺终于在几年内连续升迁，脱离选海，踏上顺利的仕途。斡旋成功，还有扫尾工作要做。这就是必须向推荐者致谢。因为这并非一锤子买卖，杨万里还有其他儿子和亲友需要这些在任官僚的推荐。这样的书信不少，我们仅看其中的一封，《答周丞相贺长男改秩幼子中铨》：
长男难矣，初临壮县之万家；幼子斐然，偶试吏部而一得。民之多幸，揆厥所元。繄我公头章破白之恩，及平日口讲拾青之诲。率俾先人之门户，未荒数亩之蓬蒿。藏之中心，感焉至骨。
这一封是杨万里写给周必大的感谢信。关于这两个同乡间的关系，《宋史·杨万里传》提及这样一件事可以窥见：“万里为人刚而褊。孝宗始爱其才，以问周必大，必大无善言，由此不大用。”尽管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在杨万里晚年还乡后二人交往亲密，但于往事不可能毫无芥蒂。不过，杨万里为了自己儿子的前程，不得不硬着头皮求周必大写第一份推荐信来“破白”。在两个儿子分别因此而改官和中铨之后，还写信用了“感焉至骨”这样夸张的表达，表示刻骨铭心的感恩。
杨万里仅仅为长子一人，就写下了多达20封直接求情的书信。这是一个缩影，不仅仅是一件个案。连地位与名望相当高的杨万里都要低声下气地求人，甚至也有达不到目的失败之时，可见寻求举主之难。
朱熹在拒绝一个选人求荐的回信中写道：
“朝廷设官求贤，故在上者不当以请托而荐人。士人当有礼义廉耻，故在下者不当自炫鬻而求荐。平生守此愚见，故为小官时，不敢求荐。后来叨冒刺举，亦不敢以举削应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挟书求荐。其在闲居，非无亲旧。在官亦未尝敢为人作书求荐。唯老成淹滞实有才德之人，众谓当与致力者，乃以公论告之。”
杨万里在推荐朱熹时，就说过朱熹“性近于狷介”。然而即使是“性近于狷介”的朱熹，其实同杨万里一样，也会碍于人情来推荐一些人。朱熹信中的“其在闲居，非无亲旧”便已透露出这一事实。至于被他拒绝的人，大概是还未能进入他的“亲旧”圈子。
越走越窄的仕途将选人逼向奔竞之路。普通选人的官阙名额为宗室出身的选人所侵占，这便使得“员多阙少”的状况更为严重。
宋朝皇帝鉴于历史教训，对宗室入官，特别是成为高官加以限制，但这方面在北宋后期已经开始松动。到了南宋，为了维系正统，兴旺赵氏皇族，采取了更多的优待宗室的政策。不仅有赵汝愚那样的手握大权的高官出现，还有更多通过科举等途径成为低级官僚选人的宗室子弟。宗室入官，加之历来就有的恩荫入官，与进士出身的选人合流，使得选海更为拥挤。
势家出身的选人浮在选海的上层，宗室出身的选人浮在选海的中层，普通无权无势无背景的选人则沉淀于选海的底层，难以跃出海面。
来源丨《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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