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孤儿王经年被常胜军司令戈登带回英国读书，在香港警队供职近30年，参与创办上海华界、天津、济南巡警，可以说是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助产士”，后任沪宁铁路巡警总巡官。他在香港、上海长期使用 一名，香港华人多称之为“昆士”。复旦大学刘军曾撰文叙述王经年最后25年的内地岁月，本文利用香港报刊及新出史料，希望完整呈现其传奇一生。
“戈登孤儿”
王经年（1849-1923），江苏昆山人。1863年英国人戈登率领“常胜军”洋枪队攻陷昆山后，收养了几个孤儿。1863年12月，经戈登担保，郜永宽等太平天国苏州守将投降，李鸿章事后将这批太平军将领残酷地杀害。苏州杀降使戈登与李鸿章大起冲突，也使“常胜军”走向了末路。1864年戈登回国时，将王经年带到英国留学。
王经年被收养时的年龄有许多不同说法。据香港天主教档案记载，1872年王经年在香港结婚时23岁，照此推算，1863年他应该是14岁。戈登当时收养了好几个男孩，准备都带回英国，但其他人都在上海逃走了。有西方学者认为，戈登是个同性恋。（史密斯著《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他热衷收养男性孤儿，有其可疑之处，聊备一说。
戈登让他妹妹照顾这个孤儿，让他尽快适应英国习俗与文化。昆士在著名军事训练基地奥尔德肖特（）培训5年，学习军事原理、骑术、枪械和演习，1870年被香港警察总监甸尼（Deane）招募到港，10月19日加入警队，1874年被提拔为警官（），1878年转入港府工作，1880年仍回警队，提拔为三级督察（），俗称“帮办”，为当日香港警队唯一的华人督察。
回国之初，王昆士显然无意进入清廷的仕途。1880年7月，正值“伊犁危机”时期，戈登接受清廷邀请回华，就如何对付沙俄国威胁问题接受咨询。戈登到天津与李鸿章叙旧，宾主甚欢。以戈登和李鸿章在战场上“过命”的交情，想让王昆士进入淮军当教习应该是举手之劳。他没有开口，想必是尊重昆士的本人意愿。
戈登
1893年1月11日，王昆士长子（王文光）结婚，在香港杏花楼大摆宴席。英文媒体报道，新娘父亲是“张之洞的翻译”。其时，张之洞的主要外文翻译为蔡锡勇（英文）、辜鸿铭（德文）、张懋德（法文）三人。起初，笔者曾猜测这位“张之洞的翻译”为辜鸿铭，但深入了解王昆士妻子的家庭信仰后，觉得可能性最大的是张懋德。
张懋德（1834-？），江苏华亭人，一说江苏松江人，在今日都可称为上海人，1849年赴意大利那不勒斯圣家中华书院学习，1858年回国后曾任意大利驻沪领事馆翻译，后通过捐纳得到甘肃通判头衔，入两广督署当法文翻译，张之洞督粤时任广东洋务处法文翻译委员，（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112页）参加中法越南勘界工作，后任广西“东兴洋务委员”，因办理交涉不善于1897年被撤任，受盛宣怀之命协助比利时工程师沙多修筑铁路。
张懋德、王昆士，一个华亭人，一个昆山人，在当时来说份属同乡，乡音相通。无法忽略的是，张懋德出身天主教家庭，这是他得以赴那不勒斯留学的主要原因；王昆士妻子谭有则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这是两个家庭联姻的基础。日后，王昆士三个儿子进入汉冶萍系统工作，想必跟张懋德有一定关系。
辜鸿铭与张懋德为张之洞幕府同事，都曾赴欧洲留学，这些有着共同留洋背景的人容易构成同一个交往圈子。
辜鸿铭与王昆士合影，摄于1920年，据说由香港著名的华芳照相馆拍摄
“中国福尔摩斯”被开除
王昆士是语言天才，各种方言能学得惟妙惟肖。他也是伪装大师，经常化装成苦力、小贩、海盗等等，混入鸦片窝点、贼窟里面，有时一待几天甚至一个星期，经常命悬一线。王昆士几乎是香港人人皆知的华人侦探，曾屡破要案。有一次，王昆士在街上见到一个人很面熟，怀疑是潜逃的杀人犯，却又不敢造次，他叫便衣警员前去挑衅，故意发展到吵架，然后名正言顺地带回差馆审问，一审之下，果然是他一直在追捕的杀人犯。王昆士屡破大案，特别是有一次将一伙海盗数十人一网打尽，从此有了“中国福尔摩斯”的盛誉。
刘军认为1898年王昆士从香港警局退休，“执意返回上海”，此说不确。1897年，王昆士被香港警察司梅含理（ Henry May）指控卷入包庇私赌大案而开除出警队。梅含理于1881年作为官学生被招募到港，精通中文，1893年当上警察司（即警察总监），1902年升至辅政司，1912年出任港督。
1897年6月21日，香港警方破获一起私开赌场大案。梅含理接到线人郑安密报，赌商岑贤集合巨资，贿通警员，设总机关于上环东街、华里、长兴街、四方街等街道开设赌馆多处。此时正值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庆典，许多警员返英会操，岑贤信息不灵。梅含理出其不意率人前往搜查，起获很多典质的财物、珠宝、首饰，其中不少属于盗窃赃物，还从夹墙中搜出载有受贿人员姓名、职务、金额的数簿。此案牵涉很广，英籍帮办屈治尔因受贿罪被判处6个月徒刑；英籍帮办碧架、士丹顿，英国警察何尔特、费尔士，总登记官署首席书记柯士孟，洁净局帮办何雅，以及西警、印警、华警、通事等100多人，都被革职。王昆士因此案被罢黜，而非例行退休。
1897年8月27日，《香港华字日报》有非常简短的《帮办黜革》报道：“前报华里捕赌一案，迭登前报。兹又悉，昆士帮办以其有干庇赌之咎，亦被黜革”。“华里”（Wa Lane）具体来说就是岑贤位于上环华里2号的赌馆。在梅含理进行调查时，王昆士推说不知此地开赌的事。（1897年8月28日《孖剌西报》）
在梅含理整肃警队的雷霆行动中，有两个警员供出王昆士受贿庇赌，岑贤数簿中更有受贿者名“坤”的记录，王昆士被梅含理怀疑有庇赌嫌疑。为此，王昆士用英文写成致梅含理公开信申诉，《香港华字日报》译登，文称：“身委系未曾受过赌规，华里赌馆确未知悉，因身有管辖地段司理，遑及他顾。所管之处，东自孖利兵房，西至卑路街，南北之界由荷里活道至皇后大道。身前曾破获赌馆多处，能成案者不一而足，所以该馆地段无甚赌案。……据岑贤口供及其簿内受规人之书身为‘坤’，不知身之名为‘经年’，名刺系书‘王经年’，常人称身为‘昆士’，或用‘坤’字。”（该报1897年9月6日）王昆士知情不报嫌疑难以洗脱，故被梅含理黜革，当时虽大力辩解，最终仍接受处分。当日香港警队受贿成风，岑贤既已买通警队上下，内中有甚多王昆士的上司、同事，不欲揭破，亦是人之常情。此案破获后不久，线人郑安即被暗杀，可见王昆士不向梅含理实话实说，实在是受到太大压力。
梅含理
上海南市捕头
王昆士在港期间，结识一位清廷洋务要员蔡钧，后被提拔为上海道台。是时，法租界要求任命法国人担任华界巡警首领，蔡钧以其有损中国主权无法忍受，遂召王昆士北上，担任上海南市“捕头”。这是1898年的事。之前，蔡钧以通判在广东候补十多年，在广州时曾与陈桂士等倡办南关寿世善堂，1877年被两广总督刘坤一派往办理汲水门厘厂征收事宜，经常居住香港，由此认识了王韬、王昆士。蔡钧原籍江西，寄籍京师，为晚清洋务“红员”，曾被郑藻如奏调为出使随员，任驻西班牙参赞，回国后，“特派南洋大臣差遣”，1894年署常镇通海关道，1897年底授上海道，1901年任出使日本大臣，因与日本成城学校留学生大规模冲突而“青史留名”。
署常镇通道蔡钧
蔡钧作为爱显摆政绩的官员，有一点比较难得，即不埋没他人贡献。1898春初，他视察十六铺，认为“当派员管理马路巡察”“拟聘巡警之人，办理警察”。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曾任驻粤领事）听闻此事，力荐法租界巡捕房捕头为总巡。蔡钧顾虑到十六铺与法租界相连，“若聘法人，必有后患”，曾拟请第三国有经验者担任，法方对此强烈抗议。为此，蔡钧决定聘请刚好赋闲的王经年。
十六铺则访聘香港帮巡王经年办理。王本昆山县人，已改洋装，曾在香港办理巡警念余年。聘定之后，并雇印警五名，沿岸另设电灯，修理马路，于是竟可与租界抗衡矣。自办警察以来，流氓匪类均已逐去，十六铺一带窃案日鲜。即日总巡办理新马路，亦能勤慎将事，足见巡警之功效如此。钧本拟城厢内外均开办巡警，因筹经费未就，未克遽行。白总领事见钧所用王捕头，既系华人，无所借口。西报时相揄扬此事，谓钧办理巡警以开中国风气，若内地各城市皆仿而行之，中西均可享升平之福云。（蔡钧著、张晓川整理：《外交辩难》，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36-137页）
1899年，蔡钧将上海南市地面也交给王经年管辖。作为上海道台，蔡钧本人的记载无可置疑，上海自主设立警察制度，比保定、天津早了3年，仅比黄遵宪在湖南设立保卫局稍晚。更加重要的是，上海、保定、天津的巡警制度都是在王昆士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王昆士从香港带了5名锡克族警察来到上海，其中一名专门负责训练员警。王经年对上海华界警察事业的贡献是在日常制度建设方面。华界人流密集，流氓痞棍往往混迹其间，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与财产安全，王经年到任后，即督带巡捕与印警沿街巡逻，以震慑匪徒，并定期每逢星期二、星期五午后进行操练。1899年3月，王经年得蔡钧批准，招选包探（侦探）数名，以便追踪一些可疑人物。王经年对警察形象整顿不遗余力，规定“不准私吸香烟，擅入店铺与人谈笑，落差后更不准远离”。（《申报》1900年7月14日 ）因巡捕制服破旧不堪，王经年多次向新任上海道台余联沅提出申请，请求更换新的制服和雨衣，将新衣五十套“转交捕头，分给各华捕，逐一更换，以壮观瞻”。（《申报》1901年6月22日）1902年王经年北上后，上海华捕的日常操练废弛，可见仅靠条文不能撑起警察制度的运转，人的因素仍不可或缺。
十六铺及南市示意地图
协助创办天津巡警
袁世凯创办天津巡警，顺利接受八国联军治下的天津，实为近代史上浓重一笔。笔者之前即有所怀疑，袁世凯办巡警所重用的人物，曹嘉祥、段芝贵、赵秉钧等，都没有率领警察队伍的工作经验，何以能在短期内建立起一个近代警察制度？刘军《威廉·昆西：中国近代警务开拓者》一文很好地解答了这个疑问。袁世凯是依靠他（用回中文名“王经年”）丰富的警察管理经验，实际也借鉴了香港的警政管理制度。
佐藤铁治郎《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一书指出：袁世凯从军队中“精选两千人，延英国警官某君，暨粤人入英籍之王昆士等，教以警察大义，即就保定地方，先行试办。迨天津收回，布置警署，施行警政。此支那警察制度之嚆矢也。”（该书第139页）此书说王昆士“粤人”有误，出错的原因是王昆士在香港当警察20多年，粤语非常流利，与袁世凯亲信广东人唐绍仪（天津海关道）、曹嘉祥（天津巡警总办，广东顺德人）等人用粤语交谈，致有此误会。
1902年，朝廷命直隶总督袁世凯尽快收回被八国联军占领的天津，但各国公使不断提出无理条件，如距离铁路2英里、距离津城旧址6英里中国不得驻军。传统上，中国治安由驻军维持，袁世凯为此伤透脑筋。袁的幕僚唐绍仪提出一个折中办法，即从军队中选拔部分人，提前进行警察训练，开赴天津接收。但事实上，当时能够具体组织警察训练的华人极少，王经年几乎成为唯一人选。
1902年3月，袁世凯致电上海道台袁树勋：“目下天津将次索还，应办巡警事宜需人襄赞。查得沪上南市捕头王经年深谙捕务，著即传谕带同印度捕五名迅速赴津，以资臂助。”（1902年3月26日《申报》）香港英文报除上述内容外，还说袁氏将俾以巡警总巡（）之职。在袁世凯一再催促下，王经年于4月7日首途，先到直隶首府保定，对挑选出来的兵勇进行警察专业训练。（1902年4月8日《德臣西报》）8月8日，袁世凯上奏朝廷，汇报他已于农历四月，仿照西法，在保定设立警务总局，遴选干员妥办，挑选巡兵加以训练，又拟设立警务学堂。所拟《保定警务局暨警务学堂章程》极为精密，中西结合，其中技术性、事务性部分，恐怕王昆士的贡献为多。王昆士还招募了一队印度人当天津巡警，在袁世凯离京时排队站岗，让老袁甚为满意。8月13日，袁世凯接收天津。事先从保定调来训练完毕的巡警2000人，分布天津各重要地面，匕鬯不惊。
袁世凯
1905年，原直隶按察使杨士骧升任山东巡抚，因济南开埠受到德国势力干预，聘请王经年到济南，筹组华人巡警队伍。德国领事听闻后大为震惊，向巡抚提出抗议，认为王昆士已入英国籍，不算中国人。杨士骧辩解说，王昆士虽然有点英国化，但确实是土生土长的江苏昆山人。不久，王经年出任济南府巡警总办。（1905年5月17日《孖剌西报》）其第三子王文照也随往济南，担任胶济铁路医官。（1908年《孖剌西报行名录》第724页）期间，上海道台召王经年回沪，王回话说，本人从事警务已39年，若不能授以全权，重新整顿，则不愿重作冯妇。（1909年2月4日《香港华字日报》）
1910年，留美幼童、沪宁铁路总办钟文耀，因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中外贵宾云集，担心铁路沿线治安成问题，力聘王经年为沪宁铁路巡警总巡官，（1910年3月1日《香港华字日报》）后改任总稽查，1922年退休。他将上海吴淞路103号的住宅命名为 （戈登小屋），以纪念他的恩人戈登将军。1923年，经历了丧女、丧妻之痛，王昆士在这一年8月追随妻、女于地下。
家庭及子女
王经年定居上海之后，是否找到了他的家乡亲人，目前所见记载多有分歧。《申报》曾说他在1902年清明前后拟回昆山扫墓，看起来似乎找到先人庐墓；1913年，The China Press（英文《大陆报》）报道说他将乡下的母亲、两个兄弟接到上海相聚。然而既然母亲在堂，所谓“戈登孤儿”的说法就不成立。后来，有回忆文章称其第五子王文显曾回昆山寻访老家亲人。
王昆士1913年摄于上海
1872年11月26日，王经年在香港大教堂举行婚礼，新娘 Tam（1855-1923），原籍广东开平，岳父 Tam，他们一家均为天主教徒。据香港天主教会档案，王昆士为了结婚而信教，教名。1923年5月，其妻去世，在上海圣心教堂举行葬礼，落葬于静安寺公墓（ Well ）。
王经年家庭十分西化，子女都精通外文，也普遍采用西式名字，以致中文名反而鲜为人知。王经年育有6子4女。长子（王文光），毕业于香港拔萃男校，1893年结婚，曾任国民商业储蓄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总行董事局秘书长（1935年9月29日《天光报》）；次子，据说是汉阳铁厂首席电气技师；三子Peter（王文昭），毕业于香港医学院，曾在上海执业，后任胶济铁路医官、大冶医院医生；四子，汉冶萍公司秘书；五子王文显（John），清华学校外文系教授、主任、教务长、副校长、代校长；第六子Louis，巴拉特公司最年轻的会计。长女，嫁给 ；次女Mary，美国玛丽诺外方传道会修女。他让后人在姓氏中加一“王”（Wong）字，如Peter Wong，大约以此显示不忘本，让人一看名字就知道他们是华人。
多年前读温源宁教授《不够知己》，谈到清华外文系主任王文显（1886-1968）英文姓名为John -Wong，当时未曾留意，不求甚解，失之交臂。王文显1915年毕业于伦敦大学，为莎士比亚专家，曾用英文写成两部话剧《委曲求全》与《梦里京华》，演出时在戏剧圈子里十分轰动。王文显的名字到今天已隐入尘埃，但他的几个学生却名震云霄：曹禺、洪深、李健吾、钱锺书、杨绛。
王文显
王经年（王昆士）返回内地工作20几年，其任职均与维护中国主权、抵制列强侵夺警权、协助地方政府自主创设警察机构直接相关，其意义不可小觑。遗憾的是，在有关袁世凯、赵秉钧、曹嘉祥兴办直隶巡警制度的官方文献中，王经年的贡献都遭到抹杀；佐藤铁治郎的日文著作翻译过来后，也乏人注意。刘军从上海中英文报章中“打捞”出王经年的业绩，堪称“昆士功臣”。王经年可谓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助产士”。笔者深望日后出版的中国近代警察史能出现王经年的名字，以表彰他的筚路蓝缕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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