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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归沙有迹，帆过浪无痕／唐·贾岛
《资治通鉴》可谓代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最高成就，是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经典读物。不过，《通鉴》又不同于一般的史籍，是一部以“资治”为目的，讲述治国理政之道，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政治史典籍，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史学领域。司马光生前就曾多次为皇帝讲读《通鉴》，从北宋到清朝，《通鉴》一直是帝王经筵上经常使用的历史教材，因而被梁启超称为“皇帝教科书”。时至今日，《资治通鉴》仍然是一部值得重读的经典。
今日之中国，距离司马光修《通鉴》的时代几近千载，告别帝制已逾百年。《通鉴》“事君”的价值，早已光芒不再，但正如爱德华·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所言，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历史作品也因时代不同而需要不断反思和解读。今天重读《通鉴》，我们不仅需要重温那些生动传神的记载，更应重视从中汲取历史智慧的滋养，赋予《通鉴》新的时代意义。
今日《通鉴》之读者，职业、身份不一，目的、视角更加多元。那么，如何读《通鉴》才能充分发掘其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首先，我们不妨将《通鉴》还原到历史语境当中，正视其“垂鉴资治”的功能，以求“迹得鉴失”。《通鉴》记载的历史时段上至春秋战国之际，下至宋代立朝以前，上下将近一千四百年。至北宋中期，历代王朝已经积累了大量史书，司马光曾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历代史书“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故“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通鉴》的取材及编修始终以“垂鉴戒於后世”、“有资于治道”的政治道德为标准，秉持了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垂鉴资治”虽不能涵盖《通鉴》的全部价值，却是该书最突出的特点，今日读此书，不宜忽视。
其次，今日读《通鉴》，也应将其置于史学语境中，重视其特有的编纂方式和叙事特色。“历史”一词，通常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二是指对过去发生事情的记述和研究。相比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更为重要，因为很大程度上，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事实”，都是理解、书写、阐释的结果。《通鉴》作为一部“编修”的史学作品，在史学编纂上有卓越成就，但字里行间难免带有书写者的主观态度和价值取向，甚至有记载舛误和评论偏颇之处。当然，其中不少问题已被学术研究订正。今日读《通鉴》，一方面应结合学术研究成果，查疑订误，以求准确的历史知识；另一方面更应把握《通鉴》编纂“历史”的原因、书写方式及文字背后的政治寄托。
《通鉴》既然为“垂鉴资治”而作，读者最理想的收获应是“迹得鉴失”。这一概括取自宋末元初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中，“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有断裂，也有延续，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不因时代久远而陈旧落伍，经过岁月的涤荡反而历久弥新。《通鉴》通过对宋以前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深切思考，总结了决策、用人、吏治等治国理政方面的得失，这些规律与当今管理各类行政机构、企业、社会组织实有相通之处，不无借鉴价值。历史长河中不变的还有人性的善良与丑恶，阅读《通鉴》里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阅读他们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纠葛，对个人亦是“反求诸己”的自我教育。胡三省即认为，“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有学者也认为，阅读《通鉴》是为了帮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史笔载道，道向史求，古代治乱兴衰的事迹，仍在警醒当今世人，历史的价值就在于此。实际上，这就是《通鉴》值得一读再读的重要原因。
我们提倡的“迹得鉴失”，并非简单地将历史与现实相比附，而应有更高层次的目标和追求。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这部《通鉴》评论经典中，着重阐发了“资治通鉴”四字的深刻意义。王夫之认为：“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显然，王夫之对如何以史为鉴，以史“资治”，有更高的要求和明确的主张，对于“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这也是我们今日重读《通鉴》的基本理念。人们常说，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读史不仅要知人论事，更要知人论世。否则，读毕《通鉴》，只知一部帝王将相明争暗斗的“相斫书”，何谈“资治”？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曾说：“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作品。”就此定义而言，《资治通鉴》确实是一部值得重读，需要重读，也应该重读的经典。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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