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第三届沪剧艺术节上,我们又听到了《芦荡火种》脍炙人口的熟悉唱段:“芦苇疗养院,一片好风光”,它不仅将我们带回到了当年血与火的战斗岁月,同时也使我想起了关于创作《芦荡火种》的那些故事。

《芦荡火种》一炮打响

1958年,上海市人民沪剧团的编剧文牧受电影《铁道游击队》的影响,很想编写一部反映新四军抗日斗争的现代戏,因为他自己在江南亲身经历过抗战时期的烽火,也听到过不少这方面的故事。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部队文工团出身的沪剧团党支书、副团长陈荣兰。这一年的9月,陈团长拿了一大摞材料来找文牧,说:“这是从南京军区拿来的一批解放军建军30周年征文的材料,你看看有没有适合的题材。”文牧仔细阅读了这批材料,其中有一篇由崔左夫撰写的《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的文章,引起了他的兴趣,这篇作品叙述1939年秋,新四军的一个支队“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36名伤病员,在团政治部主任刘飞带领下,来到常熟阳澄湖西的芦苇荡养伤。他们在地下党和群众的掩护下,与敌伪进行了巧妙的斗争。文牧觉得这个题材很好,故事生动感人,富于传奇色彩,适合于改编成沪剧剧本。他向团长汇报了自己的想法,经团部研究,决定将它改编成一部现代剧,集体创作,由文牧执笔。

陈荣兰委派陈剑云和文牧等同志深入到那支部队,参观部队军史展览馆,见到了36位伤病员的照片和有关实物,深入采访了刘飞中将等伤病员中的幸存者,收集到许多生动的素材。文牧等还亲自到阳澄湖一带深入生活,听当地群众回忆新四军的战斗故事。他从一些老大妈那里了解到当地大做亲、闹喜堂、走坊郎中等民俗民风。《血染着的姓名》原来写的东来茶馆的老板胡广兴是男的。有一次文牧采访一位常熟当地搞地方志工作的老同志,他了解到当时还有不少以茶馆老板娘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的。因为这个故事里,男角较多,而沪剧团旦角力量强,所以文牧就把茶馆老板改成了老板娘阿庆嫂。他们以崔左夫报告文学为基础,又对丰富的生活素材加以提炼、概括。1959年10月文牧执笔写成剧本初版《碧水红旗》,后改名《芦荡火种》。该剧1960年1月投入排练,1960年1月27日在上海共舞台正式首演。杨文龙导演,由著名沪剧艺术家丁是娥饰演阿庆嫂,解洪元饰郭建光,石筱英饰沙老太,李廷康饰陈天民,夏福麟饰胡传奎,贡中浩饰刁德一。

沪剧《芦荡火种》在舞台上展现了一幅江南地区抗日军民与敌伪殊死斗争的壮丽图景,塑造了阿庆嫂、郭建光、陈天民、沙老太、胡传奎、刁德一等人物形象。剧中十八位新四军伤病员在群众掩护下,隐蔽在芦荡,艰苦卓绝,顽强坚持;地下工作者阿庆嫂依凭开茶馆的特殊身份,在敌人眼皮底下,巧与周旋,置顽敌于股掌之间。最后,病愈的战士化装成戏班,混入胡传奎的喜堂,全歼了敌人。这个戏充分发挥了沪剧的剧种特色,展现了江南的水乡风光和民俗风情。此剧一炮打响,获得成功,深得上海观众的喜爱。

文牧笔下的江南水乡

在《芦荡火种》创作中,执笔者文牧功不可没。文牧是一位从舞台上跌打滚爬出来的剧作家。他原名王文爵,又名王瑞鑫,文牧是他的笔名。他1919年出生于上海松江县(今为松江区)。在小学读书时,他就对土生土长于上海的滩簧(当时已称为申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常去观看演出。小学毕业后,文牧在一封米行里当学徒,由于酷爱申曲艺术,1936年他17岁时毅然离开米行,正式拜申曲艺人王雅芳为师学唱申曲。开始是跟师学艺,帮师做艺,在上海市郊和苏南一带流动演出。

1948年文牧加入由丁是娥、解洪元创办的上艺沪剧团,始任演员,翌年兼任编剧,从此启用“文牧”为笔名。1953年2月,由上艺沪剧团和中艺沪剧团合并成立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文牧遂任编剧,并任艺委会副主任,从此文牧成为国家剧团的专职编剧。在短短几年间,他推出了 《好儿女》《罗汉钱》《金黛莱》《鸡毛飞上天》等多部剧作。他执笔的《罗汉钱》一举成功,还拍摄成影片,从此沪剧走向了全国,文牧也成为当时沪剧作家群中的代表人物。

文牧对江南城镇十分熟悉,接触过三教九流各式人物,又曾在日寇、伪军、流氓、乡保长鼻子下过过日子。他写《芦荡火种》,在报告文学提供的故事和深入采访获得大量素材的基础上,充分调动了自己丰富的生活积累,又集中了创作组的集体智慧,因此剧本所塑造的阿庆嫂、胡传奎、刁德一等人物形象非常生动,呼之欲出。“摆开八仙桌,招接十六方,砌起七星灶,全靠嘴一张”,把一位机智灵巧的茶馆老板娘刻画得栩栩如生。剧中还精心设计了阿庆嫂、胡传奎、刁德一的一段“三重唱”,充分运用戏曲传统手法,表现出尖锐的戏剧冲突和人物的不同性格。沪剧里有许多“赋”,如《陆雅臣》的唱词就安排了“鸟赋”“花赋”“茶赋”“药赋”等。《芦荡火种》中陈天民的藏头药方,就是借鉴了“药赋”。剧中还充溢着江南水乡的美丽风光和醇厚的民俗风情,阳澄湖、芦苇荡、走坊郎中、大做亲等等。剧中的唱词既通俗又生动,像“芦苇疗养院,一片好风光”等唱段,一经演出便不胫而走,到处传唱。

江青百般挑剔京剧版《芦荡火种》

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等领导审看了《芦荡火种》后,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

1963年5月3日,在南方养病的江青在杭州胜利剧场观看了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演出的《芦荡火种》,派人要去了剧本,后来通过文化部推荐给北京京剧团改编成京剧。北京京剧团接到任务后,决定由汪曾祺、杨毓珉、萧甲、薛恩厚改编剧本。此剧由萧甲、迟金声导演,李慕良等设计唱腔,赵燕侠饰演阿庆嫂,高宝贤饰郭建光、周和桐饰胡传魁等。改编本初名《地下联络员》。

首场彩排时,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和罗瑞卿、江青等观看了演出。因仓促上马,演出效果并不理想。江青看了大失所望,上台接见演员时,绷着脸,一言未发。之后就撒手不管,自己去南方疗养了。倒是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认为此剧基础不错,应该继续修改加工。市委特别安排剧组到颐和园住一段时间,集中精力修改剧本。后来剧中出现的“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和“一日三餐有鱼虾……心也宽,体也胖”等著名唱段都是那时候写出来的。市里还安排剧组下连队体验生活。为了充分吸收原作沪剧的长处,1963年12月,北京市委特地邀请上海沪剧团赴京演出 《芦荡火种》,12月31日在青艺拉开演出大幕。北京京剧团的同志反复观摩学习,并与上海的同行座谈交流,互相切磋。1964年1月23日,刘少奇与李先念等领导人观看了沪剧《芦荡火种》,上台接见演员时,连声说:“好戏,好戏!”祝贺演出成功。

改编者对初稿作了认真的修改加工,把正在长影厂拍电影的著名老生谭元寿、马长礼调回北京,加盟剧组,分饰郭建光和刁德一。导演和赵燕侠、马长礼等主演悉心揣摩剧本,反复琢磨角色,哪怕化装造型、小道具运用等细节都作了精心的设计。“智斗”一场无论唱、演都非常精彩,当阿庆嫂唱到“人一走,茶就凉”和“有什么周详不周详”的间歇中,把刁德一杯中的残茶随手一泼,使刁德一狼狈不堪。还有“审沙”一场,胡传魁、刁德一当着阿庆嫂的面审问沙奶奶,“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胡传魁命令枪毙沙奶奶,逼着阿庆嫂表态。阿庆嫂忽地站起来开口:“司令!”刁德一认为有戏了,可阿庆嫂却若无其事地说:“……我该走啦。”胡、刁的阴谋宣告失败。这一稿改名《芦荡火种》,无论剧本还是舞台艺术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1964年3月底,彭真等北京市领导重新审看了京剧《芦荡火种》的演出,表示满意,并同意公演。这次公演深得观众欢迎,《北京日报》等报纸纷纷发表社论、评论,高度评价剧目的成功。

1964年4月中旬,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即将举行之前,江青飞回北京,随即在北京工人俱乐部观看了正在公演的《芦荡火种》。她看了演出却大发雷霆,厉声对剧团领导说:“你们好大的胆子!没经过我就公演了!在飞机上我从报纸上看见你们的广告,还有给你们吹捧的社论。不行!这出戏是我管的,我说什么时候行了才能对外演出。懂吗?”弄得剧组人员莫名惊诧,目瞪口呆。

接下来,江青又来“关心”《芦荡火种》了。她提出了一通修改方案,限时要演员把戏词、唱腔背出来,但是排出来一看,江青发现还不如原来的好,于是挥挥手说:“咳!这么改不行,算了,你们还是恢复原来的戏吧。”如此朝令夕改,折腾得剧组人员苦不堪言。

就在此时,剧组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中央领导要来观看京剧《芦荡火种》。1964年4月27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前来看戏,演出的还是公演的那个版本。领导们对此剧表示了肯定和赞赏,致使江青不得不有所收敛,只好悻悻地说:“算了,等有了时间,再慢慢磨吧。”

毛泽东提议:“剧名改为 《沙家浜》好”

1964年6月5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在北京开幕,京剧《芦荡火种》参加了演出,得到了广泛好评。

观摩大会期间的7月23日,毛泽东和彭真、谭震林、康生等领导人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毛泽东亲自上台接见演员,称赞“阿庆嫂演得好,郭建光演得好,刁德一演得好”。几天后,江青到剧团又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突出武装斗争,强调武装斗争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毛泽东还提议:“剧名改为《沙家浜》好。”他解释:“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的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么。”

为此,汪曾祺、杨毓珉等创作人员加强了本来是配角的郭建光的戏,为他设计了成套的唱腔。充实了“坚持”一场,又把原本中阿庆嫂带人化装成送亲队伍、混进敌巢、一举歼灭胡传魁等顽敌的结尾忍痛割爱,改成郭建光等养好伤杀出芦荡、连夜奔袭、攻进胡府的“奔袭”“突破”“聚歼”三场戏。这样,阿庆嫂的戏削弱了,郭建光成了主要英雄人物。

京剧《沙家浜》成功后,江青将之窃为己有。张春桥则要求上海的沪剧完全照京剧《沙家浜》路子改。当时陈荣兰曾表示:“沪剧不擅长武戏,没有武功演员,沪剧《芦荡火种》最后的武装开打要适当变通处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也认为“沪剧还是有沪剧的特点”。“文革”中,这些就成了陈丕显“对抗毛主席”的重要罪行而遭批判,陈荣兰也被勒令在沪剧团的电视机前陪斗,继而陈荣兰又被非法关押,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文革”结束后才得到平反。

京剧《沙家浜》于1971年8月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彩色影片,由谭元寿、洪雪飞、万一英、马长礼、周和桐等主演,后即在全国放映,其影响就更大了。

原来故事发生地不叫沙家浜,也没有红石村、春来茶馆。这里最初叫横泾,有个前荡村,在崔左夫的报告文学里也只有董家浜和东来茶馆。这个戏闻名于世之后,上世纪80年代初横泾公社改名芦荡乡,1992年 3月又正式改名沙家浜镇。后来这里建起了一个占地2500亩的沙家浜旅游景区,有沙家浜革命纪念馆和由叶飞将军题写的“沙家浜”碑亭,广场上有郭建光和阿庆嫂的巨型雕塑,有象征十八位伤病员的石雕,此外还有春来茶馆、红石村等景观。今天的沙家浜可说是因戏而得名,因戏而闻名。一部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而反过来又能给生活以巨大的影响,这正是文艺的特殊魅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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