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系列：天灾降临：三国历史进程中的隐藏炸弹 原创 鹰眼荷鲁斯 历史心发现
三国时代的灾害连环
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各种灾害不可谓不多，而在大分裂和大动荡的三国-西晋时代，灾难就更加频繁了，根据《中国灾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的统计，由从曹魏建立，到东晋灭亡，这二百年的时间里，共发生水、旱、疫等八种灾害，共计534次，发生率高达267%，也就是说，平均不到5个月就有一次灾害发生。作为后人很少注意的点，瘟疫深度地介入了三国乱世，并给那个时代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在气候变化和瘟疫和饥荒的互动关系上，几个变量属于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比如和旱灾相伴的是蝗灾，蝗灾会极大影响农作物的收成，导致居民的体力减弱-营养不良-机体抵抗力下降，为了谋生，平民会食用一些非常见的食物，比如野生动物或自死动物，这些动物身上极有可能潜藏病原体，对人类健康造成重大的威胁；而瘟疫会导致疫区人口向其他地方流散，在大量流民和军队经过的节点性城市，比如洛阳，会稽，南阳，荆州等地，瘟疫造成的破坏会比其他地区更大。大规模的战争和人口迁徙，以及对人口的掠夺行为，又会导致人口向一些陌生的地理分区流动，比如南中，夷洲，南方丘陵地带等等，会让和平居民接触到不常见的病原体；在南方地区自然水灾和水攻之后容易诱发血吸虫，寄生虫一类的疾病；在安帝永初元年至献帝建安末，有记载的灾难共有水灾34次，旱灾35次，蝗灾19次，这些灾难都为各种瘟疫流行制造了大前提。
总体上看，北方地区的疾病类型主要是伤寒一类的瘟疫，比如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写道：“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而在南方地区主要遇到的就是瘴气，霍乱，或潮湿地带的寄生虫系疾病，比如更早的时代，马援带领的南下汉军在武陵地区遇到的瘟疫，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三国志》中也明确记载了华佗曾经治疗过寄生虫类的疾病，可见这类病症在当时不可谓不普遍，虽然看起来很玄乎，但很明显蛇就是寄生虫：
佗尝行道，见有病咽塞者，因语之曰：“向来道隅有卖饼人，萍齑甚酸，可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悬于车而候佗。时佗小儿戏于门中，逆见，自相谓曰：“客车边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进，顾视壁北，悬蛇以十数，乃知其奇。
除此之外，麻风病，黃疸，肺痨（注病），踵（足部畸形），眼盲，细小（营养不良/侏儒病），颠（癫痫），涨（账气病），痈疽（背部生疽）等等。
三国时代的瘟疫时间分布
在疾病的发生时间上，夏季和春季是多种疾病的高发季节。在北方，人们经历了寒冷的冬天，当天气由寒转暖，人体的免疫屏障较为薄弱，细菌和病毒之类的致病微生物很容易侵入人体，从而引发疾病。夏季由于气候炎热，河湖地区容易滋生蚊虫和寄生虫，再加上夏季也是军事行动的高发期，高温容易引发尸体腐败，食物变质，这也容易加剧瘟疫的传播。
战争和瘟疫的关系
在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流行的基础上，瘟疫本就容易发生，而当战争加入到互动中时，战争和瘟疫的乱麻就更纠结不清了：
从古到今，瘟疫是战争的孪生子，在东汉末年更是如此，在之前的基础上，战争会让大量军事人员和非战斗人员聚集在一个区域内，大量的人员聚集为瘟疫创造了足够的传播途径，病原体和易感人群，就容易导致瘟疫的发生；三国格局形成之后，三方大量调动上万乃至上十万人规模的军队，而且长期驻扎在一地，比如在围城战或者野战中会制造大量生活垃圾，这就为疾病兴起创造了条件；尤其是伤病者的尸体如果没有妥善的处理，那么就很容易成为新的瘟疫源头。
而且在围城战斗中的士兵可能比野战时更容易成为易感人群：因为处于围困中的士兵作战任务繁重，心理压力巨大，所有人都缺医少药，缺乏食物，不仅作战部队会因为缺乏军粮战力大减，比如曹魏围困江陵的战斗中，吴兵就因为营养不良出现病症：”魏文帝自住宛，为其势援，连屯围城。权遣将军孙盛督万人备州上，立围坞，为然外救。合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时却退，合据州上围守，然中外断绝。权遣潘璋、杨粲等解，而围不解。时然城中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
在激烈的交锋中，新战死者的遗体会因时间或场地有限而无法获得妥善处置，进而在城中和城下造成瘟疫。比如曹丕在《敕还师诏》中就提到了伴随着围城战的惨烈疫情：“……中军、征南，攻围江陵，左将军张郃等舳舻直渡，击其南渚，贼赴水溺死者数千人，又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染污。”特别是三国时代的南北战争中，在位于南北交界地带的中部地区，各方都会使用土木工程发动水攻或借助自然的洪水作战，这方面的代表有关羽的水淹七军。但是在夏秋季发动这种攻势之后，不及时收拾战场就很容易造成次生瘟疫。
最后，如果大队人马进入相对陌生的地理和气候环境，那么陌生环境也会给士兵造成巨大的心理和生理压力，这一点不仅为各种探险者所证明，此规律同样适用于历史上的各种远征军，比如东吴对东海夷洲进行的考察活动就因为气候原因一度吃瘪：东吴对此用兵的用意原本是像掠夺山越一样掠夺当地人口，但是陆逊却劝谏孙权：
“（孙权）欲偏师取夷州及珠崖，皆以咨逊，逊上疏曰：臣反覆思惟，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现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又珠崖绝险，民犹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民不足亏众。今江东见众，自足国事，但当蓄力而后动耳”；全琼认为此举是“亏江岸之兵，以冀万一之利。”最后果然，吴军收获的夷洲人口和东吴自己的损失很难相抵；而曹操南下讨伐孙吴时遇到的疾病，和北人对南方气候缺乏适应不无关系：“（孙刘与曹操）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正是基于历次南征总结出的经验，所以在西晋灭吴的前夕，基于夏季可能会因为江水涨潮，气候炎热，有利于善于水战的吴军行动，但是对北方人而言，”江淮下湿，疾疫必起”，所以晋军认为：“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易侯来冬，更为大举”。
瘟疫对于战争的影响
虽然经常被忽视，但是瘟疫作为战争的调节性变量，对于战局进展产生了加速或者延缓等不同的影响。比如北方势力在历次南征吃亏之后，不得不将南方的夏季高温，水师，瘟疫，气候等变量纳入庙算的范畴，比如在司马昭的伐吴方略中，“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湿，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在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南北朝时代的北方南下会注意避免在盛夏行动，但是南方则可以借助春夏季江上上涨，利于用水路运兵，而且士兵更扛炎热的优势在夏季北伐。
在当年的长江流域，血吸虫病非常常见
而且从长期来看，瘟疫和疾病会对一个地区的居民体质造成较大影响，比如当时整体欠开发，地广人稀的南方地区自然条件整体上比北国更恶劣：根据湖南长沙走马楼吴简的记载，当时东吴地区的普通士民，有很多人都有腹心病，所谓的腹心病，就是血吸虫病，这种病在先秦两汉时代的南方地区非常常见，可能和楚地居民多吃河鲜，但消毒杀虫技术不成熟有关系，在现代医学传入前，寄生虫类疾病是令南方居民生活困苦的长期问题之一。著名的马王堆汉墓女主人，西汉女贵族辛追的遗体显示，墓主人的体内不乏鞭虫卵、蛲虫卵、血吸虫卵，在那个年代就连王公贵族都无法免于寄生虫的困扰，更何况更多普通百姓呢？
也是因为南方地区潮湿多水，霍乱和痢疾等疾病也很常见，在当时就连一些重要人物都无法幸免，比如痢疾的最知名患者就是蜀先主刘备：在他给刘禅的遗诏中，就提到了痢疾：“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
除了造成居民的非战斗性伤亡之外，瘟疫还在当时催生了各种瘟疫文学，比如以哀悼，悼亡，送别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的兴起；此外，生死的无常和频繁的下葬已经让儒家经典对世界规律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神秘而诡吊的氛围导致了神秘主义气息在中华大地上的泛滥，无论是太平道还是五斗米道的兴起，都体现了旧逻辑和秩序崩坏之后，神秘主义的大行其道，五斗米道甚至在汉中地区建立起了半神权性质的割据势力。
为了控制瘟疫制造的潜在影响，三国时代的各方势力在战争之余，也在努力控制瘟疫造成的恶劣影响，除了祭祀，傩戏，岁首除瘟，避暑饮，九九登高等宗教和民俗手段外，各方都有很多现实的抗灾手段，比如及时掩埋疫区的死者尸体，或者及时分发食物与药品给民众抗疫，为了防止因为疫情造成人口流失，当时各方还会对疫区轻徭薄赋，以防止损失最宝贵的人口资源，比如219年，荆州发生瘟疫，孙权下令免除荆州的租税以稳定人心。当然，三国时代的种种乱象，只是之后更加混乱的历史的预演，之后的两晋南北朝，历史只会更加混乱，更加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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