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解除戒严20年：从白色恐怖转为绿色恐怖
央视国际 2007年07月17日 13:50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7月15日，是台湾社会解除戒严20周年的日子。
“白色恐怖”虽已成为历史名词，但病态的党争带来了另一种“政治暴力”。尤其是民进党上台以后，执迷于“泛政治”思维，不断撕裂族群，构造出新的“绿色恐怖”，将台湾社会拽入另一种病态情境
戒严年代，“匪谍”无所不在
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人们都在隐忧中度日，谁都可能随时被调查、被加罪、被判刑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陈岑发自北京1988年，台湾话剧导演赖声川的《这一夜，谁来说相声？》在台北上演，演员李立群模仿小学时参加演讲比赛的样子，搔手弄姿、嗲声嗲气的一句“小心，匪谍就在你们中间”引得观众哄堂大笑，而笑声背后是台湾社会对当时刚刚结束的戒严年代的复杂情绪。
就在《这一夜》的前一年的7月15日，时任台湾当局领导人的蒋经国发布命令，宣布台湾地区解除自1949年5月起的“戒严”状态。
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
台湾作家龙应台曾经这样回忆那个年代：“是小学五年级，1962年。大家都很喜欢的年轻的数学老师正在讲课。教室外楼地板突然响起人声杂沓，匆忙而紧张。穿着黄色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冲了上来。数学老师早已蹿出教室，奔向走廊尽头。孩子们在惊慌中四散。我们趴在四楼的栏杆往下看。……布着黄沙的操场上，数学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脸往上，刚好和我们对望。那黄沙，看起来那么淡漠，荒凉。那是我第一次听见‘匪谍’这个词。然后就听得多了。哪一个老师开学时突然不见了，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谈。一个每天在身边的人，突然‘蒸发’了，而大家都假装它不曾发生。”
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国民党当局延续了在大陆所谓“动员戡乱时期”的高压政治手段，最典型的就是继续通过情报特务机构推行“白色恐怖”。
藏书藏成了“政治犯”
今天，人们在有关资料里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两个典型案例：
王志鹏，一个不识字的马祖渔民。在1965年7月的一个早上，因为天气特别清朗，王志鹏说，“今天气候很好，风向、潮流也不错，开到大陆很近。”船主听见了，马上报告，王志鹏就成了“叛乱犯”，被判刑5年。
柯旗化，一位中学英语老师，因为思想“左倾”而被监禁17年。据说，罪证之一是他有一本《汤姆历险记》，作者是马克?吐温，和马克思有关系，都姓“马”。
其实，今天为人们熟知的作家柏杨、李敖、陈映真，都曾经在戒严年代被捕入狱。知识分子、进步青年是当年“白色恐怖”严厉打击的主要对象，他们纷纷成了“政治犯”、“思想犯”。
龙应台引述过一组数据：仅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当局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大概有14万人。龙应台说，当时所谓的“匪谍”里，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是极少数，而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而被构陷的小市民。在贫穷的年代，台湾人均月薪是200元，而检举“匪谍”的奖赏却常高达20万元。
1984年12月，台湾最后2个政治犯获得自由。他们坐满了34年零7个月的“思想监狱”，然后走向陌生的阳光。
“共产党的蛙人会摸上来”
戒严年代，带给台湾更多的是压抑和晦暗的社会紧张情绪。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台湾新新浪潮电影中反映那个年代的作品里，几乎都有着类似的阴郁、低沉的影调。
1975年赴美留学的龙应台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个美国同学知道我来自台湾就说‘你一定很会游泳？海泳？’我愣住了，觉得他问得很奇怪。我不会游泳，而且，台湾不会游泳的人很多，甚至在南部渔村生活的十年中，也很少见到村人在海里游泳。”
后来，龙应台想明白了：“在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里，台湾的海岸线不是海岸线而是警戒线。从14岁到23岁我住在一个渔村，当孩子们三五成群到海滩上去撒野的时候，总有荷枪的士兵来驱赶，枪上有亮晶晶的刺刀。晚上，海滩更是禁区，因为‘共产党的蛙人会摸上来’。”
“戒严年代”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整个台湾社会沉陷在紧绷的禁忌氛围里。有这样的说法，现在看来耸人听闻：如果爱上某个女人，求爱失败可以去打小报告，指控她是“匪谍”，她马上就会遭殃。台湾社会当时就弥漫着这样肃杀的气氛，好像“匪谍”就在身边，每个人都担心害怕说错话而被人恶意举报。
音乐也被政治审查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实施戒严，政治禁区自不用说，连艺术、音乐也被蒙上了恐慌的色彩。当时，国民党当局实施歌曲审查制度，未通过的歌曲要修改到合格才可以出版。审查歌曲每周一次，1979年到1987年共审查了320期，930余首歌曲遭禁。
歌曲被禁的理由不一而足，有的被认为是意境诲淫、文词轻佻、妨害社会善良风俗的“靡靡之音”，有的则被认为是为“匪”宣传、隐含政治暗示等。
“我的热情，啊，好像一把火……”，这首后来热到大陆的《热情的沙漠》被禁的理由，现在看来非常好笑，因为当局认为歌中的“啊”太淫秽，容易让人产生性幻想。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被禁有几种说法，其中最可笑的是被引申为期待八路军来，是“为匪宣传的左倾歌曲”。早期台湾流行歌后姚苏蓉被禁的歌曲高达八九十首，其中她的代表作《今夜不回家》，因为“家”被认为代表大陆，而“不回家”违反了“反攻大陆”政策，所以被禁。齐豫的《橄榄树》、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也曾被禁或被要求修改歌词。
台湾民众多能哼唱的闽南语歌曲都曾被列为禁歌。《四季红》因为影射红军，被迫改成《四季谣》。《烧肉粽》、《补破网》、《天黑黑》等因为当局认为歌词暗指政府无能，导致民众生活困苦而遭禁。
还有一首民歌《捉泥鳅》，原本歌词是“小毛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因为“小毛”被联想到毛泽东，硬生生地被改成“小牛”。
绿岛没有小夜曲
对台湾绝大多数走过戒严年代的人来说，绿岛带着禁忌与恐惧的阴影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陈岑发自北京绿岛，因为一首《绿岛小夜曲》而为大陆民众所熟知。但事实上，这座有着美丽名字的小岛，却是台湾“戒严年代”最重要的标本之一。
绿岛，距台东18海里。冬春季节，强烈的西北风将海面上的波浪刮起，撒在岛上的草木上，使之受盐分侵袭而干枯。从台东远眺，绿岛像是火灾过后，寸草不留，因此曾被叫作“火烧岛”。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这里专门用来放逐重大流氓犯。1951年，国民党当局在绿岛设“新生训导处”，所谓“新生”就是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在戒严年代，不少被认为持有异见的知识分子因言获罪，也有许多人因党派势力倾轧暗斗被以莫须有罪名遭致陷构，绿岛就成为改造他们的“思想监狱”。
关于当年绿岛政治犯的生活，台湾文史工作者徐宗懋搜集有一些当事人留下的亲历记述：“每天早饭后，都有一小时的‘小组讨论会’，讨论的题目由训导处统一提出，大部分是由上课的课程中抽出。每一组有一个经过政工训练的长官干事旁听，随时注意每一个人的发言，没有沉默的自由。”
“早点名时必须要张口大声唱《新生之歌》，集合时是练习新歌以及复习已经学会的老歌。这是件令我们痛苦但必须忍耐的事。记得《新生之歌》的歌词是这样的：‘三民主义的洪流，粉碎了我们的迷梦，我们不做共产党的奴隶，我们要做反共的英雄，起来，新生同志们！起来，新生同志们！’”
20世纪90年代后期，“政治犯”在台湾成为历史名词，绿岛的囚室也成了历史遗迹。据说，曾在绿岛坐监的作家柏杨努力奔走，希望促成在绿岛竖立“垂泪碑”，寓意期盼母亲们永远不需要在暗夜中为儿子哭泣。
名词解释：世界上最长的戒严令
“戒严”和“解严”是影响台湾半个世纪的大事。
何谓“戒严”？1949年，国民党溃败到台湾，为牢牢抓住这枚最后的筹码，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秉承蒋介石旨意，于5月19日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随后，当局颁布涉及党禁、报禁等100多项管制法令，并将“保甲连坐”制度搬到台湾，全面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戒严时期被称作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公民的参政权利与言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当局对政治异议人士逮捕、审判、囚禁甚至处决。
何谓“解严”？随着台湾经济腾飞、政治生态出现迅猛变化，以及两岸局势的缓和，要求解除戒严的呼声越来越高。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颁布“总统令”，宣布15日零时解除戒严令。至此，这个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走进历史。随后，1991年《惩治叛乱条例》终止，1992年“刑法”中言论叛乱罪的“法律依据”被废，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终于寿终正寝。
蒋孝严揭秘父亲解严
蒋孝严的一下个工作中心是实现两岸全面“三通”，继承他父亲“开放两岸往来”的遗志。
由于亲身参与解严前的准备，蒋孝严为我们回忆了解严前后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1987年7月15日之前，我已经提前知道父亲经国先生即将宣布解严的消息，只是具体什么时候宣布并不知情。”蒋孝严向《国际先驱导报》回忆说。
时任台湾“外交部”外交次长的蒋孝严还为解严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国安法’要重新制定，我跟当时国安局的局长经常交换意见。”蒋孝严说，他当时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让美国方面很快了解到我们（台湾）这么大的改变，而美国的意见我要让他（蒋经国）知道”。
这位解严亲历者对于20年前他父亲的这个改变台湾历史的举动，自然有自己的一番解读。
“党内大老曾力阻解严”
《国际先驱导报》：据说你父亲做这么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国民党内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是这样吗？
蒋孝严：当然，这是可以想见的。党内有些一些保守势力是反对的，包括几位大老，他们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认为这个决定会引起很大的冲击，但经国先生还是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我在想如果那个时候他不做决定，过了不到一年他就过世了，可能就没有人敢做决定，那整个台湾的发展、两岸的关系有可能就另当别论了。这是台湾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如果民进党认为，是因为他们的抗争才促使先父做这个决定，那他们错了。如果以先父当时的权力来讲，对付他们太容易了。
《国际先驱导报》：面对解严可能导致的社会失序，他当时有过担心吗？
蒋孝严：风险是绝对存在的。但他做这个决定，没有毫无任何风险的选择。我是认为，如果他把他那一任做完，而不是在1988年就过世的话，台湾的情况也会不一样。到时候接任的不一定是李登辉，只是我们现在很难从头走过。
我相信他做这个决定，肯定认为他的身体起码还可以再撑个几年，有这几年时间，他可以对台湾的形势作一个更好的调整，而不是像他过世以后所留下来的落差。因为这段落差而产生不同的结果，使得族群分裂，国民党内部问题重重，如果把他那一任做完，然后顺利地交棒，那台湾的情形应该是不一样的。
“解严是因为时代在变”
《国际先驱导报》：在台湾最近纪念解严20周年的活动上，民进党将解严说成是他们的功劳，你觉得这个说法对你父亲来讲公正吗？
蒋孝严：他们这么说，我一点都不意外。他们对历史的态度向来采取歪曲、模糊的态度来为选票服务，历史已经成为民进党的工具。
我们要知道，先戒严才有解严。1949年到1987年这么长的时间，按照民进党的讲法好像戒严就是压制他们所谓党外人士，然后迫害台湾人，没有任何的自由，言论结社自由都被钳制，然后他们采取抗争，经过民进党的前身所谓的党外组织，不断地施展压力，加上得到美国国会的协助，一起内外呼应，在这种压力之下，经国先生才做出解严的决定，实际上他们弄错了。
解严的大背景和推动力是20年前整个时空的发展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
《国际先驱导报》：什么变化？
蒋孝严：经国先生在解严前曾经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在中国国民党一次常会提到：由于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环境在变，所以才决定要解严。对内从1949年到1987年，台湾内部也进行了很多的选举，很多的过程。时机差不多了。
外部环境方面，20年前，经国先生已经看出来国际上的冷战要告结束，另外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跟大陆的交往要采取划时代的改变，他看到大陆也慢慢采取开放的政策。所以在他过世前决定台湾老兵可以到大陆探亲，开放两岸的交流，这是很重要的。
“两岸交流是大势所趋”
《国际先驱导报》：你父亲到台湾从事政治工作的时候，还是白色恐怖的时代，为什么到晚年才提出解严，提动台湾民主化？
蒋孝严：在他“执政”的时候，就已经在推动台湾民主化了，比如引进台籍青年到各级部门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化解外省、本省之间的藩篱，然后一层层的选举都在进行，先从县市长的选举开始。
《国际先驱导报》：关于解严的事务，你曾经和你父亲做过面对面的沟通吗？
蒋孝严：70年代、80年代我们的父子关系还不方便公开，所以没有办法当面沟通这件事情。当然，比如美国的立场和态度，我会很快透过相应管道直接送到他办公室，有的是我自己做的重要整理，然后用书函的方式，透过王升将军转到他老人家手里面。
《国际先驱导报》：他对你做的工作评价如何？
蒋孝严：有时候王升将军跟我说，“你父亲对你最近工作表现非常满意，也很高兴。”
《国际先驱导报》：你觉得解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蒋孝严：当然是两岸的关系。过去20年里，因为两岸交流的启动，使得两岸现在交流这么密切，贸易这么频繁，这是在20年前很多人不敢想像的。
我个人觉得“三通”是一定要做的。2003年推动台商春节包机的时候，民进党也批评我，说我违背了经国先生反共的意志和目标，实际上他们错了，经国过世前是要启动两岸交流的。
“历史不容被政治挟持”
《国际先驱导报》：有观点认为民进党把台湾带入了一个新的“白色恐怖”，你赞同这个观点吗？
蒋孝严：当然是。在过去的六七年里面，民进党又在开民主的倒车，比如制造族群的对立，完全以意识形态来治理，谈不上民主也谈不上进步，完全可以叫做“民主退步党”。
这不仅仅是遗憾的事情，我觉得应当感到很警惕，尤其“政府”贪腐的程度，而且司法的制度跟以前相比也是在往后倒退。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检讨过，在台上这么久，找不出向人民交待的理由，总是把历史的问题拿来操作，没有其他可以振振有词的主张，只有翻老账、旧账。
在整个历史的江河里面，他们的这些主张一定会被否定的。在未来回过头来看，他们的这些话是不值一笑的，错误的。
事实上，台湾老百姓也很反对他们在操弄这个议题，否定历史，消费经国先生的决定。我相信民众会在明年的选举中让他们付出代价，让他们知错悔改，但是国民党本身也需要努力，也需要争气。台湾现在很多媒体也绿化了，可是历史毕竟还是历史，只能短时间欺骗少部分的人，不可能长时间欺骗所有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从白色恐怖到绿色恐怖
揪住历史小辫子、制造“伤痕政治”的民进党，自己反而在台湾掀起“绿色恐怖”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获稻、张文生发自北京、厦门 7月15日是台湾解严20周年纪念日。围绕这个共同经过的历史事件，蓝绿两大阵营的说法却是大相径庭。岛内媒体称之为“一个解严，各自表述”。
假借历史拼选举
在“戒严”和“解严”的问题上，民进党拥有天然的话语优势，自然不会放过这样大好的炒作机会。陈水扁7月11日通过录像谈话称，促成解严的远因是“美丽岛事件”后风起云涌的台湾社会运动，近因则是民进党的诞生。他宣布把7月15日定为“台湾解严纪念日”。次日，他在接受民视采访时重申，解严不是蒋经国的“德政”与“赏赐”，而是“台湾人民争民主、争自由的成果”。
除了口诛笔伐，民进党“做秀”的本领向来无人能望其项背。7月14日，陈水扁、谢长廷、张俊雄等人上演了一场“变装秀”，来到1986年发生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龙山寺，穿上当年的抗议服装，重现抗议国民党统治的“壮举”。民进党还找来一批群众演员，扮演当年的警察将寺门重重围住，惹得民众纷纷来看热闹。
对于民进党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马英九反问，解严纵然不能说成是蒋经国的“恩德”，但民进党把功劳全揽到自己身上，难道不心虚？
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秘书长李焕透露，蒋经国曾对他坦言心中有改革国民党、解除戒严与开放中国大陆探亲三个愿望，并在有人担心危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仍坚持推动解严，不能认为完全是被逼无奈。
英国作家奥威尔说：“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对历史的解释，从来都是政治斗争中打击对手的不二法门。蓝、绿双方在解严问题上的口水仗，自然不是单纯要厘清历史，而是服务于现实的政治角力：民进党要揪住历史的小辫子挑起种族纷争，转移民众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国民党则要甩掉历史的包袱，全力向前看。
台湾社会仍然噤若寒蝉
正如国民党发言人苏俊宾所说：“民进党执政，已让民众看不到未来，只好曲解历史来获得政治上的剩余价值。”
的确，台湾从1987年解严至今，许多民众仍然时时感到政治上的压抑。尤其在民进党上台以后，打着所谓“国家安全”的政治旗号，到处怀疑“匪谍就在你身边”；对台湾社会展开意识形态的斗争，给统派贴上“联共卖台”的标签，使台湾社会处在噤若寒蝉的政治气氛中。难怪社会各界以“绿色恐怖”，来形容民进党上台以后不择手段打击政治对手的卑劣手法。
就拿陈水扁来说，无论在选举造势场合，还是会见媒体时，他永远不会改变的是絮絮叨叨地重复其“反共”的政治论调。有什么样的当政者，才有什么样的狗腿。台湾当局的“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在接受美国《国防新闻》周刊采访时宣称，“潜伏在台湾的共谍与日俱增，超过5000人”，他本人在台北就搭乘过“共谍”驾驶的出租车；吕秀莲也表示搭乘过“共谍”驾驶的出租车。台湾新任“国防部长”李天羽甚至还公开抹黑说：“中共为了强化其统战工作，掌控及收买部分媒体做其同路人，一方面协助其收集情报，另一方面替其代言，专门攻讦政府及打击特定人士。”
为了打击政治对手，民进党当局同样继承了蒋介石政治、司法迫害的一系列手段。2006年，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发起百万红衫军“倒扁运动”，结果民进党主席游锡?公然宣称：“这次倒扁行动背后有很大阴谋，中国是‘藏镜人’。”
2006年5月国亲两党联合在“立法院”提出针对陈水扁的“罢免案”，结果台湾南部绿色的地下电台在广播节目中号召“勇敢的台湾人”组成“敢死队”，不惜流血、牺牲性命，一定要找机会杀死马英九等“中国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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