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时代，古人用螺类中极富装饰性，同时又坚固耐用、便于携带、便于计数的货贝作为实物货币，使其在物物交换中脱颖而出，成为我国货币之源。夏商时期，古人以代表价值的“贝”字为部首，创造了若干汉字，其中多数与价值有关。货币史学家、钱币学家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一书中指出，“由中国文字的结构上可以看出来，凡是同价值有关的字，字体结构中绝大部分有贝，如贫贱，分贝为贫，贝少为贱等”。据统计，目前以“贝”字为部首的汉字有72个，其中，与价值有关的汉字有55个，其常用字主要有：资、财、贸、购、贡、赐、赠、贾、赔、赚、赊等。
有三组与“贝”字有关联的汉字，可从廉洁角度进行诠释。
“贪”与“贫”。贪字从今从贝，像一幅栩栩如生的画，描绘出一个人当下就想得到钱财的急迫心态。贪财就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钱财。
“贪”和“贫”一点之差。告诉我们物极必反，对钱财贪心越重，则对自我的认知越贫乏。古语云：“心足则物常有余，心贪则物常不足”，贪财者，眼中见的，心中想的都是如何快速得到钱财，至于是否应该由自己去得到这些钱财往往不去考虑，贪财背后的隐患就在于容易让一个人失去辨别方向、对错、是非的能力。得到不义之财，纵使一时富贵，旋即破散，身败名裂。
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廉贪一念间，荣辱两重天”，把廉洁自律、为官清廉、不当贪官作为红线、底线。
“贼”与“赃”。贼，指盗窃财物的人，也泛指使坏作乱的人；赃，指偷抢回来的，或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财物。
从“贼”和“赃”的第一种解释看，狭义的盗窃、抢夺行为，属于违法犯罪行为，连带的成语有：人赃并获、抓贼抓赃。从“赃”字的第二种解释看，与贪无异，与之搭配的成语有：贪赃枉法。
一些案例表明，有的人往往是从破坏规矩、违反纪律开始，一步一步踏入违法犯罪的深渊。因此，纪律建设十分重要，提高纪律建设的针对性，画出“红线”，是重要的保障。
“贵”与“贱”。贵，除了指价格高，还有地位崇高、品质高之意；贱，除了指价格低，还有地位卑下、不自重之意。
《论语·里仁》讲到，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意思是，“富与贵，是人人都渴望的，但如果不通过正当的途径得来，君子是不能安享的；贫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如果不通过正当的途径摆脱，君子是不会安然的。君子背离了仁的准则，怎么能够成名呢？君子不会有吃一顿饭的时间离开仁德，即使在匆忙紧迫的情况下也一定要遵守仁的准则，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和仁同在。”
杜甫在《写怀二首》讲到，“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意思是，没有身份显贵，（那么）身贱我也不（感到）悲哀，没有富贵荣华，（那么）贫穷我也（感到）满足。
1924年，孙中山亲自批准将这样一副对联挂在黄埔军校大门：上联是“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横批为“革命者来”。1931年，民族英雄吉鸿昌亲笔写下：“做官即不许发财”，并将这句名言烧在瓷碗上，分送部属军官，勉励大家廉洁奉公。可见，“当官”与“发财”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古语云：莫把真心空计较，唯有大德享百福。不做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执政为民亦是如此，不做无益的事而妨害有益的事，事业就能够成功；不看重奇珍异宝而轻视实用物品，人民就容易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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