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刚刚与我们告别。到了新旧交替的时候，关于2020年的各种关键词在国内各媒体涌现，而被迅速控制的新冠疫情似乎只是万象中的一环而已。但疫情仍旧急转直下、封锁只见缩紧的英美和欧洲，疫情依然是大部分讨论的根源。
《卫报》、《纽约时报》等大型刊物也照旧风生水起地整理着影视作品类的年度榜单，可在名单列举之外，该用什么语言来总结过去一年，总结一场在日常生活中无影无形的病毒天灾？困在公寓楼里、丧失了具体生活体验的人，又会怎么回望和记忆？
战争、足球赛、马拉松、海啸、火……哪种比喻更适合用来描述这场波及全球的疫情？对于疾病的隐喻，也许恰恰反映了我们对抗失语状态的努力。疫情的冲击也推动了媒介的蜕变，影院遭遇寒冬之际，是否意味着长篇电视情景剧的温情回归？从疫情隔离以来，孤独的封锁生活是大多数人不得不面对的困境，一些人就此提出了“肌肤饥渴”。对肢体接触的渴望，既根植于我们的基因之中，也是寻求人际联结、抵抗分裂现状的表现。
撰文 | 冯塬雅
从语言说起：用来描述疫情的隐喻，哪种更为恰当？
我们对于疾病的表达大多寄托于隐喻，这种语言现象即其后的社会学效用自苏珊桑塔格撰写《疾病的隐喻》起，便在每场大规模传染病中复以讨论。肺结核等自发疾病在历史上被解读为内部性格弱点，但这种偏见似乎在逐渐过时；相较之下，桑塔格对病毒侵入式疾病的社会解读与当下越发相关。兰卡斯特大学的语言学教授Elena 在年末发表了学术论文《‘不是士兵而是消防员’——隐喻与新冠》（“Not but Fire-” – and Covid-19），与其长期研究的癌症相关修辞的学术成果几乎同时发布。
作为语言学家，肯定了隐喻助益表达与信息传播的效用，也沿伸了桑塔格在“爱滋病及其隐喻”中关于军事隐喻的警示。“对抗新冠的战争”这种说法，先后被博伊斯和特朗普在英美援引，以调动大众的意识形态。微生物的入侵需要身体的军事防御，也作为紧急状态获得义无反顾的投入热情、研究力度和资金补助。积极作用之外，这种消除传染的高效语言手段若过度调动、从医疗反弹到社会形态，便会将对疾病的敌意转嫁患者，以之为群体中的他者、威胁性的猛兽、待切除的有害部分。他者越发容易招致抨击，管控越发令人心安，无论此处的他者和管控是否依然只限于医学语境。这种难以把控的观念转换，正是隐喻之高效的阴影面——不确切而极富情感维度，使表达的暗示作用充满风险。而原本就卷在各国政治中的疫情，自然也早在三月爆发之初就因为战争隐喻招致九个月以来持续不断的批评。
《疾病的隐喻》，(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4月版
在论文中提出了相似的批判。她举出实验结果证明桑塔格的观点：使用战争隐喻的时候，未被治愈的患者会不觉自视为败者、弱者、对抗疾病大军的被背叛者，负罪感更深。同时，与重症为军事大敌，或会令人产生败局已定的绝望，因为成败便概括了所有对抗的意义。这种宿命感会在长期疫情中趋之不散，因为一个确切的胜利似乎遥遥无期。也引用了最新的调查结果：疫情中，人们更容易因为悲观而不时放弃自我管理，譬如酗酒、暴食。这或许也有西方国家长时间封锁下的普遍心理健康问题作祟，却也是种可能的推测。
但不同于大部分批评者的是，的论文更像是疾病隐喻使用的系统指南。她主张继续使用隐喻但加以区分，因为实验显示同样的医学现象若使用修辞，患者不仅理解更多，也更愿意接受疫苗；甚至连军事隐喻，也能通过适当的运用促进集体投入。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一个长期的全球现象，一个单薄的比喻是不足以呈现其复杂性的。等人自三月起开展了名为#（重述新冠）的疫情比喻收集，为军事语言寻求替代。论文中举了如下例子：
1. WHO官员在一次演讲中将疫情比作足球赛，称防守、进攻并重：与战争比喻相似，重对抗与输赢对立；
2. 瑞典首相称疫情为马拉松：着重体现疫情防护需要的耐性
3. 巴伐利亚总统称“我们尚未越过山丘”：与马拉松比喻一样强调慢长而艰难的过程，暗示一个模糊的结局；
4. 英国医学教授Hugh 称伦敦会在接下来的两周内迎来海啸般的病例确诊；某新闻中称马德里的医疗系统将迎来雪崩式的压力：运用自然现象和灾害体现新冠为政府和医疗系统带来的冲击，也对本应提供更多资金支持的相关政府委婉施压；
5. 最具原创力的疫情比喻之一出自挪威媒体，原文是“如果要在此时成为英雄，就应该像个刺猬。不要学雄狮怒吼或像巨人般紧急，而应裹成一团等待，暗暗期待柳暗花明”：与对抗性的军事比喻形成强烈对比，提倡大部人主动自我约束，以减少病毒传播。
一位加拿大艺术家在受“二战”时期海报启发之后，创作了帮助控制疫情的海报。
而在全面整理之后，认为“火”是对疫情的最佳比喻，因为它能对应疫情的多个面向、画面感强且极其易懂——传达危机与紧迫感；像疫情一样分为多个阶段；易于解释传染的起因和个体在传染过程中的作用；有助于解释减灭传染的手段；消防员的角色可对应医护人员；火灾之后果与疫情一样与社会平等问题息息相关；易于对比和描述疫情后的未来社会。
的论文只是众多对抗失语状态的努力之一。除了干瘪无情的报告和用力煽情的采访之间，我们表达和描述疫情的方式其实不免贫瘠，这也意味着牵连其中人——医护人员或患者——的角色与体验在大部分读者心中要么极其抽象，要么极其个体化，且都不免渲染。在长期深陷疫情困境的西方社会来说，通过语言本身来理解疫情和引导大众的情感回应的确是绕不过的命题。
媒介的蜕变：电视情景剧的温情回归？
印度裔神经学家、科学史学家兼作家Kenan Malik早在2020年3月就在《卫报》发表的文章《我们像飞蛾扑火般用隐喻解释自身》（Like a moth to a flame, we’re drawn to to ）中写道：“新冠病毒既是我们遭受的生理威胁，也成为了我们身边诸多现象的隐喻，从全球化的失败到移民的威胁不一而足”。描述和看待新冠的方式尚在迷蒙之中，但疫情本身却为人类社会的处境提供了新的语言。
法国新浪潮电影的标志性人物戈达尔也于疫情之初在上直播讨论疫情对电影制作和语言本身的启示，而其中最受引用的观点之一便是以新冠作为信息传播之隐喻：“病毒是种沟通形式。它总是寄生于别的什么东西才能流动”。戈达尔以新冠为引子再次抨击了语言的不可信，但这个顺手的比喻在九个月后逐渐作用于现实中的各种媒介——病毒也附着于传媒，改变着人与电影、电视等媒介之间的关系。
让-吕克·戈达尔，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他在2020年与他人合作进行了一场主题为“新冠疫情时期的影像”的直播。
其实社会媒体消费习惯在疫情开始之初就得到了关注，或许是因为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对现代媒体越发不信任、对信息爆炸的后现代主义现象越发忌惮，也有大选以来对信息传播方式可信度的惯性关注。5月，摩根大通就发布调研结果，总结疫情以来人们的现代媒介使用有何改变：令人无法喘息的不间断新闻、更紧密的社交媒体联系、直播持续增长、好莱坞空窗期以及新电影线上发布的日期提前、电脑游戏填补运动体验的缺失等，都直截了当、情有可原。但到2020年末，随着大选的动荡稍微平息，疫情和隔离也成为结束日遥遥无期的新常态，对媒介的反思也更细更深。
就从戈达尔所在的电影行业说起。12月初，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工作室之一、专注于电影院业务的华纳媒体宣布，其全部2021年芯片将在流媒体OTT平台HBO Max和电影院里同时上映，每部新片在网络平台进行一个月的播放。华纳称之为“针对疫情的临时应对策略”，而大西洋月刊的文化专栏作家David Smis认为，这是对实体电影院的重击。在《好莱坞做好了牺牲电影院的准备》（ Is to Movie ）一文中，Smis写道：“（网络上有更便宜而丰富的选择）即使疫情结束，新策略培养的消费也很难说散就散；华纳的措施并不针对长期商业回报，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个巨大的赌注”。双管齐下的新反映方式确实是出自现实考虑，但各个电影院可能撑不了那么久了，毕竟就美国而言，明年夏天之前都不太可能恢复常态。AMC警告投资人，影院会在2021年初面临流动资金耗竭；另一家连锁公司Regal则已然闭门。而华纳媒体代表着众多工作室的业务转移。
自2017年第三季度以来，美国影院票房收入不容乐观。（图源：）
电影流通形式的改变，意味着观影文化的迭代。Sims认为电影院将会成为怀旧者的精品电影体验，甚至因此提价；亚马逊或迪士尼等巨头将会一举收购凋零的独立电影院，用于推销自己的新片。Bond大学电影和创意性媒体部门的主任 Paul 也在华纳兄弟媒体的新公告出炉后著《试图想象：被疫情推向存亡关键的电影业的三种可能结局》（ this: 3 for as COVID it to the brink）文回应，与Sims所见。除开用以戏谑的第三种情况即“一切照旧如疫情前”，认为影院和之后线上上映的时间差会缩短，迎来越发频繁的网络直播放映；电影片场系统也会回到制作、流通和放映同属一家公司的旧时立体垄断，但迎来新的主人——譬如已在2019年购入自己第一家影院的。
这些趋势或许是老生常谈，欧洲学院派导演就常常追忆黑暗影厅、大荧幕的奇妙体验，包括戈达尔；近年来，电影院更是在等网络平台的崛起中不断式微。经济巨鳄的垄断，也是独立电影制作人间常年不散的隐忧。但正如马克吐温所说，电影院之死的言论，大多是杞人忧天——毕竟，电影熬过了电视、家庭影像、电脑游戏、交互电影体验、下载和虚拟现实等诸多洪水猛兽，但电影院的观感体验依然有难以替代的真实体感。如果说电影面临的是旧危机的猛然加剧，电视机则等来了一次温情回归。
《大西洋月刊》的另一名文化专栏作家Megan 回顾2020，在《2020改变了电视的目的》（2020 What TV Is For）中维护了长久以来被斥作“傻瓜盒子”（idiot box）的电视机：“于我而言，电视机的价值并不仅仅在其常规的娱乐和教育职能，而是作为一种联系，就那么简单……节目是好是坏？我真的不在乎。我想要的是另一种对质量的定义。我希望节目能通过善意或滑稽或怀旧，让我觉得世界有变好那么一点——那种能让远离所爱之人的我，少一点寂寞的内容”。无独有偶，同栏目作家 在《看电视壮举的一年》（The Year of TV ）中也称，在隔离中无法集中注意力、在政治浪潮中焦躁不安的自己，需要电视的抚慰，而不仅仅是将她催眠到麻木。长电视剧终于又受到喜爱，报复性追剧（binge watch），甚至是连续看完一部长剧，成为隔离期间消磨时间的常见选择。而大家一起追剧，似乎让空间上越发疏离的人们因为共同的时间投入而获得似乎更深的联系。
受疫情影响，《迷失》（Lost）和喋血法医（）成为了最适合在2020年重复刷的美剧。（图源：《大西洋月刊》）。
电视的亲密感在孤独的封锁生活中显得珍贵起来。Megan 在文章最后为电视节目正名时，提到了哲学家 在Aeon杂志上分析了笛卡尔以来的二元对立传统，认为现代社会对食物、性和愉悦感的鄙夷皆源自“头脑高于且独立于身体”的观点。长篇情景喜剧电视在疫情中的回归，或许也是因为病毒的侵入让人前所未有地意识到，身体也是定义人类的重要部分，而非头脑；感官在隔离生活中的改变，也影响着头脑与情感。而媒介如何填补身体所经受的孤独与封闭，又是否会长远地影响我们的意识与情感模式？2020的年末总结必定不会是这些讨论的终结。
肌肤饥渴：寻求人际联结、抵抗分裂现状
过去十年的每个十月，纽约建筑设计周在都会有举办丰富的城市步行活动，前后时间实际超过了1个月。和众多节日一样，今年的建筑设计周在线上举行。课程、工作室和演讲之外，步行活动也成了在线漫游。“只有眼睛，没有肌肤”——这是自由撰稿人 在本期N+文章中对这次建筑游的描述，也是文章主题。1996年，芬兰建筑师 在著作《肌肤之目》中叹道，当代建筑逐渐沦为纯视觉效果，而越发不注重“更低级”的触觉和听觉体验，这也是二元对立论的结果——毕竟在五感中，视觉才是信息提取也就是脑力活动的主要途径。改用《肌肤之目》，也是借建筑周的引子讨论疫情期间人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城市本应如体肤，而非单纯的寄居容器；但严格的出行时间和对触摸的恐惧，使城市成为了偏视觉的存在。
《肌肤之目》，(芬兰)尤哈尼·帕拉斯玛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年版
说，自己会把物资采购分成很小的部分，尽量在空旷处多坐坐，甚至看看书；她会搭乘空荡荡的地铁，拿一本小书；她不断重走百老汇，回想往昔行走的记忆碎片。她说，自己孤独的个人生活总在城市肌理中得到抚慰；而每一次对城市设施的使用，一如肌肤之亲。她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各个期刊上描述自己城市漫布的人，而每个漫步者都仿若执着梦呓。
从疫情隔离开始，肌肤饥渴（skin ）就成了普遍困扰。肢体接触能使人平静、满足已经得到研究证实。亚利桑那大学传媒系教授在四月发表论文称，对肢体接触的渴望根植于我们的基因之中，使我们相互联结以求生。疫情已逐渐成为形容既有现实的方式，那么肌肤饥渴，是否也从媒介到空间，成为了我们对美好与人际联结之需求、抵抗分裂现状之渴望的隐喻呢？疫情造成了2020年全球共同面对的混乱现实；而对各种层面的肌肤饥渴的满足，或许是2021年共同预期。
参考资料：
#fn1-13106
作者 |冯塬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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