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的长沙，虽然已经进入秋季，但热浪还是一阵又一阵地袭来。像长沙的天气一样，人们对这座千古名城的关注，一直保持着热度；别具风韵的长沙，总有一束束光，吸引世人的注目和向往。在这些光束中，有一束光来自古城东南的天心阁。
最近，天心阁频频名列长沙热搜榜，大家在搜什么？
搜古阁的前世，这里是长沙的第一个市民公园，今年恰逢天心阁开辟为市民公园整整100年；
搜名楼的今生，这里正在建设全省首个光影公园，不久便向市民开放，千年之前的观星之所，将在这里呈现手可摘星辰的现实场景，长沙人将切身感受梦想照进现实的美妙和浪漫；
搜阁上的血脉，千古名阁，只是长沙一角，但正是这块方寸之地，浸透了这座古城的喜与悲、笑与泪、血与火。
长沙三千年，都在光影里。作为长沙现存的唯一古城墙遗址，登临天心阁更深层的意义，是探寻千年古城的根和脉，触摸现代星城的灵与魂……
一
100年前的初夏时节，一场又一场梅雨，将长沙浇了个透，整个城市弥漫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绪。彼时的长沙，正在干着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修筑长沙首条环城公路。
修环城公路，是三度主政湖南的谭延闿实施“新政”力推的一件大事。1912年，时任湖南都督的谭延闿，上任伊始，便下定决心，要拆除长沙旧城墙，修筑环城公路；到1917年，再度督湘的谭延闿，下令设立长沙商埠马路工程处，并拟定了《长沙北关外商埠马路工程计划书》；1920年谭延闿第三次主政湖南，这年8月，他下令设立长沙市政厅，随即发布了《长沙筹备市政说明书》和《长沙市政计划书》，将铲平城墙列为长沙市政工程的第一件要事：“长沙市政工程，第一莫如铲平城垣，并修筑环城马路，以除障碍，而得交通……”；到1923年，长沙市政公所下设的马路工程处成立，环城马路的修筑工程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拆墙修路扩城”，路之所向，逢房拆房，遇墙推墙，堪称近代以来长沙规模最大的一次旧城拆除改造行动。
这个大动作，将长沙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原本守护着城民安宁的古城墙，一节又一节，一段又一段，在原地轰然倒塌……
这时，一位中年男子实在坐不住了。眼瞅着渗透长沙血脉的13个城门口，一个个悄无声息地消失，他有一种这座古城的灵与魂正在灰飞烟灭的感觉。到1924年，长沙古城因为修路行动，已经只剩下最后一段古城墙了！
不行，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他来到城墙垛口上，面向现场的施工队伍振臂宣言：我要睡在城墙上，与城墙共存亡，你们要拆，就将我埋在城墙里！
因为这位汉子的以命相搏，当局最终决定修改环城马路规划，将原拟拆除古城墙的路段改为绕城墙而过。“阁上九霄迎日月，城留一角看江山。”长沙终于留下了古城墙的一角。
二
这一角的所在，名为天心阁，这是一个境界辽阔的名字——“天高地迥，心旷神怡。”
这一搏的汉子，名叫曹典球，这是一种城市精神的传承——“眼观天心，脚踩地骨。”
曹典球为何方神圣？那堵墙关他什么事，何至于舍命相护？
曹典球是从长沙县黄花镇（当时叫万寿都曹家坪）走出来的一位奇才。出生于1877年的曹典球，18岁时与杨昌济、徐特立为同科秀才，后任过南京政府教育部主事，当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1934 年至 1935 年还代理过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虽是科举出身，但他丝毫没有迂腐之气。1912年，曹典球襄办湖南官矿局，创办了黑铅冶炼厂；1914年，他担任汉阳造纸厂厂长，率先引进美国造纸机器，并聘请美国工程师，当时被誉为“官营纸厂之最大者，亦中国造纸厂之翘楚也”；1916年8月，谭延闿任命曹典球为湖南造币厂厂长，不久他又集资开办一家炼锑厂。在教育界，曹典球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1922年，曹典球用自己多年积蓄创办文艺书院，后来又创办文艺中学，长沙的文艺路就是因为纪念文艺中学而得名。
让曹典球名留青史的，更是他的护墙壮举。长沙当时修环城公路时，曹典球担任着一个很重要的职位：长沙市政公所总理。这个位置其实就是直接负责管理和执行环城公路建设的。精于实业的曹典球，也应该深知开埠通商、修路拓城对于一个城市发展的长远意义。所以，对于修筑长沙首条环城公路这个大手笔，他是积极支持和尽力推动的。但当修马路与毁城墙两个砝码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时，生于斯、长于斯的曹典球，心理的平衡慢慢倾斜了，他无法再向前迈开因为修马路而毁古城的步伐。在多方奔走、劝说无效的情况下，这位性格温和而内心坚定的47岁中年汉子，终于忍不住了，由听令者变成了抗令者，毅然决然地使出了誓与城墙共存亡这一招。
这一招，终于留住了一堵墙。当年8月，这里被辟为市民公园，这是长沙市的第一个市民公园。1932年，这里又建立了长沙首个儿童健康公园。
新中国成立后，已过古稀之年的曹老先生，有一次登临天心阁看菊花展，看着眼前的人流如潮、笑声阵阵，遥想当年自己的挺身而出、孤身奋战，不由百感交集、老泪横流，感慨系之，他当即赋诗一首：“高阁何由得此名，清初明代尚纷争。天心哪得人窥见，地骨应同岳构成。新植黄花无瘦损，分流碧浪示和平。忍思少壮登临日，狂笑翻催老泪横。”
1959年6月27日，当时担任省政协常委、省文史馆副馆长的曹典球，突然接到一个邀请，应邀去蓉园参加一个晚宴。就是这个邀请，让曹老更加明白了当年的舍命付出，是多么的值得。当晚，进入蓉园后，他万万没想到，点名要他参加晚餐的，竟然是毛泽东主席。当时一起用餐的还有程潜、唐生智、周世钊等湖南各界名士，82岁的曹典球是受邀客人中最年长者，毛泽东特意请他坐到自己身边。席间，毛泽东特别提到曹老保护天心阁古城墙的壮举：“听说在1924年，是籽谷（曹典球字）老先生的一股霸蛮的韧劲，才保留了长沙的部分古城墙和天心阁，这种精神难能可贵呀！”毛泽东说到此，向典球老先生竖起了大拇指，在座各位纷纷向曹老投来敬佩的眼光。
天心阁的古城墙可以做证，霸得蛮的韧劲，一直深植在长沙人的精神血脉之中！
三
为什么长沙其他地方的古城墙没有人舍命护卫，而独独天心阁这一段251米长、13.4米高、6.1米宽的古城墙，能够历经风雨而依然巍然矗立于大城之南呢？这无疑与天心阁烙下的独特文化印记有着必然联系。正如长沙书法家胡六皆先生书写在天心阁迎暾亭上的那副对联描述的一样：“故城自有千秋意，峻节能牵万古情。”
天心阁上要表达的“千秋意”，要承载的“万古情”实在太多太多了。
不知哪一个良辰吉日，也不知哪一位神人大仙，突然在古城长沙东南方山丘上的一个最高处，发现了一块风水宝地，尽管那里还是遍地荆棘、荒无人烟，但还是有人给这片山头起了一个很大气的名字：龙伏山。有了洋气的名字，便开始讲洋气的故事。当时的星象学家，应该颇具浪漫情怀，他们在龙伏山上看不到龙，但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由此传播开了一个让人激动千年的故事：龙伏山山巅，正对着天上的一颗星，那颗星就叫长沙星。于是，有人就地取材，用山土作砖，山木作料，在山巅上搭了一个可以观察天象的台子，给台子取了一个诗意的名字：天星阁。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善化县（长沙）知县唐源在《分地方申详》中记载：“善化所辖城内之地……南抵天星阁。”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天星阁”三个字的组合。
看星星看久了，也会觉得单调。“天星阁”便慢慢增加了别的功能。清乾隆初期，有人又在这块龙脉之地上建起了文昌阁，供上文昌君和魁星像，引来无数读书人朝拜。阁楼经不住风吹雨打，到乾隆中期，阁楼坍塌。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杨锡绂任湖南巡抚，在他主持下重建阁楼。他引用《尚书》“咸有一德，克享天心”之意，将新建阁楼命名“天心阁”。
天心阁真正呈现气象万千的气质，与清乾隆时期的一位杰出才俊有着密切关系，他叫李汪度。李汪度可是那个年代与纪晓岚齐名的“牛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李汪度受任《四库全书》总阅官，《四库全书》总纂官便是纪晓岚。这位皇帝身边的“红人”，做了两年时间的乾隆帝起居注工作后，被派到地方锻炼。他到地方的第一站，便是来湖南。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30岁出头的李汪度调任湖南学政，这个职位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满腹经纶、意气风发的李大人到任后，自然想要一展身手，展现一番作为。他选择最为拿手、也最能引起关注的文化行业着手，在时任湖南巡抚觉罗敦福的大力支持下，开始重修天心阁。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天心阁重修后，李汪度撰写了一篇《重修天心阁记》，留下了一篇历史性的经典美文和“振人文而答天心”的名句：“会城东南隅，地脉隆起，崇垣跨其脊……冈形演迤，遥与岳麓对，上建天心、文昌二阁以振其势，后乃额天心于文昌，而省其一焉……则所以振人文而答天心者，于是乎在，岂徒为青乌家占形胜，漫作游观之地也哉！”
此次大修之后，奠定了天心阁由观星之所到文脉之地的地位。
天心阁古城墙上，那枚著名的“红袍大将军”已是锈迹斑斑。拂开尘封的历史，可以看到天心阁曾经的遍体鳞伤。天心阁是老长沙城的制高点，下面虽然没有城门，但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以势如破竹之势，奔袭长沙，原以为可以轻取这座城池，谁料，一声炮响，太平军猛将萧朝贵战死城墙之下。其实，当时由于太平军昼夜轰城，天心阁也是千疮百孔。第二年（1853年），湖南巡抚骆秉章利用战事平息的间隙，对天心阁古城墙进行整修，并在天心阁左右两侧加设炮台九座，派重兵把守，天心阁军事功能从此大为强化。
同治三年（1864年），湖南巡抚恽世临再次对天心阁城墙进行加固，将城墙顶面扩展至七丈多，新建阁楼宽度比原来增加一倍，高度达五丈；同治四年（1865年），湖南巡抚李瀚章历时5个多月，对天心阁进行了一次精心修葺；同治八年（1869年），湖南巡抚刘崐对天心阁进行全面修缮，在主阁前建两层副楼，副楼前开一条南北向通道，通道靠城墙边沿上建石护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湖南巡抚端方对天心阁再次进行大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湖南新化走出来的建筑学大师刘敦桢，将天心阁的修建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刘敦桢是我国建筑教育和建筑史学领域中的奠基人和泰斗，和梁思成齐名，在中国建筑界被称为“南刘北梁”。1928年，宁乡人鲁岱接任长沙市政筹备处长，呈请省政府拨付专门款项，天心阁进行重建。重建工作由刘敦桢主持，他为了使新的天心阁和旁边的古城墙融为一体，凭借自己建筑学专业的绘画功力，数易设计稿纸，终于把一座崭新的天心阁镶嵌在了天心公园里。重建的天心阁，三阁鼎峙，气度不凡，阁之南北两端，以旧城垣为引道，中嵌石磴，左右护以白石栏杆。阁上画栋飞云，珠帘卷雨，别有一番新气象。
可惜，1938年的“文夕大火”，将刘敦桢的心血之作烧成了一堆灰烬。
1983年，在旧址之上，长沙决定重建天心古阁。因无老图纸可依，便在全市征集设计图纸。后来有一位老人献出了珍藏的原阁大幅正立面照片，根据这幅照片，才确定了重建天心阁的方案。1984年12月，重建工程竣工，既恢复了古阁雄姿，又展现了长沙新貌。天心阁重新面世后，当时主持修复工作的长沙市副市长潘基礩心潮澎湃，激情难抑，写下长联一副表达自己的心声：“高阁出重霄，揽衡岳抚湘流，纵几度沧桑，卷雨飞云，终如人愿；古城多胜迹，缀珠玑添锦绣，系万家忧乐，鞠躬俯首，毋愧天心。”
四
登上天心阁古城墙，临风而立，极目四方，远处青山如黛，玲珑可爱；近处灯火璀璨，风月无边。此情此景，脑海中不自觉地蹦出清代学者黄兆枚为天心阁题写的那句名诗：“四面云山都入眼，万家烟火总关心。”
天心阁上与万家烟火发生链接的故事，一直在持续不断地书写着。
在不灭的“烟火”中，天心阁上烧得最旺的那把火，无疑是“文脉之火”。
天心阁的“朋友圈”，最多的是文人墨客和各路名士。尤其是城南书院迁址城墙下，给天心阁带来了更多的“流量”。城南书院其实开始并不是一个书院，是南宋大儒张栻之父张浚建在城南妙高峰的一处居所，建于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后因张栻和朱熹曾在此讲学论道，城南书院便因此声名远播。张栻召为吏部员外郎回朝离开长沙后，书院逐渐荒废，只在妙高峰寺内留下张浚手书“城南书院”四字匾额。城南书院真正成为书声琅琅之所，是乾隆十年（1745年）。有一天，时任湖南巡抚的杨锡绂赴河西岳麓书院视察，却发现学生寥寥无几，这位特别重视教育的巡抚，探问其中的原因，才知道只因长沙城到岳麓书院“中隔湘江，稍遇风涛，士子即畏涉不前”。杨当即决定在湘江东岸兴建一所学校，解决上学难的问题，恰巧在都正街都司衙门有空署一所，于是将其改建成书院，新建的书院在城之南隅，且距妙高峰原城南书院旧址不到一公里，故校名仍称“城南书院”。仅一个月时间，书院便建成书舍80间，从此，弦诵之声在天心阁下响起。
城南书院在天心阁下存在了77年，后回迁到城南书院的始创地妙高峰。
由于城南书院的加持，天心阁烟火气更浓了，文艺范更足了。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吟咏天心阁的诗词和对联大量涌现。据粗略统计，有记载的天心阁的诗联达900多首（副），其中很多都是流传甚广的名家名作。晚清诗文大家和知名人士何绍基、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等都曾多次登临天心阁，留下了直抒胸臆的诗文佳作。
文人雅士们，相聚天心阁吟诗作对，成为那个时代的时尚。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重阳时节，由著名学者邓显鹤召集，在天心阁举办了一次名士云集的吟诗盛会。大咖们登临古阁，把酒临风，灵感奔涌，风流尽显，这次活动共收集诗稿319首，后来刊刻成《城南唱和诗》集，成为传诵一时的畅销之作。
五
“一座天心阁，半部长沙史。”
天心古阁虽然历经修补和重建，但其气韵一直流淌在长沙的历史长廊中。风云际会的天心阁上，那种“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随着时代的变幻而汩汩冒出来。
1915年5月的一天，一位学生模样的高个青年，来到天心阁，尽管当时天心阁上阳光和煦，气候宜人，但青年看上去有些情绪低落，甚至有些迷茫。当时正值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震惊和愤怒。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这位青年对教育救国与改良主义抱有的一丝幻想彻底打破了，但救国救民的道路到底在何方，这位青年陷入了沉思中。
这位青年，便是毛泽东。那时，他正在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求学期间，毛泽东经常从妙高峰抄近道登上天心阁，面对浸染着岁月风霜的古阁，他脑海中时常萦绕着一时难以找到答案的“时代之问”。有一次，他和他的老师黎锦熙、方唯夏一同来到天心阁，看到青年毛泽东情绪不高，老师们便指着天心阁楹柱上的名联“四面云山都入眼，万家烟火总关心”启发他，毛泽东豁然开朗了起来，并悟出一个道理：只要将“万家烟火”这四个字所代表的天下忧乐记在心上，人自高远，心自广博，“妖雾迷漫，总不过是一时的过眼烟云。”当晚，毛泽东奋笔疾书，写下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后来，毛泽东走出校门，通过徒步游学、开办夜校等社会实践活动，开阔了视野，他更清醒地认识到只靠教育和改良救不了中国。
可以说，天心阁，见证了青年毛泽东“问苍茫”的过程。时隔45年之后，毛泽东于1960年5月，又一次登临天心阁。他情不自禁地感慨：“风雨古阁，旧事难忘呀！”
天心阁，承载了许许多多的旧事，而这些旧事，往往开启的是一个时期的新篇。
“湘江一碧水如油，万里云山古翠浮；未必儒生逢世难，悲凉不是杞人忧。”这是维新志士唐才常1898年登上天心阁时抒发的情怀。当时，唐才常和熊希龄、谭嗣同等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创办了政治学术团体南学会，天心阁是其集会的主要场所。“开民智、伸民权、一民心”的维新思想通过天心阁更广泛地传播开来。
1905年，革命党人陈家鼎受孙中山、黄兴的委托，由日本回湘组织同盟会湖南分会，禹之谟任会长，机关办事处即设在天心阁三楼。1911年3月2日，革命志士、新军领袖刘文锦召集56名同道之人，在天心阁上谋划起义之事。与会人员面对湘江，共同宣誓，共约死生。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长沙首先响应。18日，焦达峰、陈作新密约新军在天心阁中策划布置，22日起义一举成功，胜利的大旗，插到了湖南同盟会最早的秘密领导机关天心阁上。
抗战时期，天心阁更是“硬扎长沙”的见证者。
由于天心阁占据长沙城内制高点，三次长沙会战，天心阁都成为抵御日军重点布防的主要阵地。天心阁还是抗战中的防空观察哨所、防空警报台和反空袭作战的高炮阵地。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有人记录天心阁的战斗场面：天心阁成为最前哨的高地。在这块高地上面，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敌我在短兵相接时候的肉搏战，而在枪炮交响声中，天心阁这块高地仍旧矗立在南门的边缘。
抗战胜利后，担任过第73军军长、亲历长沙会战的抗日将领王东原，于1946年6月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他决定在长沙会战的重要纪念地天心公园内兴建一组纪念性建筑，以永远悼念在长沙抗日会战中牺牲的将士。建筑由崇烈塔、崇烈门和崇烈亭组成，位于公园北大门至天心阁城墙下的一条直线上，从低到高，拾级而上，仿佛奋勇抗敌的将士们就浮现在眼前。崇烈塔等落成之日，王东原撰写一联哀悼抗日阵亡将士：“忝领师干，几回奏凯几行泪；为崇功德，一度秋风一瓣香。”
阁楼无语，城墙无言，但历史的回声总在耳边响起。2005年11月12日，抗战胜利60周年和“文夕大火”67周年之际，长沙在天心阁西厢的一块绿地上，立起了一尊“文夕大火”警世钟。这块重达1吨的青铜大钟，悬挂在残垣断壁造型的铸铜雕塑横梁上，告诫后人永远记住这一天：1938年11月12日。
战火让古城长沙一度成为一片焦土，3000多人葬身火海，40多万人失去家园；如今，在曾经的焦土上，不但“长”出了崭新的天心阁，一个现代化的新长沙也正在拔节生长。
天心阁是古城长沙孕育的一个命运多舛的孩子，有记载的改建、扩建、大修、重建超过20次。在岁月的变迁中，天心阁由观星之所，发展成为文脉之地，直至成为守护城池的屏障，那里的城墙上，上演了一轮又一轮血与火的故事，记录了一次又一次胜与败的经历。天心阁上的一副对联，似乎在时时提醒，在岁月的深处，总会有一些萦绕于怀的梦想和情怀与时光同在：“访胜上层楼，美景宜人，览物莫忘家国事；凭栏思屈贾，高风在抱，放怀须继古贤心。”
“千秋人杰数今朝，一阁城南开胜境。”初秋的夜晚，走进天心阁，看到的是灯火通明的建设场景，全省首个光影项目的实施正在进入扫尾阶段，这个月底，夜游天心阁项目便会向市民开放，届时，人们将在魔幻的光影中感受着长沙古朴与现代、历史与未来的独特魅力。
历史之光，照亮的是未来之路；过去之影，映射的是脚下之行。这许是天心阁升级为光影公园的深意所在。
作者/胡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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