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为了成都和平解放——追记解放前夜四川“临时工委”负责人李筱亭-淘娜娜副业社

为了成都和平解放

——追记解放前夜四川“临时工委”负责人李筱亭

李崎

2023年10月27日，“红三代”——解放前夜四川“临时工委”负责人李筱亭的孙女李力游、孙子李庆，“水三代”——被誉为“现代李冰”张沅的孙女张良羽、孙子张良竹四位客人，相约来到都江堰长征书院，讲述先辈的经历，为我们带来了有关中共地下党和各界人士为成都和平解放而作出的卓越贡献。

在张良羽、张良竹讲述了张沅父子的经历以及与李筱亭一道在成都和平解放和建国初期的共同奋斗经历后，李力游、李庆又向我们讲述了相关内容。

一

民国时期，张沅曾任成都水利同知、四川省水利局首任局长、都江堰流域堰务管理处处长，其子张世龄是都江堰堰务工程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四川省农田水利局工程师、西康省水利局工程师。

李筱亭曾任江油、绵竹、绵阳、乐至等县知事，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处科员、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办公室秘书。1928年，李筱亭经由王干青、熊子骏介绍参加共产党。以后一直隐蔽身份，做四川上层军政人物的统战工作。

张家和李家是至交，来往密切，他们都为成都和平解放作出了各自的努力和贡献。先人是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尤其是成都和平解放背后隐姓埋名的功臣，后人共同经历了建国后各种运动，谨记先人教诲与训诫，在各自岗位上勤奋工作，并且不断延续和发展着两家的世交友情。

李筱亭先生像

二

李力游出生于20世纪“大跃进”年代，穿着十分朴素。曾是抗美援朝老兵的父亲李洪给她取名，源于当年响亮的革命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也寄予了“永远上进”的期望。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的77级大学生，李力游从重庆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在成都某大型机械厂从事机械设计和制造工作达10年时间，具有扎实的制造业的基本功，成为高级工程师。之后在成都和上海两地，在政府、国企、外企、民企从事技术管理和经营管理等工作，曾任国企、外企、民企高管。李力游现已退休，但依然从事着企业咨询和培训工作，足迹遍及全国。

因为在家里是老大，李力游对爷爷李筱亭的革命往事了解稍多一些。她说，爷爷的别名叫凤悟，是宜宾县漆树乡鹅儿沟人（今四川省自贡市高新区农团乡），父亲李隆清，母亲彭氏，家庭以编篾索为业，有少数自耕田土。爷爷少年时在家乡读私塾，学习之余参加劳动。因家庭贫穷，曾祖要求他不读书了，改习篾业。当时漆树乡秀才赵时皆念李筱亭刻苦好学，愿意免费让他读书，最后竟考中秀才，补廪生。爷爷身材魁梧，少年时期既严谨又老成，常身穿粗布衣，脚蹬凉草鞋，自挑行李担，读书写字都是正襟危坐。

三

李力游说，1906年，爷爷考入成都通省师范，后加入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毕业后曾在贡井小学、宜宾叙属联中、泸州川南师范学校教书。曾与毛泽东主席一起领导秋收起义的卢德铭总指挥，就是爷爷当年的得意门生。1911年，受辛亥革命影响，爷爷在宜宾参加二次革命、护国战争。1916年7月至1919年夏，爷爷任江油、绵竹、绵阳、乐至知事各数月，勤政廉洁，常微服出访，百姓亲切地称呼他为“李草鞋”。

谈到爷爷的过去，李力游说，听前辈说爷爷早年去过日本、朝鲜。但我们听父亲李洪讲述过和家里文献有记载的是，他到过广州、上海、重庆等地，是“辛亥先驱”“同盟会老人”，还当过孙中山机要秘书，负责联俄联共，帮助孙中山推行‘三民主义’，在国民党那边的地位很高。他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深为敬仰，认为只有“以俄为师”才能救中国，对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非常拥护。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临时大总统，爷爷调总统府任职。1922年，陈炯明叛变，爷爷随孙中山赴上海，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办公室机要秘书，专管联俄文电。这时，他结识了林伯渠和吴玉章，交谊频繁。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国共合作，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也在“一大”精神指导下积极展开。孙中山派爷爷回四川做军队的工作，任吕超部顾问。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4月，爷爷回广州，这时，国民党右派叫嚣反对三大政策。11月，右派在北京西山召集会议策划另立中央。爷爷坚决站在左派一边，反对右派分裂党，破坏国共合作，破坏国民革命的活动。

四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代表占很大优势，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和出席“二大”的四川代表杨闇公邀请李筱亭回川开展党务工作，他毅然表示同意。

孙子李庆讲，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根据吴玉章提议，决定解散1925年8月成立的右派占多数的四川省临时委员会，另委派爷爷李筱亭与杨闇公、陈宣三、邓仂刚、张克勤等8人组成左派占优势的新省临委。以爷爷李筱亭、杨闇公、邓仂刚为常委，习惯称左派省党部或莲花池省党部。

1926年4月，爷爷由广州途经上海回重庆，住莲花池省党部，以常委身份主持日常工作，时年46岁。爷爷在左派领导人中居长，在四川老同盟会员中有广泛人缘关系，因此被誉为“莲花池省党部支撑门面的人”。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斗争中，他发挥了较重要的作用。

1926年8月，国民党中常委会决定成立负责四川军事工作的特务委员会，李筱亭、吴玉章、刘伯承为委员。当时，李筱亭还被委托去争取刘湘，往返交涉较多。

孙女李力游说，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偏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开始走上反共道路。国民党完全变质，复兴中华的希望落在了共产党身上。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聚集一切反动势力向共产党人和工农民众进行疯狂屠杀，重庆也发生了“三·三一”惨案，牺牲者达四五百人之多，受伤者在一千人以上。李筱亭当时在现场，在革命群众掩护下才得以脱险。

“三·三一”惨案后，杨闇公受到反动当局追捕。4月4日，他没有听从李筱亭的建议，急切地前往武汉，准备报告党中央，结果在赴武汉的轮船上被捕。反动派对他威逼利诱和残酷折磨，但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敌人以死威胁：“难道你不怕死吗？”他回答道：“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可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仰。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夺！”4月6日深夜，敌人将杨闇公押至重庆浮图关秘密处死。临难前，杨闇公痛斥军阀，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年仅29岁。

1928年春，成都发生“二·一六”惨案，共产党员袁诗尧、周尚明等14人被杀害。李筱亭孙女李力游说，爷爷正是在这种形势严峻、革命最低潮的情况下，由熊子骏、王干青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从此，爷爷从国民党的高官成为中共党员。随后，爷爷长期隐姓埋名，卧薪尝胆，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对党都忠贞不渝，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

五

1929年，李筱亭在成都难以掩护，组织安排其到双流县彭家隐蔽。此后，他化名彭俊升，在“建平小学”教书，掩护革命同志，宣传革命真理，团结进步人士。在学校期间，李筱亭经常向学生讲授抗日英雄的故事，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也揭露反动阶级的暴政，鼓励劳苦大众团结起来反抗压迫。在他的教导下，周铁镐、辛树荣、周海文、周继丰等一大批学生后来都成为党的骨干。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李筱亭被解除通缉后，经组织同意出川考察抗日形势，经南京、上海至广州时遇卢沟桥事变，便赴香港劝说熊克武和但懋辛参加抗日救亡。随即，两人同李筱亭回到南京。在李筱亭引荐下，两人先后会见了中共驻南京军事代表叶剑英和泸顺起义参谋长刘伯承。1938年，结束考察后，李筱亭应成都协进中学之聘到该校任教，在抗日战争时期，默默为党培养人才。

1940年，特务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次年，“皖南事变”发生后，组织上旋即安排李筱亭撤回宜宾漆树乡（今自贡市自流井区飞龙峡镇）隐蔽。1942年，经友人介绍，李筱亭在贡井五皇洞设立私塾，宣讲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此期间，李筱亭常被特务监视，特务扬言不许其到处“招摇撞骗”，学生家属也遭到特务威胁。

六

1945年，李筱亭前往重庆，通过新华日报与中共南方局取得联系，并协助党组织开展工作。这年10月，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李筱亭上书毛泽东主席，陈述十大建国方略。毛主席阅后，欣然复信：“大教，崇论宏议，善为国谋，佩仰不尽，谨申谢意。”

李筱亭先生与夫人何肇先在一起

孙女李力游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因为爷爷李筱亭到处隐蔽，居无定所，致使父亲李洪到处寄养，从小就“吃百家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父亲李洪先后在吴玉章、王干青、杨闇公、周烈三、车耀先等及大地主刘文彩家居住过，甚至吴玉章、刘伯承都当过爸爸李洪的干爹。

川西大地主刘文彩在大邑县安仁镇创办了一所学校叫文彩中学。因这个学校里也有教师是地下党员，所以爸爸李洪和一些地下党员的子女也在这里读书。

2012年春节，孙女李力游和孙子李庆专程驱车前往贵州赤水，让父亲李洪寻访故地“贵州赤水中学”。这也是父亲李洪当年曾经由组织安排寄住和读书的地方。当时的校长是共产党员，自然也就接受组织的安排掩护李筱亭的儿子。

中共特委委员、后来在渣滓洞牺牲的革命烈士车耀先在成都创办的著名餐厅“努力餐”，位于成都祠堂街，是一处以餐厅为掩护的地下党秘密联络处。中共地下党员韩百诚在成都梓潼桥经营的“长食轩”，同样也是以餐厅为掩护的地下党秘密联络处。这些秘密联络点不仅为党提供经费、联络各界人士、输送进步学生，还是掩护地下党的交通站。记得父亲李洪说，他经常去这些站点，一边领受传递消息（情报）的任务，一边解决温饱问题。

孙子李庆说，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后，党决定让爷爷李筱亭到成都作其他辛亥革命老人和刘湘、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熊克武等四川上层军政人物的统战工作。同时受张澜之聘，他作为慈惠堂安老所所长，并以此为掩护，做反蒋工作。此时，成都发生一系列特务暴行，爷爷对此毫无畏惧，在成都走访了几十位辛亥革命老人，连日奔波竟至病倒。1947年，于右任奉蒋介石之命到成都寻访爷爷，结果他避而不见，躲藏一周多时间。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胜利后，爷爷利用时机与王干青、熊子骏等人密商，策动熊克武、但懋辛组织“善后委员会”以迎接解放。当吕超前往成都时，李筱亭又策动他以同学名义联络邓锡侯、刘文辉等共商起义。1947年7月中旬的一天，爷爷负责的“安老所”门前被特务堵住，他迅即从后墙倒塌处逃走，匿居在东郊牛市口，三日后又转移至西郊苏坡桥，才得以在国民党反动派面临崩溃、愈加疯狂之际得以脱身。

1949年，李筱亭参加四川临时工委，做川西策反工作，统战工作卓有成效，也曾引导不少青年参加革命或奔赴延安。继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隆兴寺宣布起义后，成都的市政设施、工厂学校、文物古迹也得到了有效保护。

七

1949年，人民解放军南北两路大军在迅速解放川南、川西、川北大片地区后，形成了对集结于成都地区的胡宗南集团残部包围夹击的战略态势。继1948年4月国民党破坏中共重庆市委后，又将屠刀指向了中共川康特委，1949年1月中共川康特委遭到严重破坏。同时，蒋介石还下令企图破坏成都的工厂、企业、学校及重要设施。

近现代都江堰水利功臣张沅孙子、新中国第一代水利专家张世龄儿子张良竹说，自己的爸爸张世龄与李筱亭爷爷是忘年交。张沅、李筱亭都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张沅当年在日本帮助孙中山联络学生，成立“兴中会”（同盟会的前身），后又成为首批同盟会会员，他是抱着“实业救国”“科技救国”的理想去留学日本的。

张良羽说，祖父张沅是成都和平解放的保卫者，也曾掩护过李筱亭。1949年12月底解放军进入成都前，祖父张沅叫儿子张世龄去成都九眼桥桥洞下面寻找李筱亭。当时李筱亭正在躲藏追捕，面临生命危险。

张良羽转述父亲张世龄的原话：“你爷爷喊我去九眼桥桥洞底下找李筱亭爷爷，我找到李爷爷后，他很信任我，从鞋子内脚板底下取出一封信，递给我看。原来这是毛泽东写给他的亲笔信，说他善为国谋。”

随即，张世龄把李筱亭护送到了九眼桥附近的牛市口慈善堂，帮助李筱亭脱离了危险，保证了他的安全和食宿。

在李筱亭和平解放成都主张的影响下，张世龄在成都春熙路口的“智育电影院”（现“红旗剧场”附近）门口举行了几场面对成都市民的演讲会。张世龄恳切挽留成都市市长冷薰南，呼吁冷市长带领民众保护成都文物古迹、市政设施，和平移交政权。

每次演讲后，张世龄就快步走进科甲巷，更衣离开。随即国民党武装人员来到张沅、张世龄的家院搜查，叫祖父张沅和儿媳何德恩（张世龄的妻子）把张世龄交出来。张世龄由此转入了隐蔽生活。

从1949年5月开始，中共成都地下组织便将工作重点转向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保护工厂、学校及城市重要设施，防止被敌人破坏。1949年12月30日，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进城，一枪未发，和平解放成都。成都市民兴高采烈地迎接解放军，庆祝胜利。随即，“临工委”（包括“民族实践社”和“民主青年实践社”）的群众组织成员名单和“西川人民保卫军总部”人员名单，全部移交给成都军管会，参加接管工作。

李筱亭先生珍藏的银圆

据田一平当年的回忆，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配合解放军解放川西，9月下旬，在成都市北巷子刘元琮家里成立了“临工委”，该机构属于临时性质的工作机构，不发展党员，只联系失掉组织关系的同志参加工作，工作重点就是策反和统战。“临工委”成立后，还酝酿成立了“西川人民保卫军”，创办了《西川人民日报》，起到了唤醒民众、揭露敌人、稳定人心的作用。

其间，李筱亭在推举郭勋祺担任“西川人民保卫军”人选，做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策反起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2月26日，冷薰南在总府街智育电影院领衔宣布起义。12月27日，成都解放。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进军大西南的命令

国民党反动派对此恨之入骨，一直在对李筱亭进行通缉。为此，李筱亭不得不化名为“彭俊升”，以至于他的儿子和女儿也不得不更名为“彭洪”“彭琳”。多年后，革命烈士车耀先的孙子车继曾对李筱亭的孙子李庆说，当年国民党悬赏20万大洋缉拿李筱亭爷爷，他算是被通缉者中（金额）级别最高的。

成都和平解放前夕，张世龄向李筱亭建言，必须立即考虑到保民生和防止水患保成都平原安全的问题。为赶紧抢修都江堰，保证农业灌溉，确保吃饭问题，李筱亭把张世龄介绍给成都市军管会。随即，在军管会领导下，军民开始抢修都江堰，张世龄担任总设计师和技术指导。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组建西南军政委员会及其内部机构，行使地方政权机关的职能。由于在川渝两地的地位和影响，李筱亭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又批准任命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6人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于江震、王近山、宋任穷、李井泉等87人为委员。

八

在成都，连接琴台路口到西安路口跨西郊河有一座石墩桥，名叫十二桥。1916年，这里是老成都人出城到青羊宫赶花会的出城桥；1949年，这里却是30余名革命先烈舍生取义、英魂长存的殉难地。

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根据密令，国民党政府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下令，将其在西南各地逮捕囚禁的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革命青年和其他爱国志士全部秘密处死。继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疯狂进行大屠杀后，又在12月上旬，在成都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大惨案。

12月3日深夜，特务先将关押在稽查处看守所的川西解放组成员刘仲宣、云龙、彭代悌三人运至成都西门抚琴台王建墓甬道内秘密杀害。12月7日，特务又把档案材料堆在将军衙门特委会院内全部焚烧，并于当日深夜将32名革命志士押上刑车，秘密带往十二桥西南的一处防空壕内，将他们残忍杀害并草草掩埋。

李筱亭手抄的成都十二桥《蒙难烈士名册》

1949年12月27日，就在十二桥烈士就义20天后，成都宣告解放。遗憾的是，35位革命烈士悲壮地倒在了胜利前夕。

李筱亭孙女李力游说，成都解放后，成都军管会立即组织力量在抚琴台和十二桥挖掘烈士遗体。烈士牺牲后，爷爷李筱亭安排人员立即寻找烈士遗体，确认烈士身份，整理烈士名单，并亲自抄写成都十二桥烈士花名册。成都解放后，爷爷李筱亭任成都死难烈士追悼会筹委会主任，亲自拟写报告《公祭战士之用意》，开篇第一句是：“天下之凶残残酷者莫如战争，而哀痛迫切者莫送死（送别之人）”。

李筱亭先生手书的文章（部分）

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爱国志士们面对子弹和屠刀，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革命志士壮丽的人生赞歌。

张沅孙女张良羽说，当时为纪念在成都和平解放前夜牺牲的十二桥烈士，李筱亭委托张世龄设计十二桥烈士陵园，要保证烈士们安息之所的安全。因此，张世龄按照水利工程的标准设计了十二桥烈士陵园。1950年1月20日，在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主持下，成都党政军及社会各界群众为烈士们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典礼。李筱亭亲自担任主祭，宣读祭文，全场肃穆，泣不成声。

1950年2月，李筱亭还前往重庆会见刘伯承，商议确定了对重庆“三·三一”惨案烈士的纪念，并亲自担任纪念会筹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