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的研究方法
这首先要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研讨，察看宋代的历史究竟处于封建社会的哪个阶段。对于这一问题，在宋史研究者中迄今并未得出一致的意见。有很多人认为，在宋代，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地租形态中，也已经出现了货币地租。我以为,这一说是不很妥当的。因为，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必须具备一些一定的条件，例如:(1)劳动力的商品化，即劳动者可以自由出卖其劳动力;(2)必须有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厂;(3)必须有包买商人的出现;等等。而在宋代，却是并不具备这些条件的。至于货币地租，则一直到解放之前，中国全部境土上还不曾出现过货币地租，更无论于宋代了。在宋代出现的类似货币地租的，全只是一种折租，即仍以实物租为本位，而因某种缘由，临时把实物折合为货币缴纳的。这不能叫货币租。这种种说法既都不能成立，故两宋时期仍然是封建社会。如前所举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诸事例，说两宋已届封建社会的衰落期或崩溃期也是不妥当的。最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它依然处于封建社会缓慢上升的时期，也可称之为封建社会的中期。
其次，须与十至十三世纪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较，以确定两宋所应占有的历史地位。不论从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发展的水平来说，当时的中国(以宋政权为代表)实际上全是居于领先地位的。这不但从中国的四大发明来说，只有造纸术是在唐代传入西方的，印刷术、指南针以及火药的使用，西亚和欧洲诸国则无不是在十三世纪以后;而从两宋与亚、欧、非诸洲的海上贸易来说，从中国运出的，大都为瓷器、丝绸以至铜钱之类,亦即大多为手工业制造品，而从那些地区与国家交换来的，则多为香料、药材、象牙、玛瑙、车渠、苏木等物，亦即大多为从自然界采集而得者。两相比较，其就为进步，孰为落后，自然也是很清楚的。
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宋代(或者说从十至十三世纪)能发展到这样的高度?这个问题当然要从历史发展的动力来寻求解答。在今天，我们不应该对这个动力问题仅仅给予简单的答复，例如说，只有农民的战争和农民的起义，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唯一动力。北宋政权并不是农民战争的产物;在北宋末年发生的宋江、方腊所领导的起义，也全是局部性的，与唐末、元末或明末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无法相比，我们不能牵强附会地说方腊(更不要说宋江了)的起义曾迫使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有过什么改善。南宋一代的许多次农民起义，包括初期的钟相、杨幺、范汝为，以及发生于晚期的江西、福建等地的农民起义，也无不如此。因此，只给予简单的解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英文版导言》中说:“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同的斗争。”他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也说道:“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我认为，要追寻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也包括要寻求宋代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所以有那样高度的发展，是必须遵循着这样一些原则，从极为错综复杂的一些方面去寻求，才最为妥当的。
微观的研究方法
宏观是对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笼罩全局的鸟瞰，微观则是对具体到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的某种典章制度，某种社会现象，某种新兴事物或思想学说，某个特定事件，某次群众运动，某一特定历史人物，以及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便要要求研究者能广泛地去阅读有关史籍，大量地钩稽有关资料，再做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审核考订工作，然后细致地加以排比和梳理，分析和综合，阐发和评价，写为论文或专著。
从事于微观研究，必须练就一些基本功力。过去，我曾因提出目录、职官、年代、地理为治史的四把钥匙而受到批判，那是发生在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期内的事。严肃认真地说来，在我们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运用辩证的方法进行研究时，上举四个方面的基本功还是必须具备的。现在只就与研究宋史有关的目录学略说几句。
从研究宋代史事来说，单凭靠一部清人编篡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可以从中找到绝大部分可用史籍。从十九世纪以来，新出现的重要宋代史籍，只有《宋会要辑稿》、《宋大诏令集》和《庆元条法事类》等书，为数有限。但是，我在前面尽管说过，从乾嘉以至近代，研究宋史的成果并不多，而对那些仅有的成果我们却必须心中有数。对于当今国内外学者研究宋史的信息和情况也必须灵通和了解。目前欧、美、日本的汉学家中专家辈出，不予以足够的重视，不把过去长时期中外学术隔绝所造成的损失疾起进行补救，那对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也是极为不利的。以上也可算作目录学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研究宋史的必读书籍来说，不论你所想要研究的是属于哪一方面的问题，下开几种最基本的史籍是非阅读不可的:
(1)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
(2) 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
(3) 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
(4)《宋史》中的部分《志》(如《选举》、《兵》、《食货》、《河渠》等)和部分《列传》。《宋史》既极芜杂，且卷帙过多，只应从中选读一些篇卷，而很难遍读全书。
(5)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各《考》中讲述宋代的部分。清人章学诚虽对马端临和《文献通考》均力加贬抑，但《通考》中对宋代各种典章制度的记载，却都是可与《宋史》中的《志》互相补充的。
(6)黄宗羲、全祖望等人著《宋元学案》一百卷
以上虽然把宏观与微观分别列举，事实上，对每个研究者来说，必须力求把这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才行。因为，如果不在一种正确的观点指引之下，而心中又无全局，这样就去进行微观的研究，则势必失之支离繁琐而无所统属;如果不在微观方面作一些踏踏实实的搜讨钻研，而好高骛远，专去从事于宏观的探讨，那等于没有坚牢精密的部件而硬要拼凑为航空飞机，是不会不失败的。
最后我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两宋政权只是从十世纪到十三世纪先后出现在中国境土上的几个割据政权之一,而先后与之对峙的辽(也叫契丹)、西夏和金，也都同样是当时的一个割据政权。对其同时并存的诸政权，例如辽与北宋和西夏，金与南宋和西夏，如果我们只以其中的某一个政权及其统辖区域内的事物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他的两个则弃置不顾，这是很不合适的，实际上也是做不通的。所以说很不合适，是因为我们不论要以哪个政权及其统辖区域内的事物作为研究对象，我们都必须对那一时期的全局作宏观的观察，不能再依照历史上原来的政治格局而加以分割。所以说实际上做不通，则是因为，它们之间既经常有些交涉和战争，如仅仅明了一方的情况而不了解对方的，则这一研究工作必不能到达应有的深度与广度，也就是说，从微观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说，它也是并不合格的。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大物博，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则极不平衡，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彼此不同，各政权的典章制度也互有歧异，因此，在某些并不互相关联的问题上，不但可以把辽、宋、西夏、金的历史问题分别进行研究，即在辽、宋、西夏与金的辖区之内，也可以进行分地区、分行业、分专题的研究。我在上面所说的话，并不是排斥这样一些研究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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