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类社会，就有文化；有文化，就有文化交流。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从20世纪初叶开始，马克思主义这个出自莱茵河—泰晤士河畔人类文明的结晶，因其独步人类思想的高峰，切合中国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迫切需要，而在中华大地得到了广泛传播。
这是中西文化交流中极其特殊与辉煌的历史。特殊，是因为它的传播不同凡响——在东方落脚，并具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纵观中外文化交流史，像马克思主义这样与民族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形成旷日持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文化传播，绝无仅有。辉煌，是因为它与中国本土文化重构，造成中国文化亘古未有的革命——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血脉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人类文化谱系中，在马克思主义世界里，它独树一帜。“中国化”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而且改变了世界！
为什么一个外来文化有如此大的神力呢？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世界性、实践性、阶级性使然，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挽救日益危亡国势的需要。16世纪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学西渐，中华文化通过丝绸之路照亮了西方世界。但当工业文明兴起，古老的中国闭关锁国，统治者“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使封建王朝日益落后。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英帝国的炮舰轰开了国门，天朝帝国逐渐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国在西方列强掀起的瓜分狂潮中危在旦夕。
有侵略，就有斗争；有压迫，就有反抗；要救国，就要有先进的理论引领。鸦片战争以降，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求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以图复兴。西学东渐，他们开眼看世界，觉悟到封建专制文化不能救中国，遂告别数千年农耕文明，拥抱先进工业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战胜国，德国是战败国。德国所攫取的中国山东半岛的权益理应归还中国，但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竟将其转给日本，令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极度愤怒，转向对社会主义无比憧憬。于是，五四运动成为以上两种觉悟汇合的契机，从此，中国救亡运动打开新局。在这个伟大历史转折上，“西学东渐”发生了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从各种西学中脱颖而出，使我国近代政治思想发生前所未有的革命。
打开中共创建至大革命时期这些满载着历史厚重感的红色文献资料，耳畔响起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们振聋发聩的声音：“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一定可以在中国实行的，不过如何才能实行，却全靠我们底努力了！”“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
今天，我们对“早期传播”红色典籍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就是温故而知新。早期红色典籍是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中国共产党人以此为起点，开始了跨世纪的长征，经历千难万险，百折不挠，千锤百炼，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相结合，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率领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胜利地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摘编自田子渝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丛编（1920—1927）〈序言〉》
《光明日报》（2023年10月09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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