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存在学术不规范问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曾向社会公布《关于终止刘春雷、宁本荣、巢小丽、麻智辉、巴春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通报》。其中除了项目被终止，预留经费不予拨付外，已拨剩余经费也按原渠道退回。这次通报详细列出了主持人、具体单位、项目名称和编号，可谓资料翔实、一应俱全，而且处罚明确得当，丝毫不拖泥带水。同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也相继主动公布和处理了一批学术不端行为。这些保护学术环境的重拳出击，让我们看到国家级平台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对学术不端的“零容忍”。
“上行”还须“下效”。国家层面的基金已经做出表率，各省、教育厅（局）基金和各高校、科研院所应该积极响应，形成防范和打击学术不端的天罗地网，让各种学术不端的丑恶行为原形毕露、无处藏身。
国家级学术平台之所以敢于公开点名并亮出“红牌”，是因为它们属于“国家级裁判”，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有条件置身事外、做到客观公正。各省级、厅级的学术平台处于中间，算得上“省级裁判”，却鲜像“国家级裁判”那样对作伪行为严厉监督、大胆处罚。难道是因为低头不见抬头见，怕抹不开面子？还是忌惮某些学校级别高、牌子大或某些教授名头响，从而不敢轻易开罪？抑或是在观望，不敢先吃螃蟹，担心出头椽子先烂？抑或是护短心理作怪？如果这些前怕狼、后怕虎的观念和护短遮丑的思想不能消除，“国家级裁判”就算是火眼金睛、打击得再严厉，对改善整个学术环境依然是事倍功半、难以治本。
众多学校、科研院所是基层单位，是学者从事学术活动的“家”，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地。时下，少数学者之所以无所顾忌，一再逾越学术道德底线，就是摸准了基层科研管理者的脉搏和套路，深知他们在公开场合高喊的“零容忍”，只是停留在嘴皮子上，一旦真正遇到自家人学术不端，却又是典型的“零作为”。在这个过程中，出于家丑不外扬或仕途升迁的考虑，许多处理不过是口头上严厉批评，实则是不痛不痒的内部从轻处理，美其名曰“治病救人”、“以观后效”。与其说这是处罚，毋宁说是变相的鼓励和纵容。当作伪成本远低于处罚成本、拥有巨大的“盈利”空间时，不但无法对作伪者本人产生足够的震慑作用，反而会引诱那些彷徨观望、有心无胆者走上学术不端的邪道。
因此，“基层裁判”不但要主动接受“国家级裁判”、“省级裁判”的监督和约束，更需要按行自抑、暗室不欺，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到对科研高标准、严要求。当自家学术不端被上级部门、其他单位或旁人检举揭发时，管理者要敢于担当责任，不能有丝毫的袒护和包庇。尤其重要的是，应与学者一道警钟长鸣、防微杜渐，让学者在纯净的学术环境中潜心研究、勇于创新，既不能更不敢作伪。令人欣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将“盗用他人学术文章并伪造履历”的教授陆骏除名、厦门大学将持有“完全假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文凭的傅瑾开除、浙江大学撤销论文造假的贺海波的副教授资格等，为净化学术环境树立了榜样。
总之，整治学术不端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上下齐心，共同努力。只有上、中、下都能够切实有效地防止学术不端，学术之河才能回归纯净。当然，学术不端要基本消失，绝非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持久战，需要相关部门和学者有足够的信心、耐心和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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