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生在世，媚俗之人不可深交。
因为当一个人愿意为了功名富贵而轻易低头的时候，他往往会在关键时刻，为了功名富贵同样做出违反底线的事件。
所以在生活中，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当你站在高位时捧你捧得最厉害的，和你在低位时踩你踩得最狠的，往往是同一类人，就是因为他们并不存在所谓的底线，一切都是唯利益是图。
古人说：能媚我者，必能害我，宜加意防之；肯规予者，必肯助予，宜倾心听之。
这句话意思就是：能讨好我的人，也一定能加害我，所以应当留心防范；肯规劝我的人，也一定能帮助我，所以应当诚心信任。
在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个大夫叫文子，有一段时间流亡在外，就遇到了需要投奔谁的问题。
有一天，当他经过一个小县城时，当时跟着他的一个下人就说：“这个县城里面有一个人，曾经是你的朋友，你为何不在他的家中休息一下，顺便等待后面的车辆呢？”
文子就说：“我曾经喜欢音乐，这个人就给我送来了鸣琴，我喜欢佩玉，这个人就给我送来了玉环，他这样迎合我的爱好，无非是为了得到我对他的好感，但是我现在又怕他会出卖我以求得别人的好感。”
于是，文子没有多做停留，便快速起身离开了，结果不出他所料，那个人扣留了文子后面的两车人马，并把他们献给了文子的敌人。
世间有太多这样的人，他们擅长的伎俩就是以阿谀奉承为手段，以糖衣炮弹为武器，为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在他们阿谀奉承的攻击之下，很多人往往没有辨别能力，在他们的糖衣炮弹之中失去招架之势。
而他们这样做的最终目的，也只是为了从那些被奉承的人身上得到回报，一旦取得了他们的信任或者依仗他们的便利之处达到目的之后，也就是羽翼丰满起来，这时必然会翻脸不认人。
甚至当你对他们有可以利用的机会时，他们就乐于奉承，当你一旦出现变故，失去可以借助的条件时，他们立马会暴露出来原本的嘴脸，这些状态都是小人专属的特性。
我们要做的不是一味去抱怨人性的自私与残忍，而是学会辨别君子与小人的作风，以防止被糖衣炮弹所迷惑，以恰当的姿态保全自身，这才是与人相处的智慧。
一个人在顺境得意的时候肯依附于你，去奉承于你的，未必能够给你带来正面的意义和价值，反而是那些愿意以严厉措辞提醒或指责的，更值得倾听与深交。
因为对于这种人来说，他们的出发点就是以善良为做人根本，在关键时刻凡事考虑的都是为人处世的道义，也正是因为他们懂得守底线，所以不会选择媚俗，常常直言相劝。
而媚俗之人则完全相反，他们心中只有利害而没有原则，会在任何关键情况下为了利益而做出妥协之事。
二、
唐朝前期的魏征和后期的李林甫两个人，就是这种案例的正反两个极端。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任皇帝，他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也是最为人称道的盛世。
而凡事都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当时之所以有这一盛举，除了受益于其它多项原因之外，还与一个重要的因素有关，那就是唐太宗“广开言路”的政策。
一个圣明的君主，遇到一个敢于直言进谏的名臣魏征，可谓是“天作之合”。
魏征进言的时候，很少顾及君王的情绪，有的时候即便把李世民说得有些生气，也没有收敛之意。
正是这样一个敢于直言的忠臣，才为当时的大唐发展，规避了很多可能存在的障碍根源，也正是李世民“广开言路”的智慧政策，才给了大唐快速发展的机会。
而反观唐朝末期的“奸相”李林甫却刚好相反，李林甫本身虽有才能，但是心胸狭隘性情卑劣，容不得一丝一毫比自己有才能的人存在，处处排斥可能会对自己产生威胁的能臣名将。
更重要的，他极尽奉承阿谀之言，千方百计地蛊惑唐玄宗，目的就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身份名位，以保证自己受到重用。
而这种闭塞视听，使言路断绝的行为，也是导致唐玄宗一味沉溺于酒色温柔乡之中的根本原因，也成了唐朝由此逐渐走向衰败的一大原因。
而在轻信谗言这个问题之中，除了小人擅长阿谀奉承的问题之外，更在于当事人不懂得明辨是非所造成的后果。
就像唐玄宗一样，之所以有唐朝的衰败，除了李林甫本身的奸诈卑劣，其实更源自于唐玄宗的昏昧无知，不懂得辨别是非的后果。
李世民曾说：“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但是唐玄宗却没有明白曾祖父李世民的这一忠告，没有善待忠臣，反而被奸邪之人蛊惑。
而反观生活，有多少人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当自己听到一些花言巧语之外，就忽略了自己应该具备的防备之心，最终在小人糖衣炮弹的攻势之下，毫无招架之力，给小人留下了可乘之机，遭受了甜言蜜语的伤害。
所以人生多一些防备之心，就是提防小人的奉承谗言，让自己多一些明辨是非的清醒能力，以此规避掉人生可能留下的祸患。
作者|国学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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